前言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白乐天所赋史诗《长恨歌》，乃颂玄宗与玉环情爱。“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李义山《骊山有感》则暗示玄宗结合玉环乃“新台之丑”（“新台”典出《诗经》，乃卫宣公纳媳之事）。对勘两唐书“后妃传”，“旧书”不表，“新书”揭玉环“始为寿王妃”，以人情揣之，玄宗召幸玉环，彼是否完璧之身，本甚为明了，不想后有朱竹垞徒生枝节，乃为史家之公案。
关于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玉环适李隆基时是否完璧，以及钱钟书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将其列为民国文学研究的反面典型进行批评，为当代学林所周知，已算不得什么掌故。近日蒙朋友相赠《杨贵妃 : 大唐帝国的荣华与衰亡》一书，一时心血来潮，搜罗此节材料，发现先前关于这一学案的争议存在多处误读问题，更意想不到的是挖到一个季羡林借由此事贬斥钱钟书的学瓜。颇有投石问路乃悉曲径通幽之感，所以就此进行了一番梳理。
虽然在钱钟书看来，对于杨玉环是否完璧适玄宗的考证，是“无谓”的，在季羡林看来是“猥琐”的。但是关于此事，算上陈寅恪，至少有四位能在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上留名级别的大家有过考证，恐怕不能草率的进行负面定性。
朱彝尊《曝书亭集》
《杨太真外传》收录于《宋代传奇集》
按《唐大诏令》载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以黄门侍郎陈希烈，册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为寿王妃。考之《开元礼》，皇太子纳妃，将行纳采，皇帝临轩命使。降而亲王，礼仪有杀，命使则同。由纳采而问名，而纳吉，而纳征，而请期，然后亲迎，同牢。备礼动需卜日，无纳采受册即归寿邸之礼也。
越明年，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为女道士。敕曰：“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毅，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清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弘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
盖帝先注意于妃，顾难夺之朱邸，思纳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嫔藩国者，据妃曾受册云然。
其日太后忌辰者，昭成窦后以长寿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则天后以建子月为岁首，中宗虽复旧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废务，直至顺宗永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为忌辰。开元中犹循中宗行香之旧，是妃入道之期当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寿王李瑁，字浩克
朱彝尊的这段考证简要概括：李唐皇子婚事，礼仪周期较长，“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定下的亲事，“越明年，（寿王之母）武惠妃薨”，寿王乃母新丧，和杨玉环婚事礼仪进度必然会被打断，所以杨玉环只是寿王的未婚妻。待武惠妃尸寒彻骨之际，玄宗再觅新欢，已是开元二十五年。
《订讹类编》杭世骏
对于朱氏之论，杭世骏亦是附和，“明皇纳其子已聘之人尚不免新台之刺，若既在寿邸，断不至若是之无礼矣。”陈寅恪评价道：“不过承用竹垞之说，而推衍之耳。”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
真正关于杨玉环处女比较精确的考证，还是来自于陈寅恪和陈垣不谋而合的共时性考证，以至于陈寅恪在日后的《论再生缘校补记》中，都以为佳话：“抗日战争之际，陈垣先生留居京师，主讲辅仁大学。寅恪则旅寄昆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各撰论文，考杨妃入道年月。是时烽火连天，互不通问，然其结论则不谋而合，实以同用一材料，应有同一之结论，吾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
及武惠妃宠幸，丽妃恩乃渐弛。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亦渐疏薄。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于杨洄。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常构异谋。玄宗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俄赐死于城东驿。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
陈寅恪之后， 关于杨玉环适玄宗是否完璧之身的考证，已然尘埃落定。但这都是在史学研究的小圈子中流传，影响并不大。但在三十年之后，钱钟书在一个重要学术会议上对其进行了非议，这段学案才进入了公共视野。
虽然钱钟书并未直接点名，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指的是陈寅恪。这篇文章的中文稿很快就在香港发表，当时在香港，以陈寅恪私淑弟子自居的牟润孙随即撰文维护。牟润孙以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所引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论断切入：“李隆基夺了他儿子李瑁的妃，和李治娶他父亲李世民的才子武曌，同样是违反中国礼教伦常的事，都足以证明‘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之说。”（《陈寅恪与钱钟书——从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说起》）
这一说法很成功，以至于后来为陈寅恪辩护之辞，皆沿用。比如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一文中提到：
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季羡林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十本书》一文中，也尝云：
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
但是我认为这一段影响力巨大，看似十分有力的维护，实则是一个并未细究文本的误会。陈寅恪在讨论杨玉环问题时，只是为了了却一桩学术公案，全文中丝毫没有流露华夷之辩的问题意识，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陈寅恪对此有认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的一本书，即《元白诗笺证稿》），但是如果要以此论证“唐源流出于夷狄，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那纯粹多此一举，因为李唐皇室这类事情比比皆是，无须多言。陈寅恪原文中对撰写目的交代的明白：“了却此一重考据公案也”。
所以牟润孙、余英时和季羡林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其中余英时的说法，出自他对钱钟书的悼文，究竟是彼时所想，或者事后的记忆拼接，恐怕只有自己清楚。就现有可能性来说，余英时和牟润孙关系曾一度密切（牟氏推许余英时：“天资英发，实似往昔张君荫麟，而醇厚过之。”后可能因中大改革，乃对余颇有微词），余应该看过牟文（牟文发表于1979年9月23日，为余英时见钱钟书之后），所以采纳了牟的观点——如果不是采纳的牟的观点，作为大史学家，且对陈寅恪著作相当熟悉的余英时，何以犯了和牟润孙一样的错误？而牟的观点又可能通过余英时的文章为季羡林所过目，以至于后者也风说了无的放矢的辩护辞。
不过有趣的是，为陈寅恪辩护的人，也不止牟润孙一种，当时担任“学术锦衣卫”职务的何祚庥在一篇回忆录中曾提到：
我看到一个材料，陈寅恪，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他研究杨贵妃是不是处女。杨贵妃本来是跟寿王结婚的，唐明皇看儿媳妇挺漂亮，非要拉去做他老婆。陈寅恪就考证杨贵妃是不是处女。结论：不是处女。我看了这篇文章大笑，无聊考证！无聊嘛！我拿了材料找领导，说陈寅恪写了这么个东西，不是很好的批判材料吗？
当时理论宣传处的处长是许立群，年纪比我大。他说，小何你不对。陈寅恪做的这个工作，在科学上是重要贡献！陈寅恪当时定位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但是陈反封建。他说，唐明皇把儿媳妇抢去做他的老婆，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不道德的事情。封建社会是帝王专制，这是丑事！一堆封建史学家为了掩盖这件丑事，非要把杨贵妃说成还是处女。陈寅恪把她考证出来，说她不是处女，这件事情一箭双雕：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丑陋的一面，同时，又揭露了封建史学家丑陋的一面，他们拍马屁。
我听了以后恍然大悟，比我高明！我年轻仅凭热情，觉得无聊。但是，许立群站得比我高，从有利于团结多数，打击封建主义的角度出发。陈寅恪不是批判的对象。另外，这本身也是科学研究呀，让你证明杨贵妃不是处女，这也很不容易做啊！不能靠猜呀，要考证，这个考证很难啊！
幸亏陈寅恪在文中引了一句：“唐明皇纳寿王妃杨氏，本陷新台之恶，而白乐天所赋《长恨歌》，则深没寿邸一段，盖得孔子答陈司败遗意矣。春秋为尊者讳，此歌深得之。”（《学斋占毕》）被有心网开一面的许立群籍此搪塞一腔热血的何祚庥。
回过头来再说，钱钟书对于陈寅恪的批评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是有些牵强的，因为首先一点，陈寅恪已经声明此节考证，“于白氏之文学无大关涉”，换句话说，此段不属于文学考证的范畴，那么以此批评的靶子就不存在。如果说陈寅恪的考证是“无谓”，也不尽然。钱钟书不是不知道考证杨玉环处女一节，乃是史学公案。《管锥编》里就提到：“闲人忙事，亦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一《驳朱锡鬯〈书杨太真外传后〉》以来之争辩‘处子入宫’，烟动尘上，呶呶未已。”钱钟书甚至列举了陈寅恪未曾列举的恽敬一文。公允的看，就治学偏好而言，钱钟书可以不屑，但是毕竟是史学公案，没必要跨界去评价“无谓”。
事实上，钱钟书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所针对，是对胡适“整理国故”研究范式的批评：
但凡了解共和国建政初期的思想史，都知道批评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只是借题发挥，实则是剑指胡适，也就是说，钱钟书的批评实际上是针对胡适一派而言，但是批评胡适一派，为什么不直接点名胡适？对此我有三个解释，腹黑一点，是钱钟书标榜独立之思想，刻意与官方对胡适的立场保持距离。余英时回忆钱钟书曾向他提及马克思和女仆之间的韵事，余英时和史华慈解读是钱钟书在暗示自己对马克思的态度。还有一种比较中立的解释，那就是在西方汉学界的场合不便攻讦胡适。胡适在学术上是有些争议，但是政治立场毕竟是亲西方的，跑到西方去非议胡适，可能会引发反感——余英时就胡绳对胡适的评价，当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最后是一个比较厚道的解释，就是钱钟书对胡适的观感相当不错，八十年代在和汪荣祖的交谈中，曾评价胡适：“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槐聚心史 : 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彼时，渡尽劫波的钱钟书，对于胡适为人处事自有一番特殊体认，所以钱钟书并不忍心批评胡适，亦是情理。是故另选一个代表人物，对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展开批评。
但问题是这样的选择依然令人觉得突兀，虽然陈寅恪也涉猎文学批评，但其主要学术身份肯定属于是史学家，似乎不应该选择陈寅恪作为对象。毕竟陈寅恪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并没有大到可以作为代表人物的地步，但纵观钱文，唯一提到的具体人物，只有陈寅恪一人。找一个既不是合适对象，也不是合适研究成果来批评（从批评的角度来说，举一个极端案例是有煽动性的），这可能就是钱钟书的个人观感好恶了。
事实上，钱钟书对于陈寅恪向来是不感冒的，钱钟书在与敏泽的书信中曾描述了他和陈寅恪的生分关系：“我和陈先生从未谈过话，二十七八年前，他忽然寄信给我夸奖《谈艺录》，并赠《元白诗笺》一本，我回信谢了。我和他的交往仅止于此。虽然他父亲和我父亲是有些交情的，但我一向不敢高攀名流，错过了向他请教的机会。”（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
那么对于陈寅恪所赠的《元白诗笺证稿》，钱钟书又是何印象呢？他在1984年4月22日给富寿荪的回信中说：“陈先生书曾蒙见惠，弟不喜其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而在1979年，钱钟书与傅璇琮的通信中更是暴露了钱钟书对陈寅恪的观感：“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在彼时钱钟书眼中，陈寅恪就是“书呆子”。
胡晓明在《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中，点出了钱陈两种文学研究的范式对立：钱钟书更侧重文学的美学性本身，而陈寅恪则是侧重以诗证史。这种对立可能是钱钟书毫不避讳批评陈寅恪的根本原因。钱钟书的传记作者汪荣祖评价道：“于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则有如冰炭。”
其实在钱钟书批评陈寅恪之前，陈寅恪的声望始终局限于象牙塔内，但到了八九十年代，陈寅恪声势巨隆（以八十年代纪念陈寅恪的学术研讨会为例，无论是会议规格还是与会学者的宗师级别身份之多，让我感觉是八十年代史学界一次挣脱官方史学研究范式的共谋行为，刻意树立陈寅恪这个典范），这势必引发大量的八卦围观，以至于钱钟书看不起陈寅恪的说法广为流传。这对于晚年刻意经营钱钟书后世形象的杨绛来说，自然要带带节奏，挽回影响。
我所见到的材料即有三例。
1998年（陆键东《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出版于1995年），杨绛发表《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中称：“钱钟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
吴学昭《杨绛与寅恪先生女儿话旧》一文中提到：“至1970年代末，蒋天枢在整理一本有残缺的陈寅恪诗稿时，遇到缺字漏字问题，他想到了钱锺书。于是他将诗稿（应是复印件）寄上，请钱补订。钱对蒋所托之事非常重视，工作极为审慎：诗稿经过浩劫，收集未全，亦多毁损。蒋先生要求钱锺书帮助校订，并将缺漏的字给补上。锺书以前没怎么读过陈先生的诗，展读之下，惊叹陈诗之精美，佩服得不得了。缺漏的字不多，但每补一字，锺书都费尽心思，反复斟酌，既考究诗辞语句，又琢磨韵律格调，尤其解读陈诗中时常引用的今典古典寓意，力求切合，保其本真。每冥思苦想得一佳字，嵌入原诗，天衣无缝，锺书便快活得像小孩，手舞足蹈。那段时间，锺书梦中喃喃自语，说的也是有关陈诗补字的话。”
杨绛又在给钱钟书传记作者汤晏的书信中强调：“锺书并不赞成陈寅恪的某些考证，但对陈的旧诗则大有兴趣，曾费去不少时间精神为陈残稿上的缺字思索填补。蒋天枢中风去世后，他这份心力恐怕是浪抛了。能说钱对陈颇有‘微词’而看不起陈吗？我不能同意。”（汤晏《被压抑的天才：钱钟书与现代中国》）
那么钱钟书到底看不看得起陈寅恪呢？实际情况稍微有一点复杂。在没有研究陈寅恪诗之前呢，钱钟书是不屑的，毕竟白纸黑字在那。但随着对陈寅恪的诗句有些接触之后，钱钟书的观感可能有所改善，或者是装出改善。而当陈寅恪的声望在钱钟书生后，更是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曾经的负面评价，已经对钱钟书形象造成消极影响，使得杨绛不得不出面降调。要知道杨绛对钱钟书的形象维护是不遗余力的，据说她晚年只要看到刊物上有批评钱钟书之辞，就会致信宣传口最高领导人请求处理（杨绛这个行为令人生厌，无怪乎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小说中，影射了钱钟书夫妇：“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至于钱钟书和冯友兰的恩怨，又要追溯到1979年中国学术代表访美期间，钱钟书在大学演讲时斥责冯友兰无骨气缺节操出卖朋友）。
小文人批评钱钟书自是无关痛痒，但是，来自学术地位、声望和成就都不遑多的季羡林就令人吃惊了，在回忆文集《此情犹思》第二卷中，季羡林甚至直斥钱钟书：
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说空话，无证不信。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常想，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没有法子不信服。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如果说一个政客不懂历史那没问题，但斥责钱钟书“根本不懂历史”，这不仅是托大的问题，甚至有失自己学术宗师的身份。按说季羡林维护其师，也没有必要下口如此重，何以至此，我心下骇然之余，不免狐疑。随即进行检索，发现两人颇有恩怨。
从交集上来说，季羡林是钱钟书晚一届的清华外文系学弟。按说也应该熟络，但是在《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中，提及两人关系，季羡林对钱钟书颇为不屑：
蔡德贵：钱锺书在清华园已经很有名了吗?
季羡林：这是我的印象，在清华时，我并不跟他讲话，因为什么呢?他就是装模作样，脑袋瓜是灵。那个上海那一带的，脑袋瓜比北方的灵。可是也没有，没有他自己认为的就是天才。所以我们在学校，不但没有来往，也没有讲话。
蔡德贵：《清华园日记》里两次提到老钱。你们没有交往？
季羡林：没有交往。
蔡德贵：听说他无锡钱氏家族，家里藏书很多。他出名出在黄色小说看了不少。开书单子，不用查，可以开出一页纸来。
季羡林：对。
蔡德贵：后来他到中国社会科学，您跟他来往也不多？
要知道季羡林这部口述史，是标榜“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也就是说，这是季羡林对钱钟书真实的观感（虽然也有证据显示季羡林对于《管锥编》评价甚高，但这可能属于“不全说”之列），言语间两人冰冷关系跃然纸上。据说，90年代钱钟书接受采访时，曾批评学界挂名出版物的主编，是尸位素餐。当时担任大量挂名主编头衔的季羡林，听来必然别有一番体味。但是细细品味，学界挂名主编，虽然有些沽名钓誉，但也无伤大雅。钱钟书何必言辞激烈？是否有意针对季羡林？
杨绛在《我们仨》和《干校六记》中透露这么一件事。
《我们仨》
《干校六记》
《我们仨》
原来是有人曾告发钱钟书，是谁，杨绛未说。但是，《我们仨》中，杨绛又将可供猜测的范围大幅缩小了，因为这个人的学术成就、资历和声望是有资格当担社科院装点性质副院长的。虽然有此资格的不会多，但是依然不好确定对象。不过，杨绛指出这个诬陷钱钟书的人对于副院长的位置很是在意。没想到，在季羡林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中承认了当年和钱钟书在副院长位置上的竞争。
蔡德贵：有一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请您去当副院长。
季羡林：有一段。大概是胡乔木推荐的。后来没有弄成。
蔡德贵：您那时候不去？
季羡林：也不是不去。反正有了钱锺书，不能两个啊，都上啊。说我当时有意拒绝，也不敢说。
蔡德贵：没有断然拒绝？
季羡林：嗯。
季羡林的回答虽然有些闪躲，但已经算比较坦诚了：没有拒绝。和杨绛的说法基本吻合。
如此说来，钱钟书不点名批评季羡林就有了动机，而听懂了的季羡林则在钱钟书生后各种阴阳，这从语境上有了合理解释。毕竟是两个宗师级别的人物，如果没什么心结，表达应该是委婉的。
结论
季羡林认为陈寅恪对杨贵妃处子的考证难登大雅之堂，这个说法我是保留的。自男性统治的国家形态诞生以来，就不断干涉人类的交媾资格，政治压抑和性压抑是高度关联的。但凡国家在场的场域，人们对涉性话题是回避（这并不是人们不需要，事实上我们通常只会在国家不在场的私域空间中进行涉性话题），当作家们写作涉性议题，有意无意之间都是在言论空间中，逼退国家权力的干涉（当然，这也不是无度的，如果完全缺乏国家强制，社会过于无序也会造成博弈的困难，这要视情形而论）。在台湾的威权时代，不是有个挺有名的两蒋反对作家经常写一些性文化的文章么，两蒋和性并非一个风马牛不相及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