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剑 仲伟民 | 延续与断裂：中国高校学报传统再议——基于中西学术期刊传统的比较

在改革年代，对学术期刊的任何改革，似乎都是出于科学研究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无论现实的需求如何，对改革的设计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术期刊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对传统的价值判断成为改革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比如，在近二十年来关于高校学报改革的讨论中，争议双方都将自己对学报传统的理解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

2012年8月，我们曾撰写了《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兼论高校学报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以下简称“《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一文，直接起因并非有意参与学报传统的讨论，而是为了应对这一年7月底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该办法一出台，即因其规定要对几乎所有学术期刊进行‘一刀切’地转企改制而引起学术期刊界乃至学术界激烈反应，其中，高校学报的反对之声尤为激烈……两个月后出版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即刊发了一组讨论《实施办法》的论文……公开表达不同意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期刊界在第一时间如此集中地以文字形式从依据、实质、目标等诸多角度公开质疑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公开颁布的文件……此为仅见。”我们的这篇小文就是其中的一篇。因为该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评论刚发布的改革实施办法，所以有关学报传统的回溯针对的是改革是否必要和路径如何选择这两个问题，从传统给现时学报正、负两方面遗产的角度，既认同改革的必要性，也强调改革的策略性，故而对传统的论述是比较粗线条和有所侧重的。回头来看，《实施办法》未能在学报界顺利实施，原因固然有学术界、期刊界特别是学报界的质疑，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实施办法》的制定者对学报传统的不了解，对其在今天影响的不重视，未能对症下药。如今，未经体制改革的高校学报并未走出困境，关于学报传统似乎还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至少，要说清楚今天学报存在的问题，还是要从历史的追溯开始。

作为学术期刊之一种，一百多年前问世的中国高校学报与近代中国报刊一样，也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但它毕竟是一个学术文化产品，一经落地，必然会打上中国传统知识文化和那个时代的印记，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然而，什么是学报传统，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内涵有什么，哪些来自西方，哪些源于本土，哪些又是出于因应时代的需要？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哪些已然断裂，哪些延续了下来，应该如何评价它们？对于这些问题，今天的学报界并未达成共识。本文意在顺着历史的线索，从西方学术期刊和我国高校学报传统的源头开始追溯和比较，以在《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的基础上，继续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学术期刊在西方的问世及其早期传统

西方学术期刊的传统需要从三个半世纪之前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说起。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英国历史上科学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相交汇的年代。科学革命指的是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200年间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革命性变化，一般将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系统阐述日心说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出版视为科学革命的起点，此后，欧洲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英国，1620年代，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归纳主义方法，不仅为学界普遍接受，而且其影响远远地超越了学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又称清教徒革命，爆发于1640年，历经了内战、共和国、克伦威尔独裁、王朝复辟几个时期，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方告结束。1938年，美国学者罗伯特·金·默顿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提出了清教主义与科学关系的“默顿命题”——“清教主义促成的正统价值体系于无意中增进了现代科学”，揭示了革命年代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兴趣，而成立于17世纪革命年代并在科学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也进入了更多研究者的视野。

1640年代，伦敦的那些被称为“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的科学先驱们，已经有了时间和地点相对固定的聚会。随着有“无形学院”之称的学术群体的出现，那种因个人兴趣而研究，通过出版书籍和私人通信交流学术信息的时代已近尾声，“科学在英格兰由一种‘放荡的’职业变成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1660年11月28日，一群科学家及科学爱好者在伦敦格雷山姆学院(Gresham College)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以促进物理—数学实验研究为宗旨的团体，这一天，遂被公认为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成立的时间。皇家学会初时的全称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皇家学会的格言是句拉丁文“Nullius in verba”，大意为“不经自己验证，不相信任何人的话”，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学会对推进科学发展的热衷和对培根学说及实验科学的推崇。

英国皇家学会徽记

皇家学会成立那年，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复辟，新即位的国王称查理二世。当然，即使革命中成立的共和国已然覆灭，英国也不可能回到革命前了，科学革命的成果及其价值已得到了更多的认同，皇家学会的成立就是最好的例证。学会发起人之一的罗伯特·莫雷(Robert Moray)就是个王党分子，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他结束在国外的流亡回国，成为查理二世的宠臣。因他的争取，当然国王也乐意向科学家示好，1662年7月15日，皇家学会得到国王的第一张特许状，国王授予皇家学会“使用统一名称和保持永不中断的成员更替”，“自主组建和选举学会的会长、理事会、会员等机构”，“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自行制定章程或内部条例”，“以法人的名义购买与让渡，接受捐赠及捐赠，起诉或被起诉”，“使用公章”，以及出版印刷和自由的学术交流等一系列特权。学会得到了王室的正式认可，国王后又分别于1663年4月22日和1669年4月8日向皇家学会颁发了第二张和第三张特许状，对第一张特许状给予的权利作了必要的补充。

虽然这个以“皇家学会”命名的团体只是一个非政府亦非研究实体的科学家和科学爱好者的组织，但它在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方面，皇家学会因特许状而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身份的自治的社会团体，却意味着“国王的行政权力和主导知识创造的权利逐渐分野，成为既互动却又互不干涉的两个领域。国王利用行政权力通过特许状赋予皇家学会促进科学进步的权利，同时这也意味着他的行政权力将退出对知识生产进行管理的舞台”。另一方面，皇家学会促进科学研究宗旨的确立，使得“科学家之间交流探讨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不再是完全的兴趣导向，而是为了增加新的自然哲学知识。学界认为皇家学会是科学建制化的里程碑，也应当是源于学会目的的确定，科学研究逐步走上非兴趣导向的道路”。

皇家学会成立了，但会员之间的交流除了召集会议外，仍然只能靠通信。1663年4月，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出任皇家学会首任秘书后，常年与至少三十位外国科学家保持定期通信，还负责在皇家学会会议上宣读他们的来信并向他们反馈学会的意见。但这样的交流让奥尔登伯格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效率仍是低下。1665年1月5日，一本名为《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cavans)的周刊在巴黎创刊，创办者为法国律师戴·萨罗(Denys de Sallo)。他与巴黎的学者们有很多交往，敏锐地感受到学者们对交流平台的需求，遂萌发了创建新型出版物“Journal”的想法。《学者杂志》除了报道科技方面的实验成果外，还刊载一般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消息以及时事报道，可惜在出版了13期后就因刊登某些被教会指斥的消息而被当局查禁了。虽然仅存活了3个月，但也足以证明期刊可以成为理想的交流平台。

《学者杂志》封面

有了《学者杂志》的先例，1665年2月，奥尔登伯格即向皇家学会提议创办科学杂志《哲学汇刊》。2月底，皇家学会理事会通过出版《哲学汇刊》的议决：“《哲学汇刊》由奥尔登伯格负责，在有充足稿件的条件下，每月第一个星期出版，稿件由学会理事会根据特许状的许可范围审定，并指定会员复审。”3月，《哲学汇刊》正式创刊。这是一本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开创意义的全新出版物，创刊号刊载了10篇文章，主要是科学考察报告和报道，如《英格兰观察到木星某个区域里的一个黑点》《对最近慧星运动的预言》《关于地球寒冷历史研究的许多新观察和新实验项目》等；其次是关于新技术的报道，如《罗马完成了光学玻璃的改进》《百慕大群岛的美国新式捕鲸船》等；最后是科学书目。在三个半世纪后的今天，科技期刊仍保持了这样的基本样貌，尽管创刊号上的这些文章远没有今天的学术论文那般的专业和规范，但今天专业和规范的学术论文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因此，《哲学汇刊》被公认为最早出版的学术期刊。

一般认为，学术期刊之所以在1660年代问世，一是因为印刷技术的发展已到了足以支撑定期连续出版物的阶段；二是因为学术研究已经发展到了需要更多交流的程度。印刷技术的发展无需多言，学术发展对交流需求的程度如何确定？皇家学会的成立提供了一个标志，那就是告别兴趣导向，正式走向科学建制化。在这样的道路打开之后，学术期刊也就水到渠成地应运而生并一直走到了今天，而《哲学汇刊》也自然而然地打上了皇家学会深深的烙印。

首先，以交流促进科学发展的宗旨。《哲学汇刊》创刊号的导言即论述了以学术交流为宗旨的意义：“交流研究和实践的方法可以促进哲学的发展”，“这种先进的知识、有益的发现，更适合于公诸（之）于众”，以成为“整个英国乃至全世界的知识”。这与皇家学会的目标是完全契合的。如前所述，这一目标的确定使得皇家学会开启了英国现代科学建制化和制度化的进程，担当这一角色的之所以不是早已存在的大学，是因为当时的大学已深陷于“神学与经院哲学主导的古典偏好和宗教氛围”，“在进入19世纪之前，推动早期科学制度化的主要力量就是欧洲各地科学院以及由其构成的交流网络。它们共同建构了即使在今天科学的运行也必需的相关基本规范与制度”。英国皇家学院虽然是一个自治的科学家团体，但汇集科学精英、与英国王室及上流社会的关系以及不断的与时俱进的改革使它逐渐地具备了国家科学院的职能。《哲学汇刊》作为皇家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以权威公共学术平台的功能定位，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科学建制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哲学汇刊》的问世被称为“科学建制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哲学汇刊》封面

其次，开放平台的性质。《哲学汇刊》所需的费用均来自皇家学会，为了维持该刊的正常出版，学会甚至还曾增加了会员的会费，所以，为会员服务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似乎决定了《哲学汇刊》必定是一个内向性刊物。其实不然，《哲学汇刊》恰恰是一个开放的刊物，而其开放性正缘于皇家学会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学会的开放性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向欧洲吸纳会员，皇家学会成立时，科学研究的中心还在欧陆，如果不向英国以外的学者开放，皇家学会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哲学汇刊》的诞生就与国际交流紧密相连……皇家学会就诞生于一个国际化的环境。”另一方面，会员不限于科学家，早期会员中，科学家只是少数，更多的是出身显贵或身份显赫且热心科学事业的各界人士。尽管后者曾给学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在维护与王室的关系、争取社会各界的尊重方面早期也曾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哲学汇刊》的开放性还可从其刊名的全称——《哲学汇刊：总结世界各地有创造才能者当前的探索、研究和工作》(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Giving Some Accompt of the Present Undertakings， Studies， and Labours of the Ingenious in Many Considerable Parts of the World) 直接看出，创办者是有心向世界范围的科学家开放的。

再次，规则和规范的创设。作为最早创办的学术期刊，《哲学汇刊》没有先例可循，为了正常的连续出版，需要创设必要的规则予以支持。首任主编奥尔登伯格对此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其中，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借鉴多年来与科学家进行学术信息交流的经验，开创了将投稿文章送给能够判断其质量的同行专家，甚至是竞争对手审查的做法，导致了现代科学期刊同行评审制度的诞生”。“它主要包括编辑的初审和审稿人选择、皇家学会会员为主的同人评审、会长或主编者的终审。”这一规则之所以受后世称道，是因为它已将同行评价的价值初步地体现出来。“同行评议诞生以来，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知识生产系统中的‘质量控制’‘动力来源’和‘科学自主’三个方面。”当然，《哲学汇刊》最初的同行评议，尚未成为制度性程序，因为当时的论文尚不规范，也就难立评价标准，用稿权还主要掌握在主编手中。在《哲学汇刊》创办之时，不要说论文没有统一的规范，连写作语言也是五花八门的。改变这样的局面需要一个过程，除了《哲学汇刊》自创刊起就以英语出版外，其他规则和规范都是在《哲学汇刊》持续的出版中，经过不断地试错磨合逐渐形成的。作为先行者，《哲学汇刊》扮演了最初规则制订者的角色，为后来者提供了效法的模板，由此也就迈出了科学建制化非常重要的一步：让原本根据个人兴趣自由研究和表达的科学家开始遵守必要的规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规范，这是学科发展和学术共同体赖以生成和运作的基础条件之一。

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

最后，《哲学汇刊》的内容。皇家学会从创设时起就是从事各种研究的科学家和科学爱好者的组织，《哲学汇刊》的内容主要取决于会员的研究项目和课题，内容很是丰富，也很庞杂。据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统计，《哲学汇刊》在创刊到1702年期间发表论文总计2030篇，若按今天的学科分类，作品涉及了物理学、医学、生物学、地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以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其中，科学和技术论文占据了绝大多数，科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如牛顿、富兰克林等均在《哲学汇刊》上发表过论文。因此，多样性和综合性成为早期《哲学汇刊》的内容特征，这与科学发展的阶段是相对应的。

回顾《哲学汇刊》的历史，可以看到它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在于：“向世界展示了有学必有会、有会必有刊的学术团体运作范型，奠定了之后科学社团、高等教育、科学家队伍、学术期刊互为支撑的科学建制化的四大基本要素之一，也奠定了期刊作为科学交流与传播主媒介的地位，并逐渐无可替代。”学术期刊登上历史舞台正是从《哲学汇刊》开始的，其开创性贡献成就了它学术期刊传统源头的地位，其所构建的传统，要而言之：一是学者团体（学会）办刊的模式；二是促进交流的宗旨，三是开放平台的性质，四是规范化的运作；五是综合性的结构。

始于《哲学汇刊》的传统，一方面，为后世创办的欧美学术期刊所传承，并被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直至成就了其在当今国际学术期刊界难以撼动的主流存在；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学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也在不断地催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后发国家的学术期刊，迫使其必须服从于这些先行的强者制定的规则，哪怕它并不是那么合理和公平，但要在《哲学汇刊》开创的传统之外另辟蹊径也实非易事。

二、中国高校学报的诞生

中国的现代科学和学术期刊都始于西学东渐。早在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前，1582年，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就已到了明代的中国，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此后不断有传教士前来中国，但影响终究有限，动摇不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引起国人震惊的还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轰开国门的坚船利炮，自此国人方开始睁眼看世界，为了制夷，清廷发起了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出洋的留学生和出访的官员带回了对西方世界的观感，而在华西人以英文和中文出版的书籍、报刊也大量介绍了西方的科技、政治、宗教和文化。甲午战败后，更多国人意识到西方长技表象下的科学、制度与思想底蕴的不可或缺，多方反思最后聚焦于教育，废科举、办学堂成为各界共识，从而开始了现代大学的创建和对西方现代科学体系的移植。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应运而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高校学报颇为独特，并因此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传统。

最早创刊的高校学报是1906年6月东吴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东吴大学)创办的《东吴月报》，创刊号专以《学桴》命名，委托上海美华书馆印制，铅字竖排，传统线装，由东吴大学汉文教习黄振元撰写的《学桴发刊词》刊于正文首页。黄振元，生于1866年，江苏常熟人，中年后改名黄人，字摩西，1901年受聘东吴学堂国学教习。1904年，受校长孙乐文(David L.Anderson)之请，担任国学教材编辑主任，数年间，编撰了《中国文学史》等多种教材，“在比较文学、戏曲、古典小说研究中，都堪称近代中国‘第一人’”，作出了诸多开创性贡献，“‘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是黄人《中国文学史》最为显著的特点”，《学桴发刊词》也尽显了这一特点。

《东吴月报》创刊号

这篇占据了创刊号十分之一篇幅的发刊词开篇言道：“东吴学堂成立者逾五年，西士谋刊行月报，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嘱教员某，名以《学桴》，而系其词。”这是他关于撰写发刊词的背景交代，说的是东吴学堂办学满五年了，有“西士”为了展示学堂的成果以与学界交流，谋划出版月报，受其嘱托，为该刊命名，并撰写发刊词。黄人没有提及拜托他的西士姓名，据《学桴》所刊东吴学堂招生广告称，学堂“延请西教习七人”，我们推测主导这一谋划并邀请黄人参与的当是美国人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祁天锡， 1876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的一个教士家庭，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1901年受美国基督教南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派遣，前往中国出任刚创建的教会学校东吴学堂的格致教习。“任教伊始，他就开设了生物、物理、化学以及地质学课程，在1904年前，东吴大学的理科各科都由他一人负责教学。”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祁天锡当然知晓学术期刊的意义，也懂得学术期刊的规则，而祁天锡在东吴学堂教师中的地位与黄人正好相当，分别是中西教习的领衔者。另一个更直接的理由就是，祁天锡乃《东吴月报》创刊主编。

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

出自黄人的这篇别具一格的发刊词与我们常见的不同，黄人对西士谋划办刊的目的只是作为背景一笔带过，既没有描述将表学堂哪些内容，也没交代如何来表和如何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这些既然提起即应有所交代的内容，而是将几乎全部篇幅都放在了对“学桴”意义的阐述上。在黄人看来，当下正是一个风起云涌危机四伏的过渡时代，“揽神州之苍茫，敂人间其何世，群虎眈视，涎兹禁脔，一狮欠申，皋其坠魂，劫枰待收，舞台难下，非所谓过渡时代乎？”内观今日之宗教界、政界、学界、报界，无一不在过渡之中；外阅美、欧、非、亚诸大洲各国历史，无一不曾经历过渡时代。虽同为过渡，结果却是迥异，“幸则为甲，危则为乙、丙、丁等”，原因何在？“非遭际之有殊也，当过渡时代，必有预备过渡、维持过渡者，则幸与危之结果，亦视其过渡之器具何如耳。”而“学桴者，预备过渡时代器具之一部分也”。那么，“何不以兵桴、以商桴，而何不以政治桴、宗教桴，而独有取于学者？”这是因为，“盖兵商政教皆备于学，则学者载种种桴之桴也，而又可谓合种种桴而所成之桴也”。唯有学桴才是最上乘的集大成之桴，而《东吴月报》将会是这样一个“众桴之桴”。

黄人这篇约2000字的发刊词情绪饱满一气呵成，可谓尽显其“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的对学术期刊使命的激情解读，细品之下，较之西士所提“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意趣已有所不同。西士承续西方学术期刊的基本理念，以学术交流为《东吴月报》之使命。尽管当年《哲学汇刊》将“先进的知识、有益的发现，公之于众，使之成为整个英国乃至全世界的知识”作为自己的的使命，但时过境迁，这点超越学界的宏愿在此时的西士那里似乎已经淡漠，期刊成为一种纯粹的当代学界学术交流平台。倒是黄人，视线超越了“当代学界”，而放眼政界、兵界、商界乃至全世界，要让《学桴》成为“载种种桴之桴”，以为过渡时代的中国备一集大成之过渡器具，这也许就是他主张《东吴月报》应以“学桴”名之的理由。“东吴学堂之设焉，当西历十九祺二十祺之交，新政将兴而未兴，科举垂废而未废，社会志趣如飓涡中罗经靡定所向，而此学堂独挟其输入之文明、元有之国粹，岿然出现于锦帆泾上”，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承担这一使命，“乘桴浮海，先圣之志也……欲尽过渡时代之义务者，慎勿以桴而忽之”。在黄人那里，具有“学桴”性质的融合中西文明的刊物，就是为所有“欲尽过渡时代之义务者”办的，为处于“飓涡”中的他们提供指明航向的罗经盘，而这样的“学桴”，不仅是《东吴月报》应有的志向，也是所有学堂创办学术期刊应有的模样。

黄振元（黄人）和他的《学桴发刊词》

接续东吴大学创办学术期刊的是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清华学校)。1915年春，校长周诒春拟以清华学会来统合全校学术社团，并建立学会的杂志。6月，中英文合刊The Tsing Hua Monthly(《清华月刊》)创刊，由洪锡麒和王国钧分别担任英文和中文主编。洪锡麒，生于1896年，别号启文，安徽婺源人。王国钧，生于1894年，别号伯衡，江苏上海人。两位均是留美预备部当年即将毕业的学生。《清华月刊》的《发刊词》虽出自王国钧这位仅21岁的青年之手，对办刊宗旨却说得十分明白：“清华学校之设立所以为国家树人才，吸收西洋文明为强国强种作一预备……则办理月刊以供吾校及各校作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之机关，自天职也。”从“为强国强种作一预备”，不难看到《学桴》的影子，而从“交换智识……天职也”，则不难追溯到《哲学汇刊》首倡的理念。可就在创刊当年，两位主编作为庚款留学生去了美国，《清华月刊》只出版了一期，好在清华的办刊并未因此中断，接续《清华月刊》的是《清华学报》。

1915年，《清华学报》创刊。在此之前，“学报”是学会团体创办专业期刊通常使用的刊名，后来成为高校综合性期刊的专用名称，与《清华学报》1920年代之后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大概是直接相关的。清华本为留美预备学校，课程以西方现代学科为主，这些课程都直接用英文教学，至学报创办时，外籍教师仍占多数，学报自然延续了《清华月刊》中英文兼收并蓄的做法，但总觉《清华月刊》应对版式冲突(中文右起竖排，英文左起横排)的方法(装订线在右侧，中文稿从前往后、英文稿从后往前阅读)不甚妥当，故而创刊号将英、中文稿分别于1915年11月和12月单独成册出版，中文创刊号被编为《清华学报》第一期第二号，沿用传统竖排版式。就在这一期的首页，刊登了清华中文教务长杨恩湛撰写的发刊词《小引》。

《清华学报》封面

杨恩湛，生于1878年，江苏武进人，1899年就读湖北官立中学自强学堂，1903年官派赴美留学，1910年学成归国，“翻译了大量美国有关教育、学校管理和教学方法的文章，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关注”。1913年曾应聘商务印书馆，同年赴京就职于北京政府。1915年受政府委派至清华任中文教务长，“配合周诒春校长做了大量工作，这得益于他对美国教育的深入研究。他的工作深受周诒春先生赏识”。《清华学报》创刊，他兼任了中英文编辑。在《小引》中他言道：“集思广益，古有明训，以其所知求其所不知，以其所能求其所不能，随时随地皆足以供吾人之研究，则学报尚矣。”这说的是学报最具汇集众人学术的功能，他概括道：“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也。”接着，他解释了这里的“交换知识”的两层意思，一是“清华学子以学报有益于学业者甚大，特于课余之暇译述欧西有用之书报，传播学术，或以心之所得发为文词，或以平时所闻著为余录……语云君子以文会友，又云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说的是校内学子间的交流。二是“方今学理日新，文化日进，凡足以资考镜者，几于美不胜收，且人之好学，谁不如我？苟以此册与各界各校所出之伟著互相交换，互相观摩，则此后诸君子之学识日以增进，而本报亦将继长增高，益求完备，学报之称，庶能名副其实欤。”这说的是与其他学校和社会各界的知识交换。

有研究者将黄人的《学桴发刊词》与杨恩湛的《小引》加以比较后认为：“显然黄人对学报承载与交换知识的功能定位得到了(杨恩湛的)肯定……杨恩湛与黄人一为武进人，一为常熟人，地望甚近，并且两人在学校皆负责中文部教务。黄人为前辈，时誉甚隆，杨恩湛在办学报宗旨方面受到黄人之说的影响，是不无可能的。”其实，对于留美多年潜心研究过西方教育并已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过论文和译作的杨恩湛来说，期刊之于学术交流的意义已是常识，信手拈来而已。而黄人所论，重点也不在此，“与学界交换智识”云云，只是代谋划创办月报的西士交代办刊目的，黄人要强调的是在过渡时代学术与国运的关系中期刊作为“众桴之桴”的工具意义，这是因为他看到的是“群虎眈视，涎兹禁脔”，中国前途难卜。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杨恩湛的《小引》几未提及，看到的却是“方今学理日新，文化日进”，安心做学问的好时光，于是规矩地解说了黄人应该却没有解说的学报将“表”哪些知识，以及为何和如何与各界交换的问题，两篇发刊词的差异似乎是明显的。

杨恩湛和他的《小引》

无独有偶，在《清华学报》问世不久后的1918年，北京大学也有意创办学术期刊，9月30日，“北京大学校校长，召集各学长及各研究所主任，提议编辑月刊……全校职员及学生，均有供给稿件之义务，而分门编辑，则由各研究所主任任之”。蔡元培亲自为即将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撰写《发刊词》，黄人的那种忧患也不复现。蔡元培在《发刊词》中罗列了“吾校必发行月刊”的“三要点”：“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所谓大学者……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那与学术期刊何干？“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吾国学子……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治哲学者， 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陋见种种，一言蔽之，闭目塞听，抱残守缺。“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这是对学报之于交流、交流之于治学意义的解读。“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各国大学，各种学说，“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可再看我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则以为排斥旧文学……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外界对北大的偏见源于积习，也因为隔阂，“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有了学报，积习纵然难改，隔阂至少有望打破。可见，蔡元培的《发刊词》通篇谈的只是融贯中西、学术交流和清除积习，与《学桴发刊词》的差异似乎也是明显的。那么，原因何在？且容下文再作分析。

1919年1月，《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发行。在采用什么版式上，新派和老派教授有不同意见，后经“研究所主任会公决，全用横行，并加句读符号”，从而一改《东吴月报》以来中文学报均采用传统竖排的惯例。

《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

中国早期大学主要分布于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心大城市，除北京以外，1910年代，上海、武汉等地也都有高校学报问世，如上海的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于1915年12月创办的《复旦》，武汉的中华大学(1953年并入今华中师范大学)于1915年5月创办的《光华学报》(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以“学报”命名的高校综合性学术期刊)等。辛亥革命后，大学的学术氛围日趋活跃，各种社团及其创办的校园刊物不断涌现。与社团校园刊物不同，学报是由学校主办，主要刊发学术论文的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其数量虽无法与社团校园刊物相比，但影响却要大得多，不仅在学界，甚至能引来政府的干预。比如，以“研究学术，导扬国光”为宗旨的《光华学报》，在创刊号上即有文章“诋责政府交涉失败(当指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事——引者注)之议论”，遭到官方以“其宗旨不合报律”为由的查处，校方专函详细解释后，“讵昨奉谕饬，竟禁止其出版”。再三交涉之下，方得允下年复刊。当然，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学报的影响主要在学术界，尤其在大学数量不多、知识分子群体不大、学术媒介品种很少、学术传播渠道有限的20世纪初，学报对于主办学校推进内部建设和打造外部形象来说，其意义无以取代。

三、中国高校学报传统的来源及其内涵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以《东吴月报》《清华学报》和《北京大学月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高校学报问世的时间虽然比世界上最早的学术期刊《哲学汇刊》迟了两个半世纪，但创刊的时代环境却颇有几分相似——都是在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交汇的时代。《哲学汇刊》创刊于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年代，中国早期学报则创刊于中国现代科学和现代国家开创之时。不同的是，中国现代科学的诞生和推翻帝制的革命及至新文化运动都是受到外来因素的激发，都是以西方为范本或参照系的(其中有些以日本为中介)。这就产生了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即如何让这些原生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在中国落地并尽快而顺利地实现本土化，其间有很多的两难问题需要进行抉择。那么，高校学报的创办者们是如何选择，又是如何体现在他们的办刊理念中的呢？创办者的理念都集中地体现在发刊词中，我们不妨对分别出自黄人、王国钧、杨恩湛、蔡元培的四篇发刊词作一比较，看一看他们理念的异同。

黄人的《学桴发刊词》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是创办《东吴月报》的首倡者，创办高校学术期刊(学报)的动议来自“西士”，模仿的是西方学术期刊，在学界传播和交流学术是其基本理念，也是其对学术期刊(学报)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及在学术建制中的定位，黄人对此并无异议，否则他不会答应加入编辑团队并撰写发刊词，故而学术期刊(学报)传播和交流学术的理念当是来源于西方，可以溯源到17世纪的《哲学汇刊》。但是，如果仅是这样，也就不用黄人来撰写发刊词了，而黄人之所以应允撰写发刊词，应该是更想通过发刊词来表达他对学术期刊(学报)使命的进一步认识，这就是寄希望于学术期刊(学报)能够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转折关头汇集学界乃至各界精英，深研科学义理和国学精粹，融合中西学术，承载起为社会各界在过渡时代提供“罗经”(方向和路径)的重任。显然，黄人在这里所承续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愿望和他们所执著的科学救国的信念，这也是黄人对学术期刊(学报)在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关系中的定位。因此，从《学桴发刊词》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学报传统的两个不同的来源及其在特定时代的交汇。

如果说中国高校学报传统的形成始于《东吴月报》，那么，不管后续的学报创办者是否参考了《学桴发刊词》，他们的发刊词所体现出的理念都是与黄人所陈述或阐发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在学报的基本属性方面，四位发刊词撰写人不仅一致地将他们创办的刊物认定为传播交流学术的媒介，而且，越是后发者，对这一点的阐发越是深入。在黄人，只是未表异议，到王国钧，已被视为“天职”，再到杨恩湛，则被形容为“渊薮”，而蔡元培更是自觉地将办学报的理念与办现代大学的理念融合在一起了。

值得讨论的是黄人阐发的学术期刊(学报)超越了学界和学术交流的另一层使命，即有关对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指引意义的阐述，从表面上看，这种对现实政治关怀的强度在四篇发刊词中呈现出次第减弱，与此对应的是，学习西方的意思在逐渐增强和突出。在黄人，他几乎用了发刊词的全部篇幅来阐发他的政治关怀；到王国钧，这种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仍然可见，但与学习西方已是相提并论；到杨恩湛，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已隐然不见，只剩下学习西方；而蔡元培的“三要点”，则皆以西方为参照系指出我(有关学术)之不足而未直接涉及现实政治。如此说来，是不是黄人所阐发的学术期刊(学报)超越学术传播的意义就此逐渐湮灭了呢？并非如此。从《东吴月报》创刊的1906年到《北京大学月刊》问世的1919年这十多年间，正是政治风云激变的特殊年代。黄人撰写《学桴发刊词》时，清王朝尚在垂死挣扎；而在《清华月报》《清华学报》创办时，已是民国四年(1915年)，就在这一年，陈独秀于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到蔡元培1918年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发刊词时，已是五四运动的前夕。在这一系列时代的激变中，西方既是参照系，而导致这诸多变革的思想资源也主要来自西方，学习西方与指引变革之间是一种明确的因果关系。因此，四人的发刊词对学习西方的强调只是不同政治环境下对引导现实政治的不同说法而已。而且，四人中，除王国钧尚是个学生，余者皆是不仅有世界眼光，深谙学习西方之必要，也多是精通国学，明白传统之于国人意义的精英人士，所以在取舍之间，融贯中西成了他们共同的主张，蔡元培说得更加周详：“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可见，无论是当年的英国，还是此时的中国，学术期刊除了应学术交流的需要而产生，还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烙印会深嵌期刊的传统之中，也许在风平浪静的年月似乎隐然不显，但一旦变革时代来临，就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和甚至可压倒一切的能量。

当然，传统不仅是理念，还有在理念指引下的诸多规则和做法，它们与理念一起共同构成了早期高校学报传统的主要内容，为后世所传承或超越。那么，这些早期的规则和做法，哪些是直接拿来的，哪些是融合中西而成的，哪些是因应国情而独创的，它们与发刊词所表明的办刊理念是否契合，它们各自的效果和影响如何？我们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不妨将这几本早期学报与同样是初创时期的《哲学汇刊》作一比较，从中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1.创办者：学会与大学

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相距科学革命的开始已过去了两百余年，当然不会再重复这一革命过程，而是从一开始，现代大学就是科学建制化的主角。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就是在世纪之交创建的，与此同时，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的主要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也开始向现代大学转型。与《哲学汇刊》创刊于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初一样，中国最早的学报也是诞生于尚处于童年期的几所大学中，并一直伴随着大学的成长。不同的是，皇家学会是一个自治的科学家社团，成立于学科尚未分化，大学仍沉迷于神学和经院哲学之中，科学家缺乏组织的科学革命之初，比较容易地统合了全国优秀的实验科学家，《哲学汇刊》得以成为科学界的共同平台并非偶然；而中国现代大学创办之初，虽然同样担负着科学建制化的责任，但每所大学都是独立的高等教育实体，其创办者很自然地会以其安身立命的学校为本位，故其创办“表学堂之内容”的学报，无论是其初衷还是事实上都很难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共同平台，而首先在于满足本校当下的需要。正是这样的不同，造成了高校学报从办刊宗旨到具体做法与《哲学汇刊》相比都有所不同。

2.办刊宗旨：交流与交换

与《哲学汇刊》之于皇家学会一样，对于新创立的大学来说，的确需要创设自己的交流平台，所以，从黄人到蔡元培的发刊词都无一例外地承续了《哲学汇刊》首倡的期刊之于学术交流的意义。但是，同样是对平台意义的解读，黄人、王国钧和杨恩湛用的却都不是“交流”而是“以物易物”的“交换”一词：“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供吾校及各校作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之机关”，“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也”。蔡元培只将“交换”一词用于校内，对外说的是如果不将本校成果发表“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还是含蓄的交换或回报之意。“交换”与“交流”虽只一字之差，但用于学报宗旨的表达，其间的细微差别却不可不察。交流是在共同体内部的共享与对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属于一个整体；而交换则是在两个对等的独立体(“我”与外界，“我”与各校)之间的利益互换，交换的对象与“我”而言，是外在的他者。与《哲学汇刊》这种差别的呈现，恰恰是不同办刊主体及其目的在办刊宗旨上的映射。

3.属性：校园期刊与学术期刊

与《哲学汇刊》覆盖了整个英国学术界不同，学报只需也仅能覆盖创办它的这所大学，但担负的职能却较《哲学汇刊》复杂，可大致分出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对内是本校师生间的交流平台；对外是本校形象的展示平台和与他校乃至社会各界知识产品的交换平台。对学报如此定位，一方面固然是承续了自《哲学汇刊》以来学术期刊皆具的学术交流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保留了校园报刊的基本特征和功能。

在学报问世前，各校都或多或少办有校园报刊，1903年，黄人在东吴学堂就曾创办过中国最早的大学校园文学社团刊物《雁来红》。《清华学报》则是接续了校园刊物《清华月刊》而来。蔡元培则直言：“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月刊》乃《日刊》之姊妹，除了分载不同篇幅的内容外，两者校内交流、校外展示的作用并无不同。学报作为校园期刊的属性还表现在编辑团队的组成，这在《清华学报》表现得尤为明显，1919年之前，“学报由学生主办，作者以学生居多……其学术性仍较薄弱些，译述多于学术研究，栏目中除著述和学术栏外，还有文艺、余录等栏”。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它是一个让学生历练与实习的校内师生刊物，不是学术研究期刊”。《东吴月报》创办之初，亦有学生参与编辑，而《北京大学月刊》创刊之初担任编辑的也大多是学生，主编则由各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学报对校园刊编学一体模式的保留直至1920年代才逐渐为编研一体模式完全取代。

学报集对内和对外双重职能和校园期刊与学术期刊两种属性于一身，既使其因具有多种功能而更易贴合初创时期大学发展之需要，也不可避免地为多重属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埋下伏笔。

《清华学报》编辑人员合影（1918年）

4.开放度：私家园地与开放平台

无论是校园刊物还是展示(学校形象的)窗口的定位，都决定了学报只能是一种内向性的刊物。所谓内向性，指的是刊物从作者到内容都是本校的。这种单一园地的性质规定了作者来源的单一性，显然，只有作者来源的单一性才能保证学校形象展示的纯粹性和完整性。

最早的几本学报的创办者为何如此执著于对学校形象的整体展示？这是因为大学不是在一个早晨就能建成的，必经一个有待长大的童年时期，而外界对现代大学这个舶来品有全面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从蔡元培对外界“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对北大“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且“深以为怪”的担忧，即可知晓。这并不奇怪，即使从1898年清政府建立京师大学堂算起，到《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北大的历史也不过二十年，而前十多年是在奉中体西用为圭臬的清末度过的。北大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了。东吴学堂虽被誉为开西式教育之先河的现代大学，到《东吴月刊》创刊时，只是区区五年，学科建设刚起步而已。而《清华学报》创刊时，清华仍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甚至不能算作大学。在当时，除了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以外，这些初创的大学尚无法具有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更不可能拿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科学成果，这与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时即汇集了世界一流学者的景况和《哲学汇刊》从创刊起就拥有的作者资源是无法比拟的。对于中国新建的大学而言，培养科学人才以强国强种固然是其初衷，但最现实的事却是尽快树立起大学的新形象，而创办学报“表学堂之内容”，纯粹而完整地展示学校的形象之于初创期大学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执著于学报的内向性虽然有其现实的需要，但毋庸讳言，这样的定位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学报作为学术交流平台应有的开放度。对此，学报最早的创办者即有所警觉，而没有将内向性绝对化。《东吴月报》创刊号《学桴》封二刊载有《本报简章》共六条，第五条即为“外稿”：“海内大雅如有鸿作登寄，尤所欢迎。”《北京大学月刊》亦有类似规则，其《编辑略例》共四条，第一条就是：“本月刊……材料之供给，大体由本校职员学生担任。校外宏哲，如有特别佳著，亦得代为发表。”无论是直接称为“外稿”还是从“代为发表”的“代”字，皆可看出办刊者心中的内外界限。可见，稿分内外，从最早的学报就已开始，而既然是“外稿”，当然也就超出了“表学堂之内容”的宗旨了。以祁天锡、蔡元培的学识和眼光，不会不知开放性对交流平台的意义，故或专列“外稿”一条，或申明愿“代为发表”，以示并不排斥“例外”的存在，从而为保有平台的开放性留出了些许余地。

《东吴月报》简章

5.内容结构：单一学科与学科综合

与《哲学汇刊》初创时不分学科一样，学报初创时也是不分学科的。《东吴月报》虽然分设了论说、学科、时事、译丛、杂志等几个栏目，但都不是以学科来划分的。只要翻阅一下《学桴》就可知，《学桴》全刊正文32页64面，20多篇文章，共约23 000字，篇均千字左右，其中多数都还算不上学术论文。《清华学报》创刊比《学桴》晚了近十年。“英文版前言提到内容的三大范围：校内演讲、撰述与发生事件的记录；值得传播的课题；将当前中文教育世界的观念以英文来表达。”“在中文版创刊号中，共有20篇文章，教职员和校友的文章仅有2篇，余均系学生文章(不明身份的9人亦疑为学生)。”直到《北京大学月刊》问世，学报始有了今天学术期刊的基本模样，当然，仍是不分学科，文理皆收，且不设栏目，但已有了比较典型意义的学术论文，并有了论文排序的规则：“以问题重大者居先，讨论局部事项，而性质较为专门者居次，杂文居末。”首篇论文即是蔡元培的《哲学与科学》，其余还有钱玄同的《中国文字形体变迁新论》、朱希祖的《驳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说》和《文学论》、陈启修的《国家改制与世界改制》和《庶民主义之研究》等。

《东吴月报》《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目录

如果说《哲学汇刊》创刊时学科分化尚未显著，期刊不分学科是自然的，那么，早期学报创刊时，西方学科体系早已成形，专业期刊已大量问世，学报为何仍选择多学科综合？首先，这是出于展示主办学校形象的需要，唯有全面展示，学校的形象才能完整。其次，这是因为初创大学的学科建设刚刚起步，单一学科学术论文还无法支撑起一本内向性的期刊。因此，对于初创的学报来说，综合性既是学科分化前学术期刊的共性特征，也是内向性的逻辑结果，但这两方面的一致性在学科体系初步建成后就难以成立了。

从以上诸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高校学报的诞生当然拜西学东渐之赐，但并非对西方学术期刊的简单复制，从办刊理念到具体做法，都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的选择性移植和变通，这也许是学报传统中最具特点的方面。当时最大的实际就是，虽然有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现成先例可循，但现代大学和现代科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却是不可免的，而且，要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压缩到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创办于现代大学起步阶段的学报更要满足本校发展的需要，故而从一开始，学报就与创办它的大学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承担了交流学术与完整地展示本校形象的双重使命，学科的综合性和稿源的内向性就成了可以兼顾这两项使命的几乎唯一的选择，而对校园期刊血脉的继承则使这样的选择看上去更加合理自然，殊不知百年后危机的根源此时已悄悄潜伏其间。如果说现代科学起步阶段有限的学术资源主要集中于不多的几所大学之中，学报不同学科的拼合、稿源的内向性对学报未来发展的影响尚不明显，但也并非毫无迹象可寻，在内外稿之分上，这一选择的权宜性就表露出来了。换言之，学报的综合性、内向性选择从一开始就潜伏了其与公共平台属性之间的紧张，当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属性需要寻求平衡之时，“表学堂之内容”总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综合性和内向性因此也成为初创时期学报最为显著的特征。

四、学术期刊的转型与传统的流变

在西方学术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学科分化的趋势逐渐显现，与此对应，学术期刊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专业期刊的崛起。1778年，期刊史上第一本专业性学术期刊《化学杂志》在德国创刊，从而使得“德国化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甚至早于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进入19世纪以后，其他学术领域的专业刊也陆续创办，包括同样诞生于德国化学与矿物领域的《矿物学杂志》(1807)，英国医学领域的《柳叶刀》(1823)和生物学领域的《动物学杂志》(1830)，以及法国人在地质学领域创办的《法国地质学会通报》(1830)，等等。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为专业刊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代表着不同学科门类的专业刊的崛起在教学与传播上强化了学科划分的正当性。”

19世纪中叶，学科分化已由趋势演变为现实，专业学术团体不断建立，到19世纪末时，英国已有100多个专业学会，美国更是达到了400多个。现代科学体系的日益精细和不断完善，使得专业期刊与专业学会一起成为学术共同体诞生的主要动因和条件，学术期刊特别是专业期刊因此真正成就了其在学术建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在这样的趋势下，综合性期刊因缺乏学科归类，无法内嵌于以同一学科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对学者的吸引力和在学术建制中的作用以及与学科发展的关系开始走弱。为应对这一变化了的局面，1887年，已持续出版两百余年的《哲学汇刊》开始分“A”和“B”辑出版，分别以物理学和生物学论文为主。

进入20世纪，专业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共同体中心的地位已完全确立起来，但过于强调学科边界的以邻为壑的弊端也开始显现，有鉴于此，淡化学科边界而突出鲜明主题的专题学术期刊应运而生，并在学派的产生及其影响的扩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令学界瞩目的现象。在西方学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1929年创办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这份在学术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刊物不仅为自身，也为因它而得名的“年鉴学派”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巨大声誉。“年鉴学派之形成历程，除有人员、有机制之外，很大程度上是有这份(指《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引者注)在不同时代聚集科研人员践行学术创意的学术平台。”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作为从西方“拿来”的学术期刊，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从综合到专业和专题期刊的过程，但从整个国家来看，这种时间顺序并不明显，专业期刊的诞生甚至早于综合性学报。这是因为作为后发国家的“移植”是可以进行跨越阶段选择的。有了洋务运动打下的基础，一些社团性质的现代科技专业学会也是早于中国现代大学就出现了。除开戊戌变法时期带有明显政治性的社团外，最早成立的科技学会如算学会、农学会，均创建于1897年，并分别创办了《算学报》《农学》作为团体机关刊。辛亥革命前后，科技社团纷纷涌现，如中国地学会、中华工程师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农学会等，这些社团大多创办了本专业的期刊，如中国地学会于1910年创办了《地学杂志》，中西医学研究会于1910年创办了《中西医学报》，中华医学会于1915年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

《地学杂志》《中西医学报》《中华医学杂志》封面

当然，综合性期刊也有创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杨铨(杨杏佛)等人创办的《科学》。1914年夏，这几位留学生有鉴于“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起意“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为此他们决定创建一个公司性质的组织，招募会员，筹集股金，这就是民国年间著名的科学社的由来。1915年1月，在他们的操持下，《科学》在上海出版和发行。在创刊号上他们阐明其办刊目的：“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故各国学界期刊，实最近之学术发达史而当世学者所赖以交通智识者也。”在这里，学术期刊“交通智识”的作用虽已是老生常谈，但对期刊与学会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强调，还是明显不同于高校学报的。

科学社全体成员合影（1914年）

《科学》创刊后，科学社的同仁们又有了进一步的想法，那就是，“以英国的皇家学会为楷模”，推动中国科学的发展。1915年10月，中国科学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正式宣告成立，1918年，迁回国内，建总社于南京，通过创建图书馆和专业研究所、主办学术年会、审定科学名词、确定度量标准、设立科学奖金等举措，对科学建制化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精神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主办的《科学》等刊物更是声名远播。但是，中国科学社始终面临着与专业学会的关系问题，进入1920年代后，各专业学会的发展更加普遍，在“学必有会，会必有报”的局面下，由专业学会创办的专业期刊以其比较清晰的学科边界、相对精深的专业内容、基本稳定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了综合性期刊难以发挥的作用，专业期刊就此迅速走向了繁荣。虽然许多专业学会的创办者同时也是科学社的主要成员，但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作为一个民间社团的中国科学社终究没能成为英国皇家学会那样的全国科学家学会联合会，科学制度化还是在政府主导下才告完成的。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7月即颁布了《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定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蔡元培出任院长。嗣后即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研究所，创办各种专业期刊。1929年8月，行政院决议组建国立北平研究院，9月9日正式成立，由李煜瀛任院长。这一南一北两个“国字号”大型综合科研机构的成立，标志着由政府主导的科学研究体制化的基本完成。

《科学》创刊号封面、发刊词首页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前，学术期刊专业化的潮流就影响到了大学，1920年代，专业性期刊或者具有比较明确的学科或问题边界的专题性期刊不仅在大学问世，而且迅速拓展了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学衡》，由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于1922年1月创办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至1933年7月终刊，共出版了79期，《学衡》的编者、主要作者则被称为“学衡派”。这是中国的学派因期刊而得名的典型例子，而《学衡》的创刊时间比法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还早了7年。学界关于《学衡》和学衡派的评论、研究和争议，早在《学衡》问世不久就开始了，且经过大的翻转，至今仍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不管过去抑或今天如何评价学衡派和《学衡》这本杂志，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学衡》问世后即在学界激起了巨大反响，且其余波久久不息，从学术传播的角度来看，在这一堪称现象级的事件中，《学衡》的成功无疑是空前的。本文无意涉入对学衡派的评价，只是强调，《学衡》的成功并非偶然，学者的自主办刊、清晰的问题边界、鲜明的学术立场、志同道合的作者，都使得《学衡》在学界独树一帜，而这些特点，正是学报所不具备的。

《学衡》创刊号封面、《学衡杂志简章》

专业学会和专业期刊的大量涌现意味着对西方科学体系的移植已具规模，同时也意味着以专业期刊为中心跨越了学校界限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这对以综合性、内向性为特征的学报的地位甚至生存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态势，最早创办的学报在进入1920年代后，开始了主动转型。

其一，提升学术品质，告别校园期刊。

学报初创时期，学生既是编辑的主力，也是稿件的主要来源，面对大量代表专业最新水准的专业期刊的涌现，无论学校形象的展示还是与外界“交换知识”，学报学术品质都亟待提升，学生的退出和名家的加盟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这方面，原本最具校园期刊特征的《清华学报》的改变最为明显。《清华学报》在创刊后以类似校园期刊的模式出刊至1919年，1920年即告停刊。进入1920年代后，“少壮派教师先后留美学成返回清华学校，使原先以中等教育为主的清华学校，得以朝向清华大学的方向转型”。1924年，作为转型的预备举措之一，学报复刊，但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刊，而只是沿用了刊名，在卷次编排上没有接续停刊之前，重新从第一卷第一期起始，以此来表明与过去的告别。

复刊后第一期《清华学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发刊词《引言》，开篇即阐明“本报的宗旨”：“我们以为求学的态度，应以诚实两字为标准：第一，要存一个谦抑的心，然后实事求是，平心静气，来研究学问；第二，要有科学的精神，然后求学的方法，可以渐趋精确稳实，脱离虚浮的习惯。”以“谦抑的心”和“科学的精神”宣告了《清华学报》向学术期刊本位的回归。当然，展示学校形象仍是学报的重要使命，尤其在清华即将向大学转型之际，故而保持了学科的综合性，“因为学问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本报的论著，不用机械式的分类……但求与本报宗旨相合，俱可选载”。稿源的内向性则有所改变，“本期的撰著，大半是本校师友，及同学投稿”，但也不乏校外大家的作品，首篇论文就是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作为提升学术品质、遵循学术规范的举措，《引言》还规定：“倘文中引用书籍，务求注证说明。”不过，要完全告别校园期刊的定位亦非易事，在校学生的作品仍是《清华学报》稿源之一，但必须经过编辑老师的打磨，“校内同学的撰述，均就本编辑部意见所及，竭力指导，谨慎校对，然后择要登载”。

复刊后的《清华学报》封面

其二，因应学科发展，实行分门出版。

最早有计划按学科门类分别出版学报的当数北京大学。1921年底，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发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决定改组原有的研究所。1922年2月，《北京大学月刊》在出版了一卷九号后戛然而止。8月1日，蔡元培向北大评议会第九次会议提出《八月一日季刊编辑员讨论会议决之条件》的议案：“本校发行季刊四种：(1)自然科学。(2)社会科学。(3)国学。(4)文艺。”于是，北大首次出现了《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国学季刊》和《文艺季刊》的分门出版。“这是《月刊》分门编辑原则的提升，其本身又是北京大学学术刊物和中国大学学报由综合到专门化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性发展。” 

其实，《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仍然是综合性的，只是对其容纳的学科作了限定，而《国学季刊》则是一本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特定研究对象的专业期刊。北大启动研究所改组后，首先成立的就是国学门。由编委会主任胡适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长达万字，完全不同于此前所有学报的发刊词，通篇除了标题，甚至没有提及《国学季刊》，更不用说如何办刊，而是对研究国故的原则和方法的一个宣告文本。可见，循此原则和方法而展开的国故研究必以《国学季刊》为首选平台，已是不言自明的了，而如何做好研究才是决定国故研究，当然也是《国学季刊》前途的关键因素，故而需要大书特书。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号出版，从此成为胡适等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的主要平台，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学季刊》封面

北京的另一所著名高校燕京大学于1927年6月创办了与《国学季刊》相仿的《燕京学报》。创办伊始，《燕京学报》简章就申明“本报以发表研究中国学术之著作为主旨”，划定了学报的内容边界。得益于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丰富资源，“作者中有很多人也有着留学海外的经历。纵观《燕京学报》的内容，努力涉及新的领域、探讨新的课题、使用新的方法是其比较明显的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至四十年代学术研究变化的新趋势，也体现了《学报》的学术价值”。

《清华学报》的真正转型也是始于分门出版。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1929年清华改组了学报编委会，校长罗家伦亲任编委，并决定分门出版学报。1930－1931年，《清华学报》出版了文学哲学号、自然科学号、社会科学号三期专号。1931年，清华大学创办《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清华学报》自此专事人文学科论文的出版，编辑部则汇聚了人文学科的主要学者，他们中有些已经声名显赫，有些则因在《清华学报》发表论文而成名，《清华学报》也因此声誉鹊起。

《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向来有民国年间文史领域四大名刊之誉，四家之中，学报占其三，这也是如今学报界引以为傲的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学报有此佳绩实非偶然，可以说，没有适时的转型，就不会迎来辉煌，而辉煌也印证了转型的意义。首先，转型是向学术期刊本质属性的回归。“表学堂之内容”只能满足大学初创时的需要，进入1920－1930年代时，领先的大学已告别童年期，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新的专门的学术平台。其次，大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学科建制基本成形并不断完善。在人文领域，无论北大，还是清华，抑或燕京，都是当时学科建制相对完善和研究实力最为强劲的大学，而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专业期刊作为平台，这已为科学史所证明。再次，满足大学的需要本是学报诞生时就确立的传统，因大学新的需要而转型是学报的本分。最后，转型后的学报促进了打破学校畛域的国学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并成为其中心。尽管各学报仍以刊发本校教师的论文为主，但当时大学教师的流动或兼职现象很是普遍，同一学者在几家学报均发表论文是常态，在共同或相近的研究志趣之下，以这几家学报为中心结成学术共同体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因此获益最多的还是其中的青年学者。

有了转型的先例，1930年武汉大学决定创办学报时，直接三刊齐出，同时创办了《社会科学季刊》《文哲季刊》和《理科季刊》，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校长王世杰为三刊撰写的《创刊弁言》。他在阐述了学术期刊之于学术鉴赏和批评意义后指出，鉴赏和批评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平台，“诸刊出版以后，不但本校同人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使成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最后，他表达了他的愿望：“盼望诸刊出版以后，全国负有学术使命的机关，各就其特别致力之范围，刊行类似的刊物……学术的提倡本非任何机关所能独力肩负的一种责任。”王世杰这份千余字的《创刊弁言》可谓对自《东吴月报》问世以来学报传统的全面反思，是对仅“表学堂之内容”的综合性、内向性办刊模式的否定，并为所有“负有学术使命的机关”确立了创办“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的目标。

转型不仅为学报重塑了形象，争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给学报传统添加了新的内涵。一方面，学科的综合性还是专业性，抑或淡化学科凸显问题意识的专题性，都不应该是学报一成不变的特性，而只是为满足大学和学科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呈现出的不同的结构性特点；另一方面，为了完整地展示学校的形象而呈现出的封闭性和内向性也不是学报必须始终具备的特性，而只是大学初创时期为本校学科建设和形象构建而采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随着大学的成长，学报应及时走出自己的童年时期，积极而主动地破解初创时期隐伏下的权宜之计与根本属性之间的紧张，追随学术发展的趋势，及时改变自身的结构和办刊模式，向内嵌于学术共同体的开放平台的本质属性回归。是否拥有这样的与时俱进的能力，决定了学报能否在学术建制和学术共同体中始终保持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具体办刊者的意志或努力，而更多地取决于学报主办学校的科研实力、人才储备和决策者的见识。

1930年代，仍有多家学报创刊，但大多延续着综合性、内向性的办刊模式。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学报大多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仍有部分学报顽强地存在着，且有少量新刊问世。然而，战争还是严重制约了学术研究和学报的发展，学报的转型并未最终完成，不仅大多学报始终停留在初创时期的综合性、内向性状态，而且，到1949年时，全国仅存的学报已不足30种。

五、传统在当代的影响

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但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传统不会因此完全断裂，走进新社会的学者都是在旧社会成长起来的，过去时代的传统总会以一定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延续下来，学术期刊同样如此。1950－1970年代，学术期刊主要分布于中国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系统之中。那么，传统对这一时期的学术期刊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在《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形成于20世纪前半叶的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传统于此时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裂变’。”所谓“裂变”，指的是“随着中科院期刊和高校学报的创设，在学术界出现了两大期刊类群……两类期刊的区别并不仅限于主办单位的不同，而是从刊物的命名到定位等一系列办刊理念的完全不同，由此也昭示了两类期刊对学术期刊(学报)传统的不同理解与继承”。本文对此仍持相同判断，仅对“裂变”的具体原因和过程作一重新梳理。

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就在着手接收中央研究院在各地的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并予以改组重建的同时，创建中国科学院学术期刊的规划也付诸实施了。1950年，首任院长郭沫若在《科学通报》的《发刊词》中宣布，“除掉科学行政和研究工作之外，我们将要出版各种的专门学报和两种综合性的科学刊物……大体上《科学通报》的任务是接近于普及工作的，《中国科学》和各种学报则将担任提高的任务”，“希望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协力支持，视为我们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科学的共同事业”。在这里，出版科学刊物被放到了与行政和研究并列的地位，而且期刊的建设规划的特点也大致可见：一是体系化，一本普及性综合刊 ＋ 一本高端综合刊 ＋ 众多高端专业刊，由此构成与学科体系配套的学术期刊体系；二是专业化，专业期刊是整个期刊体系中期刊的主要存在形式；三是开放性，所有期刊对全国科学工作者开放，是大家的共同平台、共同事业。

从行文风格看，这篇《发刊词》出自郭沫若之手当无疑问，但其中所披露的中国科学院期刊规划必定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制订这个规划的人一定既懂得科学发展规律又深谙中国学术期刊历史传统，明白民国年间移植自西方的现代科学已在中国落地，学科体系大致成形，各专业学会的建立和专业期刊的出版也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所以现在要做的不是从头重新来过，而应是推陈出新。因此，《发刊词》用了较多篇幅对其中的道理加以论说，“近代科学虽然也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输入，但……科学在中国并未生根”，如今时代不同了，“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要促进科学工作者的崛起，团结并组织科学工作者走上集体化的道路”。换言之，就是要改造民国时期留下的科学家和科学遗产，使之转化以适应新中国的科学体制，使之“崛起”来建设国家，而这一继承、改造及未来发展需要学术期刊这样的交流平台。

就这样，《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两本综合性期刊和各研究所主办的以学科或专业命名的自然科学专业期刊相继创刊。1955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建立四大学部，由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办的《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学研究》(1959年更名为《文学评论》)等人文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专业期刊也相继创刊，中国科学院学术期刊体系渐趋成形。中国科学院期刊建设不仅接续了民国年间已经形成的以开放的专业期刊为主体的传统，而且开始了向体系化方向发展。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北京成立，李四光和梁希分别被推举为主席，各专门学会的活动得到恢复，并开始创办各学会的专业期刊。1958年9月，两会合并，正式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为中国科学院之外另一个专业期刊的办刊主体。

高等院校的学术期刊也在1950年代初开始复苏。最先行动的是山东大学，1951年，有两种学术期刊先后问世。率先创刊的是《文史哲》。“最早，教师发起成立了文史哲杂志社，共同推举校长华岗为社长，副校长陆侃如教授、文学院长吴富恒教授为副社长。又邀历史系著名哲学史家杨向奎教授任杂志主编；以杨向奎为首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因为是同人刊物，《文史哲》具有‘自治’的性质，办刊方针及其他事务都由杂志社同人自己研究确定……办刊经费主要靠同人自筹……编委会成员都是兼任，没有一个专职人员。” 5月1日，《文史哲》创刊号出版。无论是同人刊的设定，还是自治的性质，都让人想起20年代的《学衡》，这样的同人自发办刊与郭沫若所说的“组织”学者“走集体化道路”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这也预示了这份新生刊物的成长之路会有一段坎坷。与《文史哲》同年创办的是《山东大学学报》。校长华岗为《文史哲》的创办花费了不少心血，但山东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校长不能厚此薄彼，于是由学校创办了综合性的《山东大学学报》。

《文史哲》创刊号和改为“学报之一”后的封面

回头来看，《文史哲》的创办其实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这样的刊物不但没在全国铺开，而且随着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的展开，教师自行发起的同人刊物与时代已不合拍。《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的11篇稿件中体现作者个人风格的纯学术研究论文占了大多数，但到第二年这样的办刊路数就坚持不下去了，加之创办以来一直亏损，仅靠同人们自掏腰包已很难维持正常出版。所以，自1953年第2期开始，即由山东大学接管主办，经费由学校负责，刊名未改，只是加了个副名——“山东大学学报之一”，同人刊的性质就此终结。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它所承续自《学衡》《国学季刊》的某些传统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比如，比较清晰的学科边界，开放的办刊模式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引领意识，从而也使得它始终与一般高校学报大不一样。

之所以说《文史哲》在高校的问世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还因为教育部并没像中国科学院积极筹划学术期刊出版那样为高校学术期刊作出整体性规划，1952年11月设立的高等教育部亦未见有过类似规划，学术期刊的出版完全由各校自主。1950年代中期，重点大学陆续创设了本校的学报。虽然主办学校各异，但在为学报设定宗旨时，却不约而同地承续了《学桴》的功能定位，连北京大学也自动忽略了1930年代分学科门类出版的专业化转型尝试。创刊于1955年的《北京农业大学学报》的发刊词说的最为典型：“我校刊行学报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发表本校师生和工作人员的科学研究成果，推动本校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前进；另一方面为了向校外报导我们的研究成果，供有关方面参考、研究与应用。”简直就是“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的当代翻版。

这一“返祖”现象的出现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学报初创时覆盖全校所有学科的综合性和版面不向外开放的内向性定位已给了学界和公众深刻的第一印象，甚至连许多高校的决策者也觉得本该如此，少数学校曾经的分门出版、开放版面的尝试无法改变学报整体上的公共形象。另一方面则与1950年代初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有直接关系。调整的目的是要将高校体系由民国时期的英美式改造成苏联式，1952年5月，教育部提出调整计划，拷贝的就是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取消综合性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建立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7月，调整在全国高校中铺开，至1953年底基本结束，调整规模之大，可谓对全国多数高校从院系到专业来了一次重新洗牌。仅华东地区，“原有59所高校，没有参加调整的仅8所，停办(或调整后校名取消)及迁移外区的学校达21所”。在调整中，全国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所有私立大学或裁撤或并入公立大学。经过此次院系调整，无论是新建的单科性专门学院，还是元气大伤的综合性大学，都亟需完善内部建设和重建学校的公共形象。于此时创设的学报，从一定意义上说，仿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前大学初建时，当然要把满足本校发展的需要放在首位。于是，学报再次承担起了交流学术与完整地展示本校形象的双重使命。在这一前提下，除了学科的综合性和稿源的内向性外，似乎也没有再多的可选项了。至于作为学术期刊应该具有的开放性、学科归属性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大概就没考虑过，也就更不可能像中国科学院期刊那样在总体上实现专业化和体系化，而只能回到类似童年的初始状态。1950年代问世的学报再一次地固化了从学界到管理部门对学报作为主办学校窗口和园地属性的界定，从而从办刊理念到具体方法均彻底与中国科学院期刊群分道扬镳。

1978年，走出“十年动乱”的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这前一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已独立出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后就着手建立以专业期刊为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体系，一如中国科学院期刊那样的开放办刊的方针使其在整个学术界特别是在高校中的权威地位逐步确立。

作为“十年动乱”重灾区的高校，则再一次来到内部和形象重建的历史关头。这一次，不仅是教育部和高校的领导们的要求，学报人也已自觉地担当起了展示学校形象的窗口的重任。1978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参与这个文件起草的，就有数位学报主编，其中大多实质性内容都是主编们首肯甚或就是他们主动提出的。该文件虽然名称上只是一个“意见”，但来自中央部委以文件形式发布的“意见”事实上从来都有准法规意义和作用的。正是这个“意见”，首次对学报的属性作出了明确规定：“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由此，学报起源于20世纪初、承续于1950年代的综合性和内向性走向了制度化。由这个“意见”走向制度化的还有学报编辑的职业化，学报应“按文、史、哲、经、教等专业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从而从制度上终结了“编研一体”的传统。可见，对传统的制度化是有选择的，参与起草的学报主编们提出或接受这种选择自然还有他们另外的算计，但他们已有了一份充当“窗口”和“园地”的自觉，则是确定无疑的。故而这个“意见”的发布，可谓权力顶层的教育部与实务底层的学报主编们的一次共谋。

1978年教育部《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只是学报综合性、内向性制度化的一个起点，随着1980年代编辑系列职称的开评、新闻出版署的成立、期刊管理办法的颁布、刊号审批制的确立，学报编辑管理制度日趋严格和刚性，编辑与学者身份已不能互通互换，学报与学术共同体更加疏离。不过，自打从制度上确定学报的综合性和内向性起，每一所高校也都有了创办一本学报的权利，从此，有条件的高校纷纷办起了学报，学报的数量一直在稳定地增长之中，经过1990年代末的大扩容，终于形成了如今“一校一刊”的格局。在这一过程中，高校的形象重建并未停息。一方面，努力挣脱出19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的桎梏，综合性大学取代单科大学成为重点大学建设主体，在院系调整中专业受损的大学大多启动了学科体系的重建，最典型的是清华大学全面恢复了文科，从院系调整后的纯工科大学重建为综合性大学，在这方面，“表学堂之内容”的学报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对标国际顶尖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构建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在这方面，竞争将会在国际学术平台展开，综合性、内向性的学报就力不从心了。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学术国际化大潮的兴起，学术平台和学术话语权的竞争已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中国而言，当年师法的对象，已成今天竞争的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学术期刊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是因为二战甫告结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冷战”即同时到来，各国尤其是对抗中的国家对科研投入增长的幅度可谓史无前例，这些巨额投入构成了战后最主要的科研资源，成为大学及科研机构全力以赴争夺的对象，由此对学术期刊产生了两个既直接又深远的影响。

其一是以学术期刊为数据源的量化评价的崛起，使学术期刊的评价价值被开发和放大了。国家科研资源的分配权在各级政府手中，合理而公正地配置这些资源需要作为分配依据的工具——学术评价。1950年代，美国文献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发现了科学文献引文分布的规律。1960年代，他组建的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开发出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数据库，其副产品——基于SCI指标和数据的各类排行榜，则填补了评价工具产品的空白，在众多引入SCI及其评价产品的国家科研资源分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引发了各类学术排行榜的风行。在所有依据类似SCI指标体系的评价排行中，学术期刊都是评价数据的唯一来源，所以，要在评价中得到好的排名，就得在上榜期刊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从而使学术发表的意义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其二是出版商对学术期刊出版的大规模介入提升了学术期刊作为流通商品的商业价值。直到20世纪中期，学术期刊一直主要由学会等学术团体出版。这一局面在1960年代随着异军突起的量化评价对学术期刊的倚重而发生改变，敏感的出版商看到了学术期刊巨大的市场潜力，一些主营学术著作的老牌出版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学术期刊出版领域，比如成立于19世纪的约翰威立、施普林格、爱思唯尔等，通过兼并、收购和自创形成了庞大的国际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几乎尽归其旗下。为了保证主办方易手后学术期刊仍能内嵌于学术共同体并保持应有的学术品质，出版商大多采行了编营分离的出版模式。“商业资本的进入给学术期刊出版带来了很多好处：雄厚的出版资金、体系化的期刊结构、规模化的集成效应、无远弗届的发行网络，都极大地提升了学术期刊在学界的影响。”学术期刊由此实现了专业化、体系化、集群化和全方位的市场化。

无论是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还是在市场中价值的提升，都已逾越了学术期刊传统作用和价值的界限。不管如何评价这种逾越的利弊得失，我们都得面对一个事实，正是这样的逾越，将这些出版巨头旗下集群化、体系化的学术期刊推上了国际学术传播霸主的地位。要构建中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至少要在与这样对手的竞争中立于不败，而拥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六、结 语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什么是学报传统，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内涵有什么，哪些来自西方，哪些源于本土，哪些又是出于因应时代的需要？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哪些已然断裂，哪些延续了下来，应该如何评价它们？在做了以上回顾、对比和分析后，不难发现，在源头和与时代的关系上，与一般学术期刊相比，学报传统并没什么本质的不同，但其内涵和百年传承史，却有着颇为特殊的一面。

中国现代科学、现代大学和学术期刊都是舶来品，不过，20世纪初问世的中国高校学报并不是对西方学术期刊的直接移植，而是在承续了其传播学术的基本使命的同时，出于初创时期大学的现实需要，修改了某些基因，最主要的修改就是将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嫁接到了与主办学校的关系上。这就使作为学术期刊的学报本应具有的公共平台属性转变成了主办学校的窗口和园地，冠以校名的刊名、学科综合性和稿源内向性成为既是必然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传统关系和作为开放的传播平台的传统定位就此发生了断裂。这样的“转基因”对同样在童年时期的大学的成长和公共形象的构建是极有意义的，学报对中国早期大学成长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和磨灭的。正因为如此，窗口和园地构成了早期学报的显性特点，形成了学界对学报的第一印象，也融入了正在形成的学报传统之中，这给学报自身的成长带来了困难和障碍。尽管在193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少数高校的学报曾有过修复断裂了的传统向开放的专业期刊转型的尝试，但对于多数办学稍晚正在成长期的高校来说，要抛弃学报窗口和园地的定位是下不了这个决断的，于是，尽可能调和甚或直接无视窗口和园地的定位与公共平台属性之间的紧张就成为最容易接受的选择。但是，两者之间的冲突终究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在大学命运转折的历史关头——先是1950年代大学体系从英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的大规模院系调整结束时，后是1970年代末“拨乱反正”时——前者无一例外地压倒了后者。最终的结果就是，学报不但没有走出初始状态，相反，学报的初始状态——学校窗口和园地的定位，综合性和内向性的特征，不但被视为学报不可动摇的宝贵传统，而且从1970年代末开始逐渐被制度化了。连带着，即使高校主办的专业期刊，多少也受到影响，窗口和园地的形容有时也会加诸其身。

习惯终于成为自然，最近几十年来，学报始终都是围绕所在学校中心工作来运作的，直到2015年“双一流”建设启动，当学报人再欲积极参与这新一轮的高校中心工作之时，才蓦然发现，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学术期刊竟然只字不提，更不用说学报了。其中的原因，说来十分简单，“双一流”建设必须对标国际，在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顶级学术期刊的发文量是硬性指标，这对于牺牲了公共平台属性、割断了与学术共同体血脉联系而难以走出国门的学报来说，纵然心有余，力也不足了。其实，自1990年代“211工程”和“985工程”先后启动以及“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目标提出后，重点大学的形象构建就不可能再依靠这样的本校学报，而需要在国际学术平台上的展示和竞争，学报在学术传播中的边缘化从那时起就日益明显了。

造成学报边缘化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就学报本身来说，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却始终没能走出其初始状态，不能不说是一个直接原因。对此，管理部门最迟在1990年代就有察觉，但也拿不出有效办法来帮助学报向学术期刊属性回归，乃决意干脆将学报踢出学术期刊行列，打回校园期刊的原形，以为审批更符合学术研究需要的新刊让出刊号。1998年，新闻出版署曾发布《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专门为学报设立了一个单独的刊号系列，将学报与学术期刊区隔开来，允许其作为内部资料继续存在下去，并对其刊名的命名及内容作了详细规定，只是因为一个技术失误使得学报单独刊号系列被中止，该方案不得不半途而废，学报这才不但逃过一劫，还迎来了梦寐以求的大扩容(内部刊号全部变成正式刊号)。但是，除了近年来通过自身努力积极实现转型的学报以外，多数学报走不出初始状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对于今天的学报来说，不管为未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若要以学术期刊的身份存续下去，就必须告别初始状态，恢复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和回归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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