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 | 中国传统文化在Web3复兴的可能性 终篇

第二篇胡教授从甲骨文 — 在文字传统中蕴含的文化特质，寄托超越性追求的独特方式，是中华文明在根源处就表现出来的特质。

又从重史vs重商 是中西文化在根源处就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质，同时也在各自的文字史中被凝结固化。我们不能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宗教观来理解中国传统信仰

本篇来到：

现代西方的信仰危机

需要引入东方传统智慧来更新文明，这种想法其实在西方思想界也颇有市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然，我并不想宣扬某种东升西降的叙事，无论如何，西方文化中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是强有力的，也是我们必须虚心学习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一些启迪和助力，而不是说传统中国就比现代西方还优越。好比说现代政治值得从古希腊学习民主精神，从古罗马借鉴法制思想，但在现代人具体的发扬方式和古代制度几乎没有雷同之处。

文明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所谓西方文化也是一次次大融合的结果，希腊文化和埃及文化在托勒密王朝交融，接着又和罗马文化交融，并引入希伯来一神教文化，然后融合日耳曼部落的文化，中世纪晚期再吸收阿拉伯人的成就和中国人的技术成果，最终才有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奠定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基础。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也无非是继续让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各有取舍，推动新的复兴。

当然，尊重西方文化及其发展成果，并不代表否认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危机。我们这里首先聚焦于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的主要来源就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现代科学否定了超越性的存在——当然事实上科学只能支持不可知论而不是无神论，科学与神学仍然有机会继续兼容，但二者的关系终究还是不复从前了，科学教育会减弱宗教虔诚也是一个统计事实。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也有作用，因为技术的发展强化了现世的魅力，繁华的现代生活超出了经典中的现象。圣经中对美好生活的许诺无非是“牛奶与蜜之地”，但对于现代发达地区的居民来说，天天喝奶吃蜜早就腻味了，许多宗教话术的诱惑自然就没这么高了。

相关问题我在“超人类主义”讨论过。从尼采喊出“上帝已死”，转而追求“超人”，到21世纪流行的“超人类主义”（借助技术实现人的跃升），一脉相承，都是对现代信仰危机的回应方式。原因在于，一神教文化提供的超越性是超越了现实世界，但始终没有超越“小我”，永恒的是自己，被复活的是自己，上天国的是自己。他们并没有真正找到在自己个体之外延伸自己的意义的道路。所以一旦对灵魂、审判、天国等超验概念产生怀疑，被迫转向现实世界，他们就陷入了虚无主义。

在这种虚无主义之下大行其道的价值观，一种就是享乐主义——反正一切都不是永恒的，生命短暂，那就及时行乐。另一种就是超人类主义——既然神不存在，那就让我自己成神，技术助我飞升，成为不朽。

某种意义上，崇拜科技的加速主义就是一种新的信仰形式，他们不再讨论社会的善和价值等问题，而是以科技进步（能级提升）本身作为崇高和神圣的追求，而科技进步的永恒特性也使得这一追求永不停歇。仿佛人类文明的最高目的就是发展科学技术。我在前一个演讲中已经说了：这是目的与手段的颠倒。科技本应为人服务，而不是反之。

劳动者社会

哲学家们早就发现并批判了现代文化对目的和手段的颠倒。特别是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汉娜·阿伦特又把这一批判推进了一步，她认为目的和手段的颠倒只是表象，实质是“有目的的工作”蜕变为“永恒轮回的劳动”。在劳动社会中，手段与目的的区分压根就消失了，比如说，资本既是生产的手段，也是生产的目的，或者说科技既是生产的手段，也是生产的目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资本、科技、信息……各种有价值的事物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劳动—消费”永恒轮回中的“过程”。人的“生活”也最终陷入这个轮回：消遣是为了更好地劳动，劳动是为了更好地消遣……

在这个永恒轮回中，唯一重要的指标只有整个社会运转的“速度”，资源、投资者、科学家、发明家、员工（人力资源）、信息……评价这些东西有多少价值，就是看它们在促进整个社会高速运转时发挥出来的效率。

众所周知，现代人发现了高效利用能源的生产方式——流水线模式。“可更换零件”、“标准化”是这一模式的诀窍。为了适应这一模式，资源被标准化、财产被标准化、空间和时间被标准化、人也被标准化，人本身变成了“可更换零件”。

阿伦特以另一种方式解说了现代人的信仰危机。她认为基督教文化以“神圣/世俗”的二分取代了“公共/私人”的二分，削弱了人的公共生活。而现代的劳动者社会以“大众性”、“一般性”取代了“公共性”，进一步把多元争鸣的公共空间变成单调扁平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人的地位变成了“身价”，人们只能用金钱的数值衡量彼此，无论是福布斯富豪榜，还是人力资源市场，每个人的价值仿佛都是一个数值。每个人的各种积极行动，换来的也只是数值的增减，而看不到更多反馈。农夫和工匠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在他周围的世界造成的变化，他们会为庄稼的茁壮成长或器物的精益求精而自豪。但一个流水线上劳动者没有什么可自豪的，他看不到除了工资增减之外的任何变化。社会整体的高速运转和个人生活的乏味重复是一体两面的。

“公共领域”就是一个能够给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提供回响空间的地方。阿伦特说道：“我们的现实感完全依赖于呈现，从而依赖于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在那里，事物走出被遮蔽的存在之黑暗并一展其貌……”流水线社会的关键特征就是公共领域的丧失，每个人都被关在了一个狭小的“工位”中完成既定的规程，在外部只能看到这个被预先分配好任务的一个环节是否正常运转，而看不到这个环节内部的人的个性和行动。在一个高效运转的流水线中，某一个工位背后是张三还是李四在操作是完全没有任何分别的。阿伦特说道：“使大众社会如此难以忍受的不是它人口数量众多，而是这个在人们之间的世界失去了把他们聚拢在一起，使他们既联系又分开的力量。”

信息时代人的命运

阿伦特的批判聚焦于工业社会，那么到了信息时代，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呢？作为信息时代的先知，麦克卢汉其实并不乐观。我们可能听说过麦克卢汉发明了“地球村”这个概念，认为这是一种预言。但这一预言其实并不美好，在麦克卢汉那里，地球村指的是“重新部落化”，就像全球人类挤在一个村子里，嘈杂混乱又难分彼此。

麦克卢汉的学生梅罗维茨写了一本书叫No Sense of Place，中译叫《消失的地域》，我觉得可以翻译为“无所适从”，就是说你感觉不到你处于什么场所了。人的情绪和社交模式总是受到“场所”（Place）的影响，我在图书馆还是在酒吧，我在大学教室还是在人民广场，我的情绪和行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几个人约在不同的场所见面，氛围也是不一样的。但梅罗维茨指出：电子媒介兼并和模糊了各种边界，导致地域的敉平，亦即是“多样性的消失”。通过电话或屏幕交流时，交谈的场所消失了，空间的多样性消失了。梅罗维茨的主要案例还是电话，他还没见识到Web2时代的社交媒体，如果让他体会一下微信群聊，大概会强化他的主张。无论是学术群还是家庭群，“空间”本身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是完全扁平和单调的。

在Web2时代，劳动者经济变成了流量经济。原本螺丝钉和工位好歹还是“固体”，还能找到一定的空间边界。而“流量”更彻底地失去了个体性，迷失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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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另一种价值

我在前一篇演讲文中引用了维纳和斯蒂格勒（我在另一些演讲中也有展开），指出信息时代的基本逻辑不同于工业时代，完全有可能激发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来。我这里不多赘述但略加补充。

在工业时代，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复制”，因为工业制品是守恒的物体，其价值总量是恒定的。比如一块面包的价值就在于它能被吃掉，如果我一个人吃，我就能吃到一整块面包，如果两个人分吃，每个人就只能吃半块，如果一百个人都要吃，每个人顶多分点渣渣。这是因为一块面包能满足进食需求的价值是固定的。

但维纳提醒我们，并不是所有事物的价值都是这样表现的。例如，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在于它能被欣赏，如果我一个人看，我看到的是一幅画，如果两个人来看，每个人看到的还是一整幅画，如果一百人一万人来看，每个人看到的还是同样的画，甚至因为公共场域的打开，观赏者发生共鸣和交流，使得每个人收获的价值或许更多了。

如果世界上的各种有价值的事物都是以守恒物的方式表现的，那么美式价值观是合理的，即一切都以在市场中买卖交易时的计价来衡量价值。但问题是世界上的价值并非只有这一种形式。艺术、知识和情感都不能被这样计价的。

那么在信息时代，“信息”该如何计价呢？它更像面包还是油画呢？

显然信息的价值并不“守恒”，复制一段信息比邀请一个新人来看油画更轻易。但是习惯于计算价值的人还是找到了某种计量的方式，即按照“有利于提升效率或赚取金钱”来给信息估价。

比如“美联储决定加息”这一条信息，当我第一时间获取这条信息之后立刻进行金融市场操作，多半能大赚一笔，所以这条信息对我很有价值。但如果两个人同时获取这条信息，我们就要争抢先手，利润可能被瓜分，如果一百人一万人同时获得这条信息，那大家的机会都差不多，每个人可能获取的利润就很少了。这种信息观源自期货和电报刚刚兴起的时代，那时金融业是最早使用电报的客户之一，因为只有在有关商品的信息被广泛传播之前抢先取得才能转化为利润。

这样被计价的“信息”被硬生生变得像面包一样，变成越分享越摊薄的东西了。

但斯蒂格勒强调，信息除了是可计算的，同样是可记忆的，而“计算”是中立的，我的计算和你的计算等价，用算盘算和用计算器算也等价……但“记忆”是个体性和差异化的，我的记忆不能取代你的记忆，我珍视的东西不能等价于市场价值高的东西。

记忆的价值又有从私人性到公共性的谱系，例如我祖父的遗物、我初恋写的情书，这些物件承载着我独特的记忆，所以对我而言是不可计价的珍宝，但这种价值缺少公共性，除了我和少数几人之外不会把它们当成宝贝。但是如果这些记忆变成了公共领域的共同记忆，例如一位英雄的遗物，或者一位著名诗人的情书，那么它们会成为整个社群公认的无价之宝。

但是要注意，记忆的公共化并没有让这些事物的价值守恒化，遗物、情书等事物的物质载体因为有了价值共识，确实可能像面包那样，在公共市场中流通，被市场定价。但是我们必须始终记得，它们的价值和一块面包的价值是不同的，面包只具有可计算的商品价值，而那些纪念品除了商品价值还具有记忆价值。它们的价值并不完全由守恒的物质载体所计量。它们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可分享的，或者说正是因为分享，才能成为公共记忆，才能具有商品价值。

那么问题来了，在信息时代，开源代码、数字艺术品等数码物的价值接近于哪一种？有赖于加密技术，这些数码物也可能被封装成一个个流通单元，像物质商品那样在市场流通，但是它们归根结底还是更接近于可无限分享的公共记忆，所以共享经济应取代商品经济成为信息时代的主导范式。

但斯蒂格勒发现，事实上信息的可计算的一面始终被更多聚焦，反倒是各种“记忆”反而被转换为可计算的数字来评估。这就导致“加速”成为信息时代的主旋律。加速主义背后的逻辑是：因为信息的价值在于抢占先机，过时的信息一文不值，所以追逐价值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创新”，不断抓住最新的信息，并趁其时效性未过而开发利用，而等这些信息被充分公共化之后，就要立刻再创造更新的信息，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加速。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确实有利于科技的高速发展，但也容易让人“迷失方向”。

区块链+中华文化的意义

再次重申一下，我说了这么多从西方基督教文化到当代工业文明的危机，并不是说西方不行了，事实上我所引用的这些反思和批判本身也是西方人做出的，西方文明和任何伟大的文明传统一样，都有不断更新的能力。但文明的更新需要一些物质技术和精神资源的助力，在我看来区块链技术和中国文化，就可以为我们在信息时代重建文明提供催化作用。

区块链提供了一个关键力量：时间性。在整个流动不居的数字世界，区块链构建出一条独立的和坚固的时间尺度，并能够在其中刻印下不朽的“公共记忆”。另外，去中心化保证了每个人完全掌握自己数字财产支配权和数字身份的认证权，代币经济学和智能合约有利于小社群自治……这些特征都可能成为对抗扁平化单调化的力量。

而中华传统文化则能够对基于区块链的Web3文化提供呼应，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文化和印刷术发生呼应那样。前文讲过的许多中华文化的特征都可以在Web3世界找到对应：

• 祖先崇拜：first is first——尊崇“第一”的精神在希腊式的运动员和科学家那里始终保留，在中华文化中则固化为祖先/祖师崇拜，但是在现代工业技术领域其实并不显著。诸如瓦特（蒸汽机）、史蒂芬森（火车）、爱迪生（电灯）、福特（汽车）等伟大的发明家其实都不是相关发明的“first”，只是最成功进行商业化的人。在信息时代的时尚工业中，明星变成了快消品，更谈不上谁是“第一”。但在加密货币领域，比特币强势复兴了“first is first”的文化，这正是因为区块链带回了历史性。

• 巫史传统：区块链铭刻——从NFT热到铭文热，玩家们不满足于区块链只承载交易历史（账本），而是把越来越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刻到链上。被铭刻的信息并不是因提升效率而具有可计算的价值，而是更多为了塑造公共记忆，乃至于展开各种类似神秘仪式的活动。

• 关注现世：长期主义——区块链特别是比特币强化了长期主义

• 族群结社：GM fam~ ——围绕在代币经济下的NFT和DAO等小社区重新发扬了“家人”文化，尽管目前而言Web3社区仍然主要用Web2平台进行社交，但是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使得这些小圈子不再扁平化，而是有可能形成多元差异的格局。

• 天下为公：开源文化和公共物品——加密运动是黑客文化和自由软件运动的延伸，注重公共性。

• 周制列国：自治世界——区块链支持下的网络国家必然会超越工业时代的民族国家，成为新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古希腊城邦制和中国先秦“周制”的复兴，周天子被虚化悬搁变成了比特币的底层共识。

• 礼乐社会：多元性身份政治——Web3世界的理想接近于某种大道并行、和而不同的礼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