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 | 中国传统文化在Web3复兴的可能性 2

上一篇胡教授回顾：从入场的2013年开始，华人向来是区块链领域的重要参与力量，到细说「区块链编年史」vs 「新大陆编年史」

文章：投稿 | 中国传统文化在Web3复兴的可能性

从“信仰是提供有超越性的意义寄托的东西” 谈到 现实的超越性，本篇来到：

这种寄托超越性追求的独特方式，是中华文明在根源处就表现出来的特质。中华文明有记载的历史源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甲骨文已经是一套相对成熟的文字系统了。安阳殷墟所保存下来的甲骨是非常偶然的，也许盘庚迁殷之前是使用竹片刻字占卜的——甲骨文的渊源尚不清晰，我猜想可能更早的文字是刻在木头竹片上的（更早的大型建筑可能也是木制的），早已腐坏消失，因而无据可考。当然甲骨文的前身也许受到过两河流域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从甲骨文开始，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

这种特质被李泽厚称作“巫史传统”，甲骨文记录有巫术和历史的双重功能——占卜、祭祀、礼仪、记事。

有赖于周朝对商朝鬼神信仰的纠正，以及后来孔子的巩固（孔子推崇周礼，敬鬼神而远之），巫史传统中“巫”的一面逐渐淡化、自然化，最终融合到“史”的传统之中。孔子笔削春秋巩固了史官的地位，而司马迁则开创了一直延续至明朝的正史传统。

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后半句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史”的意义，而前半句恰好是“巫”的角色。中华文化完成了“化巫为史”，就是完成了我前面讲的从“超验的超越性”向“现实的超越性”的切换。

在后世，史官的地位类似于西方的祭司或教廷，虽然许多时候也会屈服于王权或者和王权暗中勾兑，但总体来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立场，形成制衡王权的关键力量。强如李世民能逼父皇退位，也没能彻底让史官妥协。一直到元朝之后，华夏文化沦丧，明朝未能完全复兴，使得史官的神圣性和独立性被反复践踏，最终断绝。

对比而言，西方最早的文字起源于两河流域，即楔形文字。而楔形文字的起源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泥土烧制的符物（clay tokens），当时的人以不同的形状（球体、圆柱体、四面体……）表达不同的事物，如绵羊、山羊、十只绵羊等， 用这些token来记录交易信息，然后封存在一个更大的空心泥球内以供纠纷时破开查验，后来他们会把内容的形状刻在泥球外壁以方便检索，这种记号系统被认作文字的起源。

苏美尔文明是非常早熟的，特别是工商业非常发达，已经形成了各种专业工匠，乃至专门的集中化生产的工坊。在楔形文字成熟后，各种商业行为的记录非常多，例如有块泥板是3750年前的“差评信”，上面的文字是在投诉自己买到的铜矿石短斤缺两，要求赔偿。

我们看到，如果说两河流域代表西方文化的发端，那么它在一开始就体现出偏向商业和法制的特质，他们的文字传统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质，甚至许多文字史家认为文字必定是从商业活动中衍生出来的。有学者说：“如今，大多数学者接受这样的假设，即文字起源于记账，尽管古埃及、中国和中美洲遗存的文字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借用一位研究早期苏美尔泥版文字专家的话说，文字是‘紧迫的经济扩张需要的直接产物’。……但这个假设并不能解释文字到底是如何从无文字状态中被创制出来的。”（《传播的历史》 Andrew Robinson ））

上面这段引文很有意思的是，他似乎表达了某种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即把他们熟悉的个例认作普遍性，即便在个例之外没有其它印证，也会把它看作一般规律。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在定义“宗教”时，西方学者也会把希伯来传统下的一神教个例认作宗教的普遍特征。

总结来说，我认为重史和重商分别是中西文化在根源处就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质，同时也在各自的文字史中被凝结固化。西方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到地中海地区的腓尼基文字和希腊文字，都是偏重商业活动；而中国从殷商的甲骨文，到先秦的竹书，都是偏重于记史活动。

商业要求契约，“契约”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关键词，不仅在世俗的法制传统中注重契约，在信仰传统中也同样以契约为核心——所谓旧约和新约都是神的“契约”。

而中国的巫史传统要求延绵不绝的记载传承，这种注重传承的文化最终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信仰传统——以“传承”为核心，衍生出祖先崇拜和香火信念。

我们说过，信仰为人提供超越性的意义寄托，构成好坏善恶的衡量尺度，以及内心的和公共的道德约束。

在西方一神教信仰中，现实世界本身是不值得留恋的，值得追求的是“末日”之后升上的“天国”。而末日之时所有人都会复活过来接受上帝的审判，通过审判的义人才有资格进入天堂。

而在中国传统中，人们并没有把“审判”寄希望于末日或上帝，审判者是现实的，那就是史官和记录。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对一个人的“审判”从他去世时就开始了——但不能更早，因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死时，好人随时可能堕落，坏人也可能改过自新，所以对一个人的“定论”必须在死后给出，对一个朝代的定论也必须在下一个朝代给出，这就是为什么正史必须是隔代修，而普通人也有“晚节不保”的讲法。

与西方人做好事期待上天堂获得永生，中国人做好事的最高期待也是“不朽”，但中国人讲究的是“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永垂不朽的地方不是天国，而是史书，是“太庙”，是“祠堂”，是在族谱和香火之中。

当然，古代人通常不会完全拒斥超验的存在，孔子也是说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即便在彻底不相信超验事物的唯物主义者那里，“史书”仍然有意义。哪怕到了20世纪，历史学的独立性已经彻底消亡的时候，“要上书的”仍然有一定的约束力。

不能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宗教观来理解中国传统信仰

西方主流的神学和宗教学都是以犹太—基督—伊斯兰这一脉一神教作为宗教的典型模式的，这种模式的宗教其实只是孤例，因为这些一神教都是源于希伯来文化的模式。用这种宗教观很难理解强调“空”的佛教，也不容易理解希腊罗马的多神教，更不容易理解中国传统的信仰模式。

很多西方人，包括当代很多深受西学影响的中国人，会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可以同时祭拜菩萨、老君、精怪。”中国人的宗教似乎很功利，只要灵验都能信奉。比如郑和就是，他出生于穆斯林背景，为信奉儒教的宫廷服务，接受过藏传佛教的灌顶，出海前也会拜妈祖。

通过我前面的梳理，应该已经很清楚了：中国人随便哪个神仙菩萨都能崇拜，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虔诚，而是因为他们虔诚的崇拜所指向的根本不是任何超越性的存在者。因为中国人真正的超越性信仰不是神仙，而是祖先。你可以说中国人逛寺庙见到神仙菩萨随便拜，但你不会见到中国人逛别人宗庙的时候见到随便哪个牌位都认祖宗的。

重复一遍，西方宗教把超越性需求寄托于超越性存在（神、灵魂、彼岸），而在中国人心目中超越性的存在恰恰不管超越性需求，祂们只管现实性需求，如多子多福、升官发财、风调雨顺等等。反而是现实性的存在（祖宗、香火、史书）负责提供超越性需求。

这种文化特质其实在西学东渐之初，洋人也是看得到的。传教士来华传教时无不惊讶于中国祖先崇拜的虔诚。有些传教士认为既然基督教禁止偶像崇拜，不允许信奉上帝之外的存在，那么中国人如果信基督了也就应该不再祭祖。但传教士们很快发现这样传教阻力重重，所以在利玛窦的妥协下，耶稣会承认祭祖只是世俗礼仪，而非祈求崇拜的活动，终于能够让更多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但是这一妥协方案并没有得到西方教会的一致认同，例如多明我会始终坚持正统的基督教规范，反对中国信徒祭祖。最终矛盾激化（当然也有其它因素），康熙最终下令禁西方教，而罗马教廷也确定了祭祖禁令，这就是所谓“礼仪之争”。

一直到1939年，梵蒂冈终于取消了中国人祭祖祭孔的禁令，但他们并没有认为以前的禁令是错误的，而是解释说：在康熙时期中国人的祭祖确实是宗教性的崇拜，但现在已经世俗化了，这才可以接受。

我们看到，说儒学只是哲学思想，祭祖只是世俗礼仪，这类说法是传教士的一种妥协策略，未必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特质。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确实不能与西方一神教信仰互相兼容，但冲突点不在于拜此神还是彼神的抉择，而是拜人还是拜神的抉择。西方宗教轻视现实世界，崇拜超验存在；而中国传统始终扎根现实世界，崇拜的是现实的祖先和香火传承。

人神关系vs.亲亲关系

超验与现实的差异也反映在中西社会的组织形式方面，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规模都是远超于邓巴数的，所以在未深入交往前，陌生人之间的默会关系是怎样的？怎样拓展人际关系？这些问题在不同文化中也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在西方，默认的社会关系是自顶而下、自虚而实构建起来的——“上帝之下皆兄弟”，所以在一神教文化中更容易建立抽象的契约关系，也更容易衍生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当然，这就是西方文化最终走向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基督教文化对现代科学和现代民主的兴起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我说“催化剂”，意思是宗教文化提供了现代文明的重要助力，但归根结底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现代文明建立起来之后也可以不再依赖催化剂。另一方面，当一神教信仰本身衰微之后，建立在上帝之下的社会关系可能会面临新的危机。因为原本社会中人与人是以上帝为中介联结在一起的，一旦把上帝悬置不顾，那么人与人的普遍关系就断了。法制和契约当然能够提供有效的约束，让社会不至于散架，但是在情感联结方面并不会自动建立起来。这也是当今西方社会日益“原子化”的一个背景。

在中国，默认的社会关系是自下而上、自内而外构建起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就是说，我和某个陌生人的情感联结不需要诉诸上帝，而是要诉诸亲人。中国人的逻辑并不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是兄弟；而是：你和我亲人相似所以我们也能亲切相待。

这种建立普遍的社会联结方式有一些弱点，比如这种模式很难建立人人平等的信念，因为亲疏有别，所以一个中国人总是喜欢以某个亲疏远近来区别对待陌生人，例如同姓的说“五百年前是一家”就仿佛更加亲近；同乡关系更加重要，老乡见老乡立刻能够建立亲近关系。当陌生人在一起合作共处时，各人在宗族和地域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情感联结。

必须承认这种模式对于法制文明和契约社会的形成有些阻碍作用，但也不是没有别的优势，例如，这种社会模式并不需要诉诸超越性的存在，也不需要诉诸宗教信念上的一致性，而更容易和世俗化的现代社会兼容。

“天下”观——多元共存，礼乐和谐

这种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建构方式，建构出来的共同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或者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全球”，而是“天下”。

“全球”是一个上帝视角的概念，我在“取代上帝视角——环境伦理视域下的拉图尔盖亚观”一文中引述了拉图尔对“全球视野”的批判。拉图尔认为在新的时代，从柏拉图以来始终贯穿于西方思想中的整体主义、客观主义的上帝视角已经越来越成为积极行动的阻碍。拉图尔努力建构一种“非整体论的联结性”，试图在不预设整体或上帝视角的前提下，唤起人际之间和社群之间的互相联结，激励合作和共存。

拉图尔费力地用“大地”（earth）、“盖娅”（Gaia）等概念取代“全球”（Globe），其实中国传统中的“天下”概念就是最佳的替代词。

拉图尔号召每一个行动者从自身出发，并以循环的方式不断返回自身：“渺小的人类心灵不该一下子就穿越到全球的范围……相反，我们必须封闭自己，滑落到大量的循环之中，逐渐地、一步一步地，认识我们所生活的地方……”这不就是中国人说的“身—家—国—天下”的路线吗？拉图尔煞费苦心地说：“只有一个盖亚，但盖亚不是‘一’”——我们用“天下”替换“盖亚”更容易理解这句话。

拉图尔希望摆脱自顶而下的上帝视角，重建民主制：“如果民主制必须重新开始，它必定要从底层出发”。历史上，第一版民主制（希腊城邦民主）诞生于希腊多神教和字母文字的背景下；第二版民主制（现代欧美民主）诞生于基督教文化和印刷术的背景下；拉图尔似乎在尝试回到希腊神话来激发第三版的民主制，但我认为第三版民主制也有机会滥觞于中华文化复兴和Web3的背景下。

我当然不是第一个希望用传统文化重建现代制度的中国学者，当代哲学家赵汀阳老师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天下体系》和《天下的当代性》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天下”不同于“国家”，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完全不同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和梁启超都是讲得很清楚的。“天下”超越于具体的“民族”和“政权”，并不属于任何一撮人。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讲的就是“天下”作为多元的公共性的特征。这种公共性不同于普世性，并不要求所有人奉行同样的道（体制、规则）。

顺便说一下，“中庸”也是个经常被误解的概念，比如很多人误以为中庸是“折中”、“圆滑”的意思，其实正好相反。所谓“不偏不倚谓之中，不易不移谓之庸。”毋宁说“特立独行”“虽千万人吾往矣”更接近于“中庸”的意思。“庸”是“常”，天行有常，但这个“常”并不是单一而刻板的规律（这是西方传统的概念），世间的常态就是多元丰富的。

除了反对上帝视角，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性，赵汀阳还注意到“天下”概念与一神教思维模式的另一层差异，他说道：“既然天下的概念承诺把一切外部性化为内部性，也就在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也就是排除了异教徒概念（pagan）。这一点有别于一神教的思维格式。”

这就是所谓“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对比看，西方思想中需要论证为什么需要社会合作时，诉诸的都是“同一性”，总是要找到一个普世的规律或同一的本质，比如神学传统诉诸上帝的造物和立约来论证人类的统一性；卢梭、霍布斯等人都要诉诸人类的“原始状态”来论证社会契约的产生。而中国传统上并不看重这些，当然这种文化可能阻碍了中国人形成“自然律”的科学观念，但或许更有利于建立多元共存的世界体系。

话说“同是炎黄子孙”这类追求“同一”的说法其实是清末为了对抗西方文明才发扬起来的，是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和西方现代的民族观念的某种融合。中国人在古代并没有那么强调同一性和边界性。中国传统上强调“华夷之别”，但“华”既不是血统，也不是民族，而是一个服饰概念。“华”本义就是华丽的服饰，而“夷”的字源是一个背着弓箭的人。“华/夷”类似于古希腊和现代西方人那里的“文明/野蛮”之别，就是“衣冠楚楚的体面人”和“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野蛮人”之间的分别。蛮夷只要识了礼节，也就可以认作华人了。现在所谓的中华民族已经是文化大融合的结果了。

当然，中国古代文化也还有另一个倾向于“大一统”的侧面，我前面说的理想中的多元包容的天下观，基本上是属于“周制”和“原儒”（四书五经）的范畴；而“秦制”颠覆了“周制”，汉儒向皇帝臣服，此后的中华文化就没有我前面说得这么纯粹了。但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念始终没有断绝。我们现在要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当然不能“去除精华，只留糟粕”，而是需要双向奔赴。中国传统文化之于网络国家，类似罗马文化之于文艺复兴，基督教文化之于启蒙运动，都是一种催化激发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发扬其中与我们的理想未来相呼应的部分。

未完待续...

中华文化源远绵长，最后一篇胡老师将分享：

一、现代西方的信仰危机

二、劳动者社会

三、信息时代人的命运

四、信仰的另一种价值

五、区块链+中华文化的意义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