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章系列。分享关于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治理的观察、思考和实践。
编者按：本文是阅读「Science of Citizen Science」这本书的一篇Review，内容主要涉及第一章和第四章。该书试图以整全的方式处理公民科学涉及的几乎所有维度，从概念、方法、工具，公民科学在不同学科中的运用，好的公民科学项目的特点，技术讨论（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助力公民科学项目的实施），当然还有很多案例，以及第四章的伦理和哲学讨论。
这也是城市生物多样性共学计划的文本产出之一。将科学视作Knowledge Commons 的这一理论视角，也让我重新审视共学中的知识生产。学习活动推进三分之一，透过共学成员彼此的交流、讨论、相互启发，更多有意思的东西正在迸发出来。对于城市生物多样性这样一个复杂、交织、蓬勃发展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开放实践或许能够最大地激发创造力，结出超越我们自身局限的知识成果。
谈公民科学，我们先从科学说起。你通常如何想象和理解科学？谈到科学，你脑子里浮现的，是不是“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大学”、“学术机构”、“学术刊物”、“同行评议”、“研究基金”这样一些概念？范围再广一些，或许你还能够联想到企业的“研发团队”、智库、NGO，乃至一些独立学者。对于科学的一个重要追问，是科学如何生产那些拓展人类认知边界、推动政策改变和社会进步的知识？科学只是上述这些专门机构、专业人才的事情吗？现有的关于科学的治理体系能够保障科学知识的持续生产、有效传播和公平获取吗？公民科学虽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提出来的概念，但事实上，一般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久远得多。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文学这一人类最古老的自然科学中，因为那些“情不自禁的工作者”（业余爱好者，如彗星猎人、超新星猎人）的大量投入而诞生的诸多发现。
公民科学有超过30种不同的定义，出现在不同机构编写的不同正式文件中。这些定义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大致上都包括三个构成要素：描述性层面、工具性层面和规范性层面。描述性层面是对于公民科学实践通常是什么样的说明；工具性层面则指向其目的，例如很多公民科学项目是为了促成政策改变；而规范性层面说明公民科学实践的一般性特征，大部分定义将公众志愿者的参与作为公民科学的一项规定性特征，以及更重要的，超越学术界、公民和科学家的合作是公民科学的重要特点。一部分人认为过于狭窄的定义可能将一些充满活力的项目排除在资助之外，进而限制公民科学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
▲公民科学定义的不同层面，(Maite Pelacho et al., 2021)近二十年来公民科学实践的广泛增加，以及对公民科学的观察和研究带来了多方面的反思。首先是一个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大问题，什么是科学，特别是科学知识如何生产和传播？公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贡献于科学研究，生产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观念、知识、方法和技术？这里的贡献不仅仅指公民科学项目中的数据质量，并且与科学如何理解自身有关，涉及到普通公众和科学家的区别。我们通常会同意，科学家是对一个领域有系统学习、深入理解的一群人，而公民科学中的公众通常只参与数据收集或者传播，很难能够产生新的洞见，如一些科学家所言的“you don’t get eureka moments”。第二个大问题，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一方面，专业机构的权威很大程度上通过其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和权力合谋，甚至成为权力的附庸。对这个议题，福柯有大量深刻、系统且精彩的论述。与此相关的第三点是，知识生产作为人类的一项集体活动，如何影响社会治理？最后，对公民科学的一个批评与新自由主义有关。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数据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关键资产。由此，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民科学让普通公众免费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剥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关于科学，我们的社会仍然面临基本的伦理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这些知识有效、靠谱吗？以及，谁应该来生产、传播这些科学知识？谁能够、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这些知识？以及，如何保证这些知识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将科学和知识生产视作公共事物（Commons），将为我们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提供有力的洞见。传统的经济学将物品分为私有物品（Private Good）和公共物品（Public Good）两类，前者由市场提供，后者由公共机构尤其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是路灯，其特点在于没有竞争性（或称可减性），也没有排他性。这种二分法在分析人类生活的很多具体事例时都面临困难，比如它无法涵盖俱乐部商品（如戏院门票）。对于知识而言，如果把知识仅仅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则可能造成人类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Commons, 本文译作公共事物/共享资源，最早是从对自然资源的治理中发展而来的概念，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公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公共事物的另一面是共享资源，需要不同用户以共议制度安排对其的使用和治理。共享资源，一般具有低排他性和高可减性的特点，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有效、持续地治理，这一资源将被消耗殆尽。上世纪九十年代，环境经济学家、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Elinor Ostrom 在关于公共资源和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将 Commons 从自然资源扩展到虚拟的信息资源，即Knowledge Commons。合作，根植于公民科学所有实践中，而这正是公共事物（Commons）构成的关键。一个有趣的例子，森林是一块公地，社群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取用森林里的资源（森林的低排他性），但为了可持续地取用森林资源（森林的高可减性），社群需要基于对森林的认识确立一套行动的原则，由此，生产关于森林知识和行动准则的实践也成为一项公共事物，这些知识则是共享资源。▲Commons从自然资源到虚拟知识 (Maite Pelacho et al., 2021)通过将科学/知识生产作为一个公共事物，作为需要集体维系的共享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前文提出的关于科学的治理问题，即谁来生产、生产什么、是否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等等。因为 Knowledge Commons 本身是一种脆弱的资源，知识生产的各利益相关方需要制定一系列的伦理准则，并在共同使用者之间达成一致。Ostrom的研究表明，一定程度上，这是可能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公民科学代表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科学变革的重要场域，它不仅能够使公众更多地投入知识生产、担负起共同责任，并且有利于在各个维度上实现更好的科学。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科学，以确保它的生生不息。”“citizen science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occasion for sociopolitical and cultural-scientific change, which not only favours citizens to be more committed and co-responsible with respect to science but also to achieve better science in all its dimensions. However, it also represents a resource that we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in order to ensure its preservation.”（Chapter 4）
城市生物多样性共学计划第一期项目（2024年5月至2025年2月）由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执行。特别鸣谢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