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章系列。分享关于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治理的观察、思考和实践。
编者按：本文是城市生物多样性共学计划的文本产出（#104），整理自共学计划系列活动2024年7月的线上分享，嘉宾是来自上海城市荒野的郭陶然。我跟陶然结识于2022年，当时我正在开展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调研，他和他的伙伴在上海的实践是我其中一个重要案例。在我看来，城市荒野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研究、实验实践、政策倡导、公众教育等多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我们在城市场域中推动保护必不可少的组成。事实上，城市荒野的尝试，也给了我很多在成都推动类似工作的信心。
陶然的分享和由此拓展的讨论很长，内容非常丰富，我们整理了超过两万字的文本。今天是第一篇，有共学伙伴对陶然（TR）分享的追问，也有我（HM）与他的对谈。
话题一：入侵物种治理、农药使用和土壤微生物
共学伙伴：入侵植物杀灭中，使用农药可能对土壤微生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TR：农药确实会对土壤微生物造成影响，因为一旦植物被杀死，地表就会直接暴露在阳光的暴晒下。随之，包括植物根系的微生物在内，基本上会随着植物的死亡而大量减少，这对土壤中微生物的生存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然而，我们认为这仍然是一种利弊权衡。因为如果我们消灭这些植物，我们就能控制入侵物种。这样在后续的管理中，可以大大减轻工作量。但是，土壤微生物的恢复其实是相对容易的。一旦上层植被恢复，土壤微生物基本上也能恢复。但如果我们为了保护土壤微生物，或者土壤动物等其他生物，而不去进行入侵植物的杀灭工作，那么实际上我们后续会看到很多失败案例，这些项目最终失败，是因为入侵物种的管理没有跟上。HM：补充一点，土壤是城市生态修复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需要被特别考虑。城市中的土地经过开挖、平整、填入建渣等等建设活动，使得这里的土壤层与原来的或者郊野土壤在基础条件有了很大的不同。我想这是我们后续可以进一步学习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TR：我们机构本身做很多自然教育活动，目前的方法是，在完成一个生态修复项目后，我们会在该地区举办许多活动。如果进行了适当的生态恢复，这里可以提供的活动内容通常会比一些人工化的绿地要好得多。例如，你可能会看到昆虫种类显著增加。我们也发现，如果居民没有自然教育经历，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居民，他们可能不太能接受一个非常荒野的公园。但如果是像我们这样有自然教育活动经验的客户，他们来到这样的地方，会更关注他们能看到什么样的生物，而不是整体景观是否美观。因此，我们认为对居民进行科普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他们理解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就可以不是仅仅从城市景观的角度来评价，也更容易接受这些更生态的内容。但如果你没有给他们提供这个机会，他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就会用城市绿地的标准来衡量，然后觉得这里到处都是问题。当然，在一线城市，这可能比较容易操作，因为大家有更多的需求。而在三、四线城市，公众对这些事情的关注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反过来说，因为三、四线城市的自然资源可能更好，不像上海这样缺乏自然山水资源，所以它们的生态修复需求可能没有一线城市那么迫切。HM：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态保护工作中，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有多少空间可以用来重建自然？陶然的分享中也提到了土地资源竞争的问题。我们意识到，在城市空间内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荒野有很大的不同。二者思考的出发点，甚至思考方式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当前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很难再找到一个现成的“自然空间”来进行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城市中，保护或修复的起点是一个人造的景观，是已经被人为设计和建造出来的“半自然空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中的自然就被完全决定了，因为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演替规律，及其对外部干预的反应。自然本身是生长的、动态变化的，不是我们在景观视角下看到的静止的、可以完全被设计、并且立即呈现的“风景”。因此，我们通常会看到，城市中的保护行动需要建立在对特定地区城市生态系统持续的理解和适应性应对的基础上。城市荒野采取的策略主要是生态重建，因为上海是一个已经高强度开发、高度城市化的地方。我想陶然也许可以继续回应一下你的观察，在上海、或者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我们到底有多少空间实际上可以用来重建自然？如果我们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那么对于现有的公园绿地设计、建设和管理，城市荒野的这些前瞻性探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TR：我们现在做生态修复使用的空间基本上都是绿地和林地。一种情况是新建绿地，如果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有合作意愿，有意识去做，他们可以朝生态修复的方向努力。另外，还有对原有绿地进行升级改造的情况。以上海为例，近年来城市扩张的步伐已经放缓，新建绿地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改造工作一直在进行。例如，上海正在沿外环线建设环城绿带。这一带之前都是林地，很多之前并不对外开放，但现在正在改造成环城公园带，将一些适合的林地重新改造后开放给公众使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建议他们尽可能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但实际推动起来比较困难。在上海，我们与相关部门也有交流，提供一些乡土植物的建议，为他们提供培训，但真正要应用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政策问题。很多领导并不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有的对这些很感兴趣，但受限于现有的管理制度，一旦实施，可能会对他们的考核评估造成影响。所以现在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做出一些改变。当然，这种改变不会一蹴而就。目前，我们更多的是在进行探索，比如能否做一个试点项目，与一些部门合作进行特殊化管理，如果试点成功，再进行推广。我们也在金海湿地进行一些特殊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常规的绿化工作。上海还有一个特点是有一个叫做“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概念。上海目前有22个这样的栖息地，每年还在新建，将一些地方建成类似于动物保护小区的栖息地。例如，在上海的奉贤区，如果有狗獾生存，就会划定一个保护范围，所有的管理和后续监测都需要为这个物种的生存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不完全按照绿化管理的标准去管理，从而有更大的改造空间。但因为上海只有 22 个，且很多已经建成，所以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们目前主要是进行更多的试点，总结出相应的研究成果和技术方案，然后提供给政府进行推广和应用。共学伙伴：目前城市空间中的生态修复实践活动主要发生在哪些具体的空间，以及主要是哪些单位或个人有这些方面的需求？TR：以上海为例，城市生态修复实践活动的需求可能来自几种类型的单位或个人。首先，政府部门主导的项目，例如绿化市容局，因为上海的林业局和绿化市容局是合并的，生态环境局也可能参与其中，他们愿意关注这个方向的工作。其次，有些项目是由基金会和政府合作推动的，例如长宁区几年前推动的“生境花园”项目，是由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和长宁区的低碳办以及生态环境局共同推动的。此外，企业也有需求，虽然不多。一些外企的CSR（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可能会要求员工每年参与一定小时数的公益服务，这可能包括生态修复活动。还有一些企业可能拥有自己的场地，如屋顶、小平台、小院子或厂房，尤其是那些品牌理念与环保相关的企业，他们愿意投资进行生态修复工作。例如，我们之前合作的一个服装品牌，他们非常关注可持续和环保，所以他们租了一个农场，并进行有机改造，这主要是为了给员工提供福利，并让他们理解这一理念。有趣的是，这些企业的环保理念与我们非常一致。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如上海的玻璃博物馆，他们也进行了植被改造，并种植了乡土植物。因此，目前在上海，政府、基金会和企业三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虽然这类项目的总量不多，企业参与相对较少，政府主导的较多。不过，企业的项目落地性较强，因为他们需要具体实施。而政府可能更侧重于研究、政策制定或管理方案的改革。大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话题四：政策和市场制约
HM：在城市荒野的经验中我们发现，他们从过去十年扎实的研究和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对华东地区城市生态的理解、具体的修复技术，当这个阶段政策空间/政策窗口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快速地提供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Alternative）。但对更多的城市，可能还比较缺乏这样持续的研究和实践，即便政策空间出现，我们也没有具体的、可行的落地方案。这确实给很多其他城市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及机遇。
陶然刚刚也提到了这一系列转变背后涉及的一个硬邦邦的政治经济学难题，就是政策和市场的制约。我们通常在解读或批判城市景观时，会觉得是人类审美的单一和偏狭导致了生态破坏，认为我们只追求园艺的审美，而没有看到荒野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认为人类无法欣赏荒野之美，所以在城市中清除掉自然，这种解释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检视我们会发现，其实它并不能很好地阐明当下的困境。事实上，很多人愿意去到野外，我们也能够欣赏荒野和自然。在我看来，审美只提供了我们理解周围城市自然环境的一个非常粗糙的、有相当局限的解释。实际上，城市空间的生成受到政策约束和市场机制的主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人类的经济活动所决定。这是我们在推动城市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时，无法绕开、需要直面的两股巨大的力量。要理解城市化过程中（半）自然景观的生成，我们必须理解政治运作的逻辑，需要厘清政府相关部门的考核标准、实践规范，以及既有行业的设计、建造和养护实践如何成立、如何沿用至今。我们也需要看到，在长期的城市发展进程中，环境卫生的观念如何形成、如何变化，进而影响了我们看待城市公共空间的观念和由此确立的城市治理措施。城市荒野的研究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这方面的挑战，陶然刚才重点提到了植物材料的市场限制问题，比如许多乡土植物的种苗需要自己一个个地去收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来自经济或政策方面的挑战？TR：乡土植物来源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为什么工程上不愿意使用乡土植物，因为乡土植物并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当他们去做这件事时，如果不考虑责任感或使命感，而是为了赚钱去做一个工程，你会发现生态修复的工作量非常大，它会比原有的那种绿化方式要复杂得多。我们经常看到的公园绿地，比如种植一种树木或铺设一种草坪形成了固定的操作流程，但如果我们要进行生态修复，就需要考虑植物群落结构的组合，这对工人和设计师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对项目的人力投入和工程进度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在目前的绿化工程报价中是无法体现的。绿化工程的报价通常按照面积和植物种类计算，无法按照生态修复的实际成本来计算。例如，如果我们进行生态修复，一亩地的成本可能会增加一倍，但他们在计算时仍然按照原来的费用来计算，这样的话，实际上没有人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外，我们也觉得很多绿化工程或养护工程的公司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行业，他们不希望跳出舒适圈去尝试风险大、难度大的项目，尤其是当这些尝试不能带来明确收益时。这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我们认为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有好的解决方案。
HM：我最近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现有的行业实践，特别是景观行业的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某些学科，比如草坪学或者园艺学。这些学科可能关注的并不是生物多样性、不是保护，而是人类如何利用植物，如何让植物开花更漂亮，或者草坪看起来呈现一大片统一的绿色景观，草种耐践踏，可以大规模应用，同时成本又比较低。这些过程中会进行植物品种的选育，而这些选育过程进一步可能带来遗传多样性的损失。我们对此的关注似乎还非常少。实际上，共学小组的成员中也有在高校教授草坪学的老师，相关领域的伙伴也可以来讨论和回应这些问题。我们最后谈谈关于城市生态修复的观念。陶然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在城市里做生态修复，很难找到一个参考基线。无论是因为城市历史上的变化，还是因为长时间里经历了多轮人为活动的干扰，很难找到有据可查的退化前的自然状态，或者找到一个周边邻近的郊野地区，为城市里的生态修复确立一个参照基线。学界过往的共识是，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方式的巨大变化，包括农业使用的土地，是地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最为重要的原因。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的生态修复，内在地有一种粉饰的倾向，它可能掩盖了全球整体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城市荒野是怎么理解和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你怎么看待我们在城市里做的生态修复的努力？它真的可以构成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解决方案的组成吗？还是它只是城市化导致的生态系统退化这一基本事实的一个掩盖而已？TR：首先，我认为城市生态修复与保护区有很大的区别，目前我们关注的这些内容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可以大量应用的，尤其是在城市化地区。因为每个地区本身的气候、地理因素不同，不同国家和城市的规模、发展方式也不同，这些都会带来了很大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事情很困难的原因之一，国外的很多经验我们无法借鉴，因为它们的环境、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等差异都非常大。所以我们的核心是在探索，在中国这种高密度人口的情况下，城市生态修复应该怎么做。我认为这一方面是从生态保护来说，它可能有积极的意义。但说实话，毕竟城市空间不可能起到保护区那样重要的功能。但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带来的是人与自然相处方式的观念转变。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保护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就是城市的绿化。如果现在的小朋友从小看到的绿化就是整齐的草坪、绿篱或修剪过的树木，那么当他们长大后，就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这些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做保护这件事情就会很困难。因为比如今天我们谈这个事情，一些领导或媒体可能会说，对，我小时候有很多动物、昆虫，我觉得很快乐，现在没有了，孩子们很可怜。但如果是下一代呢？他们可能会觉得，难道不是一直这样吗？那好像就觉得没有做这个事情的必要性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一个群体没有一个共识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后续不仅对城市的绿地规划带来影响，对其他地区的保护和恢复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在城市里去做，虽然难度很大，面积很小，受到各种政策的限制，但是因为很多人在这里，大家的关注点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让大家在观念上理解和重视这件事情。
TR：我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许多人对荒野的概念与真正的荒野并不相同。因此，一些景观，虽然看似荒野，但与我们所说的生态修复有所不同。真正的荒野不仅在审美上有所区别。我们当前的城市生活有很大的变化。荒野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是危险。现代城市人往往难以接受这种不确定性。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在上海的某个小区里发现了一条蛇，居民们很可能会首先通知物业，其次可能会报警，希望有人来处理。当他们在小区群里发布这个消息后，大家可能会感到不安，觉得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很多人晚上都会睡不着觉。然而，与上海相邻的浙江山区农村，那里的人们对待蛇的态度就不同了。我们因为活动和调查经常去那里，他们的路边甚至院子里经常能看到蛇。他们对蛇的处理方法首先是将其驱逐出去，其次是考虑是否可以用它来泡酒，包括一些毒蛇。所以，你会发现在城市里，人们遇到蛇就会觉得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而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乡村，大家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不会觉得那么恐怖。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欧美国家，由于地广人稀，家中常有野生动物出没，他们对这些动物的反感和排斥就不会像上海那样强烈。因此，我们认为人们需要接受的荒野，不仅仅是一些观赏性的植物，而是真正接受其中的潜在风险，接受人与自然共存的理念。这很难，但我们认为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而且在于城市居民，包括我们民族性格的培养，以及对自然和世界的认知。现在，有时候我们国家的人民被保护得太好了，这一方面是好事，但另一方面，面对这样的风险和所谓的危机时，人们可能会有过激反应，这对我们长远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HM：陶然在分享中提到，我们做生态修复的一个常见误区是把植物看作工具。我也想进一步延伸，我们所做的生态修复和重建并不只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这样的工具价值。实际上，在环境哲学中，会更多地探讨自然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区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非常推荐大家阅读一篇文章，The Big Lie: Human Restoration of Nature，非常有启发性，虽然它是偏向观念、哲学层面的讨论。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城市生态修复的文章，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城市里的生态修复努力。我想用文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这段话是这样说的：“生态修复项目强调尽量减少管理和干预活动。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通过人造工程和手段将这些生态系统调整到很少乃至不再需要人为管理的状态吗？调和生态学（Reconciliation Ecology，有译为“和解生态学”）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些洞见。调和生态学认为，人类居住的景观即使不是野生的或原始的，也具有相当的生态价值。正如 Hobbs 等人（2009）所指出的那样，‘建造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和管理的城市生态系统（a very engineered urban ecosystem），或者被动地接受在平衡状态下出现的任何可能（whatever ecosystem emerges at equilibrium），都是不可行和不理想的’。折中可能是城市生态修复实践乃至更多保护中唯一的解决方案。在目标设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在理想状态和实用主义之间取得平衡，采取一种具有适应性、可变性、开放性的方法，而此方法需要在理解城市生态复杂性的基础上不断进化和发展。”![]()
城市生物多样性共学计划组建跨学科、含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学小组，相互启发、共同成长；并立足成都，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与实践。特别鸣谢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