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盛差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亟待组织改革，并将目光投向中共。国民党借鉴中共党内教材《党的建设》相关内容，编撰国民党《党员须知》，试图加强组织建设以改造自身。关于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学界已有深厚研究，其中既有总体研究，又有围绕组织、训练、宣传以及军队党务工作的专门研究。对于全民族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改革的背景与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战争需要、蒋介石的个人思想以及为与中共竞争。这些当然是国民党组织改革的主要动因。不过，中共对国民党的影响也不应被忽视。有学者曾论及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的相似之处，认为国民党表面上遵奉孙中山，私下却倾慕苏共的思想与技术，但这仅就秘密工作而论。此前早有学者注意到，1938年蒋介石开始重视中共编撰的《党的建设》，不过鲜有就此专门论述。
思想的渗透与作用，离不开具体载体。探究国民党对《党的建设》的借鉴，可以认识到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组织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分析国民党回避与改变了哪些内容，这些变化带来了什么问题，进而讨论此次制度借鉴未能改变国民党积重难返局面的原因。
一、从《党的建设》到《党员须知》
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普通党员增长缓慢，且“下层无党”“乡村无党”。用蒋介石后来的话说，就是国民党“组织不严，宣传不力，纪律废弛，训练缺乏……党员没有活动，党部缺乏工作”。这十年中，蒋介石未必没有认识到中共的组织力量，他曾表示中共“无论党员军队及民众统统有相当的训练和组织”。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对立，此时国民党难以学习中共，而是徘徊于西式民主与法西斯体制之间，成效不彰，显得不伦不类。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都派人考察中共的施政情况。1937年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中统前身）干部万亚刚赴延安考察，同行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一行人赴延安交流土地政策。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代表邹鲁，也派人考察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等学校的青年工作。1938年1月，蒋介石、陈果夫派出主要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考察团前往延安，旨在考察中共的群众工作与组织工作等。
万亚刚访问延安的见闻与想法，足以反映中共的政治实践对国民党人的冲击。抗大学员上大课须途经百米长且未筑阶梯的山坡，万亚刚不解，问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缘由。罗瑞卿说打游击穿山越岭都是走没有路的路，此举正好训练学员，这给了万亚刚巨大的震撼。回去后，万亚刚在报告中表示，“所见到的共产党人，莫不朝气蓬勃，人人都充满乐观进取的精神和信心，中共未来的动向实不容忽视”。可见，国民党已有改革组织与向中共学习的决心，但缺少可供师法的范本，毕竟，走马观花地考察难以发现中共组织的内在机理。因此，《党的建设》的发现正当其时。
《党的建设》为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课程教材，1937年12月发行，未注明编者。编者应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李维汉，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研究员王任重、李华生等人。全书100多页，共有10章，既有党史、党员、党组织、民主集中制、党纪等党的基本理论知识，又有干部政策、领导方式、宣教工作、党群关系、军队中党的工作等更偏重实际工作的内容。该书主要面向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具体运用范围取决于地方党委。例如，晋察冀边区、陕西的党组织分别将之作为营级以上干部、区委干部的教材。从时人日记来看，《党的建设》主要在1938年至1939年初用于党内教育，且带有编号，下发时交代之后要如数收回，具有较高的内部性。1939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被中共中央指定为“党的建设”课程教材。至此，《党的建设》逐渐淡出中共的党内教育。
1938年，国民党特务组织——湖南省党部特务室获得了《党的建设》。7月，中统翻印该书，称其为一本“精心杰作”，许多内容值得参考，并在军政系统内部分发。此时蒋介石并未注意到此书，促成蒋介石重视《党的建设》的是政学系骨干、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
10月30日，熊式辉对蒋介石建议，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应采用中共的方法，并呈上《党的建设》。11月10日，他再度向蒋介石陈述改造国民党的意见，表示若不立刻着手改造，不仅难以支持抗战，哪怕抗战胜利，国民党也将“不堪设想”。于是，蒋介石开始深入阅读《党的建设》，读后表示出对该书的高度认可。12月与翌年1月，蒋介石两度要求翻印《党的建设》，第二次翻印达5000本，其中有一部分加上“本党同志也应如此”“本党同志宜加警惕”等眉批后，印成袖珍本分送国民党高级干部阅读。同时，凡是前方军政人员来重庆述职，蒋介石均发给带眉批的版本，让他们看完后再见自己。1939年1月，蒋介石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总理纪念周上表示，《党的建设》上关于“如何建立党，对于组织训练之办法，很可供我们参考”。
若单纯学习《党的建设》，难免削足适履，更是国民党自身意识形态所不允许的，故编撰一本国民党自己的“党的建设”是水到渠成的事。1938年11月14日，刚开始看《党的建设》的蒋介石决定编撰《党员须知》，要求党员必读，以此加强对国民党党员的训练。12月前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集组织部、社会部等部门编撰《党员须知》。然而，各部门交上来的材料各说各话、空话连篇，未达到蒋介石预期。
1939年1月30日，熊式辉向蒋介石提出，国民党应参考中共《党的建设》来编撰《党员须知》，否则竞争不过中共。蒋介石表示认可，并急切催促熊式辉编出。3月中旬，熊式辉编完《党员须知》并呈给蒋介石。熊式辉认为该书有正本清源之效，之后国民党的改造可以说问题不大，甚至“党之能否起死回生，全在此一举”。这一认识显然夸张，不过至少可以看出《党的建设》对熊式辉冲击之大。然而，熊式辉编撰的《党员须知》大部分照搬《党的建设》，陈果夫认为这有碍于国民党党员的信仰。5月，经陈果夫口授，万亚刚执笔，在熊式辉的版本上加以修改，编撰出了《党员须知》的草案。
此后，1939年全年蒋介石一直忙于审阅、修订《党员须知》，陈果夫仍参与此事。1940年，《党员须知》基本成型。1941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发布国民党版的《党员须知》，要求每名党员阅读，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蒋介石还表示，要把该书作为考核党员的标准。直至解放战争期间，《党员须知》仍是国民党党内教育的教材。此外，《党员须知》在三青团、行政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乃至小学教师的训练中，也都被当作必读书。
从中共《党的建设》到国民党《党员须知》的具体经过已大致清楚。简而言之，《党的建设》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注意到其重要性，真正对国民党产生较大影响，又仰赖熊式辉向蒋介石力荐，而一般认为熊式辉所在的政学系长于行政而非党务。也就是说，在这件事中起关键作用的并非国民党党务干部，但党务终将仰赖他们，因此，国民党究竟能在多广、多深的层面上借鉴《党的建设》，还需进一步探究。
1939年，蒋介石表示国民党的组织、训练与宣传工作皆不如中共。国民党对《党的建设》的借鉴，基本是从这几个方面出发的。
国民党对《党的建设》的借鉴，首先体现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员结构的变化上。《党的建设》要求党在农村创造巩固而强大的堡垒，同时强调爱护群众领袖。此言也切中了国民党的弊病。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农村并非国民党发展党务的重点地区，农民亦不是国民党发展党员的重点对象。1939年1月30日，再度被熊式辉推荐《党的建设》后蒋介石认为，在党务工作上应联系、协助或领导整顿地方势力。两天后，蒋介石决定在保甲长、小学教师中发展党员。一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刊文呼吁先将农村中的保甲长、小学教师等普遍吸收入党，再逐渐发展普通农民入党。从国民党党员统计数据来看，1939年农民占新入党党员的比例只有13.55%，1940年至1945年这一比例已达到20%至40%。需要说明的是，统计数据中的农民党员事实上并非全部是以农业为生的农民，亦包括农村地区的保甲长、小学教师等，但无论如何，对比1939年以前，国民党表现出扩大代表性的强烈意愿。
仅仅扩大党员的来源、改变党员结构还不够，干部问题也至关重要。蒋介石从1938年11月12日开始看《党的建设》，翌日在日记中写下“干部决定一切”这句斯大林的名言，15日在日记中表示：“干部决定一切。党的政治路线，战略与策略之实际应用，在于党有坚强的干部。党的力量如何区分，干部如何同群众发生联系，干部所有的实际经验，与理论准备的程度等问题，应密切的联系。”这两句话皆可见于《党的建设》，反映了蒋介石对中共干部工作内容的认可。
蒋介石很快就在干部工作上有所作为。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基本没有成规模的党务干部训练机构。1939年2月，蒋介石决定在中央训练团（以下简称“中训团”）中设立党政训练班（以下简称“党政班”）。党政班主要面向国民党的党政军中高级干部，自1939年至1944年共训练了21964人。此外，国民党在全国建立了数百个干部训练机关，自1940年至1944年，包括党政班在内共训练了1945054人。1938年以后国民党对干部训练的空前重视，显然与蒋介石对《党的建设》的阅读与学习关系密切。
除了集中训练干部，党员日常学习也十分重要。关于党员学习的内容，《党员须知》与《党的建设》比较相似。《党的建设》强调，“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的方式是经过学校训练班、研究组、读报组、听报组、讨论会、座谈会、自习等等，而最重要的是自习，因为共产党是要做工作的，‘自习’是工作中学习的最好办法”，并用斯大林的话批评“党内有许多实际工作者，不很注意理论，他们常常申言说他们由于环境的关系，不得不一天到晚忙于实际工作”这一现象。同时，《党的建设》指出支部“应当成为教育党员，训练党员的最基本的学校”。《党员须知》亦要求党员接受组织训练、参加小组会、讨论会、研究会，同样强调“最重要的是自习，因为我们是要做工作的，自习不会妨碍工作”，也以孙中山热爱读书来批评“有些同志以为工作太忙，没有工夫看书”的情况，还称“区分部或其分设之小组，可说是我们的学校”。
在学习书目方面，《党的建设》也影响了国民党。1938年10月31日，即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党的建设》的翌日，蒋介石安排党务工作的头两项就是“党报必读”“规定读书”，而《党的建设》即规定党员应当经常读书和读党报。蒋介石读《党的建设》的第三天，便催促编撰国民党党史与革命史，而《党的建设》恰恰要求省、师级以上的干部读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国民党编印的《党员须知》也要求中等教育及以上的党员读国民党党史。总体上，两本书均要求党员阅读两党各自的经典理论，明了党的政策、主张，集体讨论新闻时事等。
此外，《党的建设》中有的内容甚至被直接写入国民党的组织条令。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恢复了党团制度，用以领导国民党之外的各类团体。《党的建设》规定“党团与党团之间，彼此不相服从，上级非党组织中的党团，非经过高级党部的特许，无权指挥下级组织中的党团”，《党员须知》基本照录这句话。1938年通过的标志国民党恢复党团制度的《中国国民党党团组织及活动通则》本无类似规定，但其1941年的修正版却加上了“各党团相互间，不发生隶属关系”，或许这一修正源于《党的建设》。
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组织上的一些重要革新，来自对《党的建设》的借鉴。同时，国民党对《党的建设》的借鉴，还体现在《党员须知》的文本上。
国民党《党员须知》总体结构和中共《党的建设》大同小异，《党的建设》各章主题均可见于《党员须知》，且《党员须知》一些重要章节的要点几乎完全借鉴自《党的建设》。蒋介石曾指出如果不看《党员须知》，将不知道组织、训练与宣传工作如何开展，这些内容正是《党员须知》的借鉴重点。1939年11月28日，蒋介石致电陈果夫，指出《党员须知》中关于组织、组织的领导及如何当干部这几项最重要，《党的建设》中的相关要点“应可尽量采取编入”。于是，《党员须知》中组织的领导、党员及干部的条件、干部政策、宣传等章节的要点，高度接近《党的建设》。除雷同之处之外，《党员须知》也有所改动。如“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包括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被改为“随时教育被领导者”，“检查工作”这项中的“自下的检查”、宣传工作中“与群众迫切利益密切联结”都被删去，反映出国民党强调下级盲从上级与控制而非动员群众的基本立场。
除了一般的党务工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与党组织建设也在借鉴范围内。1939年，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的几位高级将领切实研究《党的建设》中军队政治工作部分。然而《党员须知》忽略了《党的建设》中军队党组织应如何工作的实质内容，只强调军队党组织要适应军队环境，在实行民主方面与地方党组织不同。此外，《党员须知》主要向《党的建设》借鉴的是党员个人应在军中发挥模范作用，但由于国民党推行军人集体入党，此处借鉴难以取得实效。
总体而言，《党的建设》对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组织建设所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发展党员、党员训练与组织条令等方面。对比《党的建设》与《党员须知》可知，国民党虽借鉴了不少，但限于固有的价值立场，仍有所保留。不过，国民党此前党员代表性很低，且忽视党员的组织生活，借鉴《党的建设》后，至少在这几方面有所改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借鉴对国民党有熊式辉所说“起死回生”的效果。
三、实践中的改易及其后果
《党员须知》与《党的建设》在实际影响上区别更大。《党员须知》一直是国民党党员训练中同名课程的教材，而《党的建设》仅在1937年至1939年作为中共内部“党的建设”课程教材。全民族抗战期间，“党的建设”课程所用教材虽几经更易，但其篇目设置、主要内容的基本精神与《党的建设》仍保持一致。因此，评判《党的建设》的实践效果，1939年以后中共“党的建设”课程及其教材可供参考。
在党员日常学习中，中共虽仅要求有一定职级与理论水准的干部阅读《党的建设》，但所有党员至少必须通晓《党的建设》简化版，也称《党员须知》。虽是简化版，各地党组织仍对教授中共《党员须知》进行细致计划。如1939年，陕西省临潼县的中共组织每次先由区委宣传部拟定中共《党员须知》的讲授提纲，经区委讨论通过后，再向各支部讲授。同年，中共广东省委曾将188名新入党的地下党员分为28个班，集中授课4天，每天讲授3小时中共《党员须知》。
相较之下，国民党对《党员须知》的重视不足。《党员须知》规定，除《党员须知》外，受初等教育与不识字的国民党党员还应读4种至6种书，受中等教育的党员应读6种书，受专门学校以上教育的党员要读12种书。随着必读书目增多，国民党党员阅读《党员须知》的时间和精力自然会少些。况且《党员须知》类似中共《党的建设》，阅读门槛较高，内容复杂，有一定理论性，所以国民党地方党部在具体实践中并未要求所有党员都读《党员须知》。如1942年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只要求甲等党员读《党员须知》，乙、丙等党员均不需要。国民党新疆省迪化县（今乌鲁木齐县）党部只要求小学毕业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读《党员须知》。
此外，有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很难获取《党员须知》。如1944年，国民党湖北省枝江县党部的办事处由于在组织、训练与宣传工作上没有参考材料而感到困难，请求县党部发一本《党员须知》，可终未获得，县党部的《党员须知》亦不富余。由于《党员须知》的短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甚至允许该省的党员不读《党员须知》。这种情况延续至解放战争时期。例如1947年，国民党京沪区铁路特别党部指出，部分党员对党缺乏明确认识，于是在该党部刊物上摘述《党员须知》，希望党员研读，可见国民党党员对《党员须知》仍未熟悉掌握。其实，中共地方组织同样缺乏《党的建设》，但其应对态度与国民党大不相同。例如，中共川康特委就主动想办法获取国民党翻印的《党的建设》，开展集中学习。可见，在国共两党的党员训练中，《党的建设》与《党员须知》这两本书所发挥的实际作用相去甚远。
在干部训练中，“党的建设”与“党员须知”两门课程的地位也不相同。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干部训练中“党的建设”这门课即占据重要地位。1933年，中共中央组织局要求在县区干部的训练中，“党的建设”占总课时比重近三成。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的建设”课程仍然重要。1939年，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表示，如果不学会这门课，就“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好的党员和好的干部”。当年中共中央党校教学计划中，“党的建设”课程依然占总课时二成到三成比重。在讲授方式上，中共有比较细致的设计，以保证教育质量。李维汉指出，对于工农出身的干部，讲授“党的建设”要简单明了，一边讲授，一边问答、讨论。1939年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课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课时为“讨论质疑”。在地方各级党员培训机构的授课中，对于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学员，还可改以通俗化的《党的建设问答》为教材，甚至使用由《党的建设》改写而成的识字读本。
在国民党的干部训练中，“党员须知”课程并未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与国民党干部训练的繁冗不无关系。党政班一期一般训练1个月左右，但包括《党员须知》在内，蒋介石为之订立了35种必读书目，《党员须知》的重要地位无从凸显。授课方面同样如此，以开始讲授《党员须知》的党政班第2期为例，“党员须知”课程仅有2课时。这是由党政班课程繁多所致。党政班第2期有212课时，大多数课程如“党员须知”，2课时即告结束。即便如此，由于课程太多，党政班每天基本须上7次课，近6小时，自习时间仅2小时。直至党政班最后一期，这些设置大致维持原状。党政班偏重训练中高级干部，“党员须知”课时较少尚可理解，但国民党在湖北、安徽开设的地方干训班中，“党员须知”占总课时的比重仍然很低，仅约占1%。此外，《党员须知》的讲授未必像中共讲授《党的建设》那样被精心设计，如在中统控制的财政部中南区盐务人员训练班上，该班教育长杨兴勤使用的授课大纲仅是《党员须知》的章节目录，并无实际的诠释或通俗化工作，其授课效果可想而知。
书目、课时、课程如此之多，《党员须知》的地位并不突出，其他训练活动也未必能产生多大效果，如《党员须知》提倡的自学。据一名国民党党政班学员回忆，受训期间，材料发了一大箱，但没有时间翻阅。中训团教育长王东原承认，中训团课程繁多，时间短促，“终日除听讲外，甚少复习研究机会……以听讲太多，往往不能集中精神注意领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更是批评中训团“从未见对各种正规教育着手，而枝枝节节以为之”，成效不彰，劳民伤财，影响了实际工作。中训团尚且如此，地方上的训练班效果更是不如人意，正如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所说的，许多学员缺乏自学的能力与决心，受训不过是一曝十寒。
与国民党不同，1940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校保证学员每日有8小时学习时间，其中平均每周上课5次，1次约3小时，其余为自修时间，一人同时只上一门课。此外，中共也十分重视在职干部的日常教育。1942年，中共中央要求推行“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将之纳入工作时间，并将学习情况视作干部鉴定的内容之一。简而言之，中共不仅注意精简课时与门类，也更注重日常教育与自习，以期持之以恒。
《党员须知》事实上被轻视，国民党党员日常学习、训练繁琐而无重心，反映了国民党借鉴《党的建设》过程中的走样。党内批评的推行，则反映出国民党此次借鉴的买椟还珠。国民党的党内批评主要在小组会议内进行，1938年1月，蒋介石让从苏联回国不到一年的蒋经国谈小组会议的指导要领。在3月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要求每名党员务必参加小组会议。可结果不如人意，5月，国民党虽发布了《小组会谈办法》，但未明晰小组与国民党基层组织区分部的关系，使人不知所措。同时，小组会议被定位为是一种“轻松、自由而亲密的恳谈方式”，内容不含自我批评，最终没有顺利推行。
及至1939年，应当是在《党的建设》的刺激下，党内批评与小组会议的推行出现了转机。在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倡导自我批评，这被认为是本次会议的特色，此前十年未曾有过。3月，国民党废止《小组会谈办法》，发布《小组训练纲领》，正式在党内推行小组会议制度，规定小组为训练党员的单位，其成员与区分部一致或从区分部划出，最多不超过10人。小组会议的主要内容为组长报告、讨论与批评，前两项基本是被动地接受政治教育，而批评主要包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从表面看起来与中共组织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区别不大。
然而在实践中，国共两党的党内批评差距较大。这首先体现在对批评的定位及其内涵的认知上。《党的建设》对自我批评的论述集中于“民主集中制”与“组织的领导”两部分，将之视作党内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巩固党，及时消灭他的缺点和错误的一种有力武器”，斯大林更将之视作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国民党《党员须知》则是在党员“集体生活”部分论述党内批评，旨在纠正党员个人的缺点与错误，定位不如《党的建设》高。内涵上，《党的建设》尤重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因为是“帮我们防止官僚主义与家长主义的武器”。也就是说，中共谈论的自我批评，既包括对自己的批判，也包括对他人乃至群体的批判，且更强调后者。国民党则不然，《小组训练纲领》要求忠实地自我批评与和蔼地相互批评，《党员须知》则表述为“严格的自反自责”与“诚意的互相批评”。1942年，蒋介石再度提倡批评，仍表述为“须各自检讨缺点，并欢迎公开批评”。可见，国民党不仅对批评的定位达不到中共的高度，且忽视相互批评。
在批评的形式与内容上，国共两党同样差异也很大。国民党的批评在小组内实行，基本不超过10名平级党员，而《党的建设》强调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不限于在支部内进行。在内容方面，1939年，中统推行党内批评，但说的全是一些文具供应不足、浪费之类的小事，不久就不了了之。这一情况与国民党对批评内容的要求不无关系。《党员须知》提出互相批评可以针对工作、思想、学识、德行、学习精神、日常生活等，没有轻重，而中共则明确党内批评主要针对政治与组织错误，而非个人问题。对于这一差异，万亚刚反而认为这使得大家互帮互助、“公私一体”。事实上，国民党的批评形式与内容都局促得多。
国民党的党内批评改动如此之多，效果也就难以保证。据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1938年蒋介石在侍从室组建小组，重视党内批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怕批评有伤和气，没有真正推行。后来侍从室第三处的小组成立，依然如此，有人据此说蒋介石的命令“不行于侍从室”。实则党内批评在其他政府机关也是仅有形式。1943年，戴季陶认为国民党党内批评之所以推行数年来没有成绩，是因为国民党对此仅空洞地提倡，流于道德说教。吴铁城亦于1945年称国民党党员缺少互相批评的精神，小组会议往往敷衍了事。
萧赞育等人所言非虚，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一次小组会议的最后请下属批评自己，结果有说“沉静有余，精明有所不及”的，有说“威严有余，而部下亲近不易”的，还有说他对下属是“家庭之家长对于子弟，虽责骂亦不怀恨”的，这些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表扬。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自我批评称为党的“新的工作作风”之一。大会闭幕后，蒋介石认为中共倡导的“上级与下级之联系”很有价值，并在日记中摘录了《解放日报》社论：“进行自我批评时，首要听取下级对上级的批评。”此语与之前蒋介石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知有所不同，但悔之已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一次中央党政小组会议上，仍是一片感激之言。高层尚且如此，遑论地方。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基层干部的自我批评大多只有溢美之词，如“奉公守法，尽忠职务”，即便有批评，也是“言词短陋，学识缺乏”这类与政治无关且无法判断是不是谦辞的空洞言辞。至于军队党部，由于《党员须知》一开始就回避了《党的建设》中军队党组织如何工作的内容，片面强调军队党部要服从军队特性，据军事委员会的一名干部回忆，军队党员的小组会议，很可能基本不开会，不过假造会议记录应付上级了事。
虽然全民族抗战期间国民党党员数量大为增长，但若不有效革新组织制度，量的增长也不过是一盘散沙。蒋介石阅读《党的建设》前后，在政党组织方面，主要考虑的是干部训练与小组会议。毕竟《党员须知》只是纸面上的规范，要使之发挥作用离不开对党员的锻造。然而，干部训练与小组会议的实践效果皆不如预期，最直观的借鉴成果——《党员须知》被淹没在各种教材和课目中。抗战胜利前夕，熊式辉感叹“改造之运动不成，党之气数尽矣”，蒋介石看了中共七大的相关材料后，坦言“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可谓国民党此时的真实写照。
四、国民党的政治文化缺陷
1944年，在国民党中训团毕业学员的小组会议上，行政院参事陈克文等皆认为蒋介石提倡的道德教化完全失败，以后应强调制度建设。不过，蒋介石此前未必忽略制度建设，党政班和小组会议都是制度创设。因此，陈克文等的观点虽不无道理，但制度建设背后的政治文化缺陷也值得注意。
蒋介石秉持的力行哲学强调上智下愚，忽视理性求知，后知后觉者跟着先知先觉者做即可。同时，蒋介石有着强烈的“重军轻党”倾向，认为军队的组织性普适于各领域，片面注重服从性。至于《党的建设》中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代表的党内思想斗争，他并不真正认同。《党员须知》被大量阅读材料淹没，干部训练课目繁冗，自习实际上被轻视，《党员须知》回避自下而上的批评，及忽略军队中党的工作，凡此种种，均不难看出蒋介石上述思想的影响。
蒋介石个人对中共所长的认知也存在偏差，对借鉴《党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以宣传工作为例，1941年蒋介石表示要向中共学习，强调在宣传工作中注意把握群众心理，尤其应掌握各种宣传技术。其实，中共的宣传并非仅强调技术，《党的建设》明确指出“共产党鼓动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鼓动群众起来”，故而宣传“都是与群众迫切利益密切联结着的”。然而，《党员须知》回避了这一点，只借鉴了《党的建设》技术角度上对宣传的认识，如必须了解宣传的对象，应采取群众最了解与欢迎的方式，宣传要与组织群众密切联系等。可是，宣传若徒有技术，没有从群众利益出发，注定不能取得多大效果。熊式辉就曾批评蒋介石只从道德精神与历史教训两方面鼓励人心，却不从物质方面努力，效果有限。
此次借鉴效果不彰的责任，不仅在于蒋介石个人，派系因素也不容忽视。政学系向来与CC系不睦，其长于行政，并试图以行政手段打压党务系统。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党的建设》时就表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故步自封，既鲜少阐发党义，又不愿吸取其他政党的长处，建议选择“一等人才”参与领导中央党部。熊式辉此举不无介入党务的意图，不过蒋介石安排CC系与政学系分别掌控党务与政务以相互牵制，不会因为熊式辉的进言而改变。协同熊式辉编撰《党员须知》的核心人物王又庸曾说，改造国民党不可一蹴而就，《党员须知》没必要编写，并劝熊式辉不应议论党务，党务本另有人负责，这样越俎代庖只会惹人嫉妒，相关措施将难以落实，言语间明显表达了对国民党的信心不足。
王又庸所言部分切中了未来，CC系主导下的国民党党务革新困难。如遍查陈果夫的文章，无论是其全集还是未刊著作，几乎没有对党务的集中讨论，反而有大量对礼俗、医药卫生的论述乃至文艺创作。其日记情况类似，至多有不少对人事安排的记述。有论者认为，全民族抗战期间陈果夫做的最令蒋介石满意的事便是编撰《党员须知》，可见陈果夫党务工作的乏善可陈。
此外，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内的朱家骅系与CC系有分庭抗礼之势，朱家骅的言行不宜忽视。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近五年，任内提拔大量新干部，但他们大多缺乏党务经验与能力，实则朱家骅自己也是如此。熊式辉曾劝朱家骅，明确党的定位为“神经”，而非如政府那样为“筋骨”，即党要起领导作用，而非官僚化。国民党当时最违背此论的当数公务员、军人、教师等的集体入党，因为这导致旨在将党的意志转化为政府意志的党团制度事实上失去意义。然而，朱家骅对此并无反应。
朱家骅之所以无动于衷，也许和蒋介石有一定关系。开始读《党的建设》之后，蒋介石仍认为，党员的作用在于协助施政而不是领导政治，党是社会的协助者而非领导者。《党员须知》回避了宣传应“与群众迫切利益密切联结”，应当也有这方面的缘由。
相形之下，熊式辉显得尤为特殊。熊式辉所在的政学系并不像CC系那样激烈地反共，同是政学系的陈仪甚至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共比国民党更进步。熊式辉在看《党的建设》前，就认为党政之间是“神经”与“筋骨”的关系，只是不知该如何去做。由于熊式辉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不以为然，因此他编撰《党员须知》主要倚重徐晴岚、程宗宣与王又庸三人，他们并非国民党党务干部，且曾受左翼思想影响。徐晴岚曾是第三党，更早则是中共六大代表；程宗宣此时积极与中共在文教领域合作；王又庸则服膺辩证法。此外，前国民党左派甘乃光、民主人士许德珩亦经熊式辉邀请撰写了《党员须知》部分章节。熊式辉等的认识能否发挥作用，蒋介石的态度至关重要，但蒋介石对熊式辉组织编撰的《党员须知》并不认同。
即便蒋介石让陈果夫另行编撰《党员须知》并在全党推行，国民党对中共组织理论的借鉴仍面临相当大的实践困境。在意识形态冲突、派系斗争复杂的环境下，向中共学习的主张难以真正被控制国民党党务的CC系认可。像陈布雷等其他重要干部，则往往因为官僚作风对相关制度革新敷衍了事。哪怕是蒋介石亲自力推的小组会议制度，都“不行于侍从室”。如是这般，国民党此次借鉴学习《党的建设》的效果必不如预期。
尽管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国民党相较此前有不小的发展，党员数量与代表性有所提升，党员训练、组织生活更受重视，但仍未如愿“起死回生”。其深层原因在于，国民党在借鉴中共组织制度的同时，仍深受固有政治文化的束缚，与试图移植的中共组织制度格格不入，使之沦为空中楼阁。因此，政治文化看似无形，实则深刻影响着实践活动，有时也许能对历史走向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