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章系列。分享关于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治理的观察、思考和实践。
编者按：本文是城市生物多样性共学计划的文本产出之一（#103），作者 FalKon 是市政景观设计领域的从业者，也是城市生物多样性共学计划的小组成员，文章副标题“从规划到管护：提升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的制约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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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一次线下讨论会的交流内容衍生而来，旨在向关注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公众介绍城市建设从业者对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现状的观察和思考，试图从规划、建设、管理的流程入手，剖析一个典型的城市公园落地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为什么呈现出相对“千篇一律”的观感。笔者在此主要讨论的是常规城市公园的相关情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讨论的城市公园的基本定义。从城市规划用地的角度来看，狭义的城市公园指的是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公园绿地（代码为G1， [注释1]），下含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游园等子项，主要由用地面积、用地功能和区位决定。然而，在非专业的公众眼中，凡是在城市范围内，能够自由进入的绿地都应算作城市公园，以成都为例，环城生态区、兴隆湖等区域绿地（代码为EG），尽管不属于城市建设用地，却仍然与城市居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因此应纳入城市公园的讨论范围。鉴于此，本文讨论的城市公园是相对广义的概念，凡是由政府出资建设并管理，位于城市内的面向公众开放的具有游憩及服务设施的绿地，在此都算作城市公园。[注释1] 这里主要参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和绿地专用的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后者在G1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分，也把城市建设用地外的绿地EG进行了分类。![]()
根据CJJ/T85-2017制作
一般情况下，国内城市公园的建设过程大致可分为规划选址、设计决策、施工落地、管理养护四个阶段，各阶段环环相扣，程序相对固定，决策过程较为复杂，参与部门众多。规划选址
最前端的规划选址通常是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大型规划院制定完成。在公园选址的过程当中，起到关键影响的因素主要是规划功能布局和场地原址现状。规划功能布局影响公园选址的情况一般出现在新建城区，这些区域通常地貌相对平坦，干扰因素较少，因此选址相对自由，主要由片区功能决定公园选址。例如成都交子公园，此处作为成都最重要的CBD之一，有极强的城市形象展示需求，出于此目的，公园的位置需要与片区主形象双子塔紧密联系，形态尺度也要与庞大的建筑体量相呼应，因此促成了一个规整、宏大的用地轮廓，其位置也要与对称的建筑布局和道路网络保持一致。场地原址现状占据主导影响因素的情况通常发生在旧城区的规划改造过程中，此类项目制约因素较多，需要严格考量场地原址的现状情况。如成都浣花溪公园，其前身为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的一部分，最早是由杜甫草堂旧址延伸扩建而来，在后世的各类规划中都围绕这一历史背景，因此保留了较多的原有植被和地形布局。
以上两种规划布局思路作为最常规的基本策略，在成都都能够找出与之对应的城市公园，新城公园如兴隆湖公园、东安湖公园、天府艺术公园；老城公园如望江楼公园、南郊公园、人民公园等。前者如同白纸作画，掣肘较少，后者则有诸多限制，需要充分利用已有资源。
设计决策环节是规划环节的延伸与细化，前期规划会将每一块绿地赋予属性，如大面积、功能多样的综合公园，主要为周边居民服务的社区公园，沿河或沿路设置的游园等等，每一类型的公园都有相对应的规范对其基本功能给予指导（[注释2] ）。例如，1）需要具备一定面积的绿化占比（绿地率）；2）为公众设置运动场地，如慢跑道、运动场、儿童游乐设施；3）基本的服务设施及其数量，如公厕、零售、餐饮、导览等。设计环节除了满足以上基本规范和使用功能外，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根据周边用地和片区规划对公园提出更加明确的定位和合理的空间布局。比如交子公园需要展示城市轴线形象，浣花溪公园需要展示传统文化，兴隆湖公园需要展示天府新区先进的营城理念，这些超脱于基础需求的内容是高位决策者最为重视的部分，是影响一个项目能否顺利推进的X因素。还有一项极为关键的因素是造价和预计工期，这些通常在设计之前已经有预算和计划，会对设计决策工作带来极大影响。决策环节中的参与人专业背景也有助于理解行业现状。设计从业者（设计公司员工、评审专家）和基层建设者（投资方和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通常毕业自风景园林、园林、景观设计、环境艺术、规划、建筑等专业，而主要决策者（资方及相关部门领导）专业背景则更加多元化，以上各专业课程内容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度很低，其中情况稍好的园林专业也仅仅主要学习园林树木和花卉，重点在于了解其外观和栽培技术，对植物界外的其他生物仅是从病虫害的角度有所涉及。尽管近年来各种生态环境重要性的理念广泛传播，城市生物多样性也经常出现在前期设计方案和各种设计竞赛上，但由于切实存在的专业壁垒，大部分设计方案中的相关内容尚不足以支撑其理念落地，因而经常沦为口号和噱头。[注释2] 《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施工落地
该阶段是与社会运转的各个环节互动联系最多的阶段，最能反映制约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复杂因素。施工落地的一般过程通常是由建设方出资发起，按照勘察设计方出具的图纸，由施工方施工落实，监理方全程监督建设质量，最终移交给政府或下属其他单位进行管理。该阶段需要面临诸多实际问题，如各种原材料的获取、工人施工水平、资金周转压力、各种技术的标准化程度、各类法律法规限制等等。面对最初设计环节提出的各种理念，最后都需要切实可行的落实到一砖一瓦，一花一草，任何创新和突破的内容都可能在这一环节被打回原形。比如无法从商业化的市场中买到小众的本土植物种子和幼苗，无法找到能够模拟自然环境进行栽植的园艺工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成本在项目地对适宜生长的植物进行筛选试验，没有行业规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进行建设指引和成果认证。
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施工经验大多都是从安全和审美的角度而产生，新型施工技术的推广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成本，在无利可图的背景之下难以实现。以笔者近期参与的某滨水公园为例，尽管方案设计阶段提出了较多生态概念，实际施工过程中各方关注点却都是围绕视觉效果等其他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1）能否在完成之后尽快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场景，即通过提高植物规格和栽植密度尽快成景；2）增加重点区域的植物层次，通过增加点景树、对植树、开花植物等丰富视觉效果；3）尽量保持水位稳定，避免出现裸露滩涂，通过闸坝蓄水、水厂补水等措施保持景观的一致性。以上事务都是城市公园建设中的常规内容，可以发现其往往都是以视觉审美为主要目标，一幅经典的完美公园图景包含的是碧波荡漾的水面、干净整洁的道路和草坪、绿意盎然的背景林、色彩丰富的花卉和彩叶，至于生物多样性，施工团队和各方参与人员并不专业，无法对其主动进行考虑。
其实在此之前的设计和施工工作都考虑了较多该阶段的实际情况，管理养护单位也会一定程度参与前两个阶段的工作，如设计决策会议、施工验收和移交等，但他们的参与对于生物多样性来说往往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管理养护工作都是以尽量维持施工落地时的原貌为主，为了降低他们的工作难度，需要尽量使用易于维护的植物和各种材料。以植物为例，长势过快、生长周期过短、不易找到更换苗源的种类都不是好选择，搭配过于复杂的植物群落也同样有很高的维护难度，这就是整齐单一的草坪、麦冬、绿篱大面积出现的原因。明确的秩序、清晰的边界，是人类园艺诞生初期的常见样貌，就像农村里家家户户的菜地，常规的市政公园本质上也是人类农田和牧场景观的衍生品。与此相对的是近年来得到广泛推广的花境，其具有较高的维护难度，但由于其审美获得公众的大量追捧，作为一种网红现象，催生出了专业的花境公司，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操作，将原本以模仿自然为目标的植物搭配方式变得可以复制，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搭配风格、组合模块，也相应产生了稳定的苗木供应链和施工养护公司，尽管费用比传统草坪绿篱高得多，但毕竟有较强的落地性，使得各式各样的花境在一些预算充足的公园中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只要市场有需求，技术方面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然而，整齐划一的景观是否比充满多样性的植物群落更容易维护，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草坪绿篱比花境易于维护是常识，但花境并不是真正的自然群落，为了维持其“有机感”，往往将很多不同生境和习性的植物强行搭配在一起，营造出一种高低错落、自然野趣的假象。花境中的植物并不能构成真正的稳定群落，而真实的适地生境，是有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只是群落构建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也需要新的养护理念。通过以上各个环节的介绍，可见常规情况下城市公园诞生的全过程中，凡是从业者的主动行为，几乎都是在削弱城市公园的生物多样性潜力，用一套人类的审美取向和技术路径来批量生产城市公园。但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的审美取向是会发生改变的，几十年前的老公园与新区的公园已经存在明显的风格差异，而不同选址条件下的公园则会延续所在地本身的生境差异（如山地公园、滨河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以兴隆湖公园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建公园形成了成都市区内难得一见的大型开放水域，为水鸟提供了良好栖息地。成都植物园、浣花溪公园等建成时间较长的公园，拥有高大的乔木林和浓密的灌丛，为一些习性隐蔽的林鸟提供了庇护所，如乌灰鸫、寿带、仙鹟等鸟类。
时间和天然的地理条件会赋予公园差异性，人的意识和选择也会赋予公园差异性，至于这种差异性能否促进生物多样性，既需要从业者不断拓宽技术边界，又需要全社会的生态价值追求和审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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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物多样性共学计划组建跨学科、含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学小组，相互启发、共同成长；并立足成都，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与实践。特别鸣谢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