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它们和我们

文摘   科学   2024-09-22 23:10   四川  

一个文章系列。分享关于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治理的观察、思考和实践。


编者按城市生物多样性共学计划的文本产出(#102),基于今天下午的一场活动分享整理而来。




城市,通常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荒漠”,但是,这一看待城市的视角正在得到重新检视。历史上人类选择的聚居地大多也是动物们喜欢的地方,这并不难以理解,气候适宜、水草丰茂是动物和作为动物的人的共同需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球很多大城市,例如北京、多伦多、纽约、旧金山,都位于重要的候鸟迁徙线路上。

目前的研究表明,城市可以通过多条路径有益于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贡献(Spotswood, et al., 2021)。同时,城市生物多样性可以保障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供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都希望有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和适宜的气候,这也为城市保护和提升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内在动机(DEARBORN,2010)。由于人类的主导和持续改造,城市就像一个过滤器,物种可能需要通过调整生存策略适应城市环境里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被改变的水文条件、更高的气温、更强烈的人为活动干扰等等。因此,长期或短暂地居住在城市里的野生动物面临独特的生存困境。

那么,为了帮助野生动物们留在城市,或者邀请它们回到城市,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背后还涉及到哪些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深圳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关于“灯柱与大山雀”(戎灿中,朱磊,尹玉柱,谢恺琪,2023)


故事的主角,一个叫大山雀,一个叫小火山。前者是一种鸟,后者是一个人。观鸟爱好者大概很熟悉大山雀这种可爱的鸟儿,它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的洞巢鸟,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但大山雀并不自己打洞,而是借助环境中的天然洞穴,例如树洞、石洞来营巢。这些鸟类在科学上被称为“次级洞巢鸟”。2020年春天,自然爱好者小火山在一次日常观察中发现,“一只大山雀衔着干草,飞进了公园路灯的通风口”。敏锐的他立刻召集来另一个伙伴展开调查。通过手机和自拍杆,他们挨个检查了公园里的灯柱,发现190个路灯里共有14巢大山雀。

跟着的几年,生态公园每年组织开展路灯调查,记录繁殖参数。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原来的灯柱内部有中空,巢材容易掉到地上;另外,巢材打湿之后也容易造成电路短路,可能引发安全隐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在公园里安装人工巢箱,希望招引大山雀去巢箱繁殖,但是效果并不好;他们意识到,大山雀对灯柱可能“挺有归属感”,于是他们设法改造灯柱。改造后的灯柱,洞口的位置被挪到了柱子背后,这样可以减少路人的关注,减轻夜间灯光的影响;灯罩也得到重新设计,减少了眩光和射向天空的光芒,符合国际暗夜社区的标准(深得观星爱好者的赞赏);为了减少可能对萤火虫通讯的影响,灯光的波长也进行了特别的选择。故事进展到第四年,公园安装的第一批生物多样性友好路灯得到了大山雀、雀鸲的认可,成功完成了交房。这些发现也初步验证了人工设施可以为城市洞巢鸟提供繁殖场所。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头,聪明的人们通过观察、分析、识别问题、通过了解用户(大山雀)的需求,平衡利益相关方(人类)的需要,创造性地设计和实施解决方案。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上海的辰山植物园,是红珠凤蝶与马兜铃的故事。


生态学用拉丁文给物种命名,这也是它们唯一的学名。如果特别留意,你会发现马兜铃的学名Aristolochia和红珠凤蝶Pachliopta aristolochiae前者是属名,后者是种名)的种名似乎有着某种联系。确实如此,将红珠凤蝶的拉丁名直译过来,大概可以翻译为“吃马兜铃的”。这也在提示二者在生态学上的共生关系。很多蝴蝶包括红珠凤蝶都有这类寄主依赖的习性。马兜铃属植物是红珠凤蝶的寄主,成虫将卵产在马兜铃的叶子上,孵化后的幼虫就靠取食叶片为食。但是,华东地区的马兜铃正在快速消失。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由于具有肾毒性,2020年马兜铃从中国药典当中被除名,因此种植者大量减少。同时,在今天的绿地管养活动中,草坪里自发生长的马兜铃会与其他很多的乡土草本植物一样,被作为杂草清除干净。这就让红珠凤蝶没有了食物来源。


虫以食为天。为了改善这一困境,辰山植物园的王西敏老师团队开始在草坪里立牌子,提醒除草工人,“马兜铃,不要割”;他们也在公园里开辟土地,种植马兜铃;与学校合作,让孩子们在家里种马兜铃、招引红珠凤蝶。通过多种方式,他们既缓解了红珠凤蝶的食物危机,也开展了自然教育和科普教育。王老师现在也改了名,成了种马兜铃的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马兜铃”、“吃马兜铃的虫”和“种马兜铃的人”之间的有趣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改变并不困难,有了对于问题的精准识别,我们能够立刻采取行动。


事实上,生物多样性友好设计和管理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已经有了更长足的研究和实践。来自德国的一家事务所正在推动一个更为系统的解决策略,叫作动物辅助设计(Animal Aid Design, AAD),它是基于对生态学、景观设计和公共绿地管理等的整全认识,通过跨学科专业人士的合作实现(Weisser and Hauck, 2024)。传统的景观设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往往面临缺乏生态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知识等等困难。AAD通过开发的一个叫作动物画像的工具,可以很好地回应这个难题。在动物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针对选定的目标物种,会进行非常详实的介绍,包括这个物种已被阐明的分布范围、食物来源、可能的天敌、繁殖期的营巢需求、越冬的特殊需要、人类对它的偏好等等,这些需求跨越这个物种的整个生命周期。用人类来打比方就很容易理解,我们如何出生、长大、如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如何安度晚年,都会被尽可能的考虑。


利用这个工具,设计师们为麻雀设计的开放绿地,其中包含一个麻雀的沙浴池,因为麻雀有通过在沙里打滚来打扫掉身上寄生虫的习性。在我看来,这个工具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脚手架”,为景观设计师提供易于理解、并且马上能够转化为实际设计的知识和信息。


▲麻雀沙浴

当然,这里头仍有很多待回答的问题,比如城市里的目标物种如何选择?手册里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原则,但对具体的地方而言,显然会面临很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环境气候条件;这种通过为目标物种设计的方式真的能够有利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整体提升吗?我想都需要做持续的研究;以及,如果我们回到观念的层面,生态学认识自然的视角,某种程度上需要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一个物种、看到一个静态的景观,它更需要我们看到关系,物种与物种的关系、物种和环境的关系,也看到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


重新塑造城市、塑造城市中的自然空间,不仅仅是景观设计和公园管理的问题,背后更面临城市治理、公共卫生、城市的土地利用、转换和规划等更为复杂的挑战,涉及到政治经济学里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巴黎在经过二十年的灭鼠运动或称城市保卫战后,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与老鼠共存。巴黎市民们一方面不希望对老鼠赶尽杀绝,因为这背后的代价极其高昂,因此是不可欲的,同时也很可能是不可行的。但另一方面,由于鼠疫的糟糕记忆、对老鼠可能带来人类健康威胁的普遍担忧,大部分的市民也并不相信人可以和这样“可恶的”物种和谐共处这样的童话式愿景。大规模灭鼠、以及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中采用的大范围消杀灭的策略,对节肢动物、小型啮齿类动物等可能是毁灭性的“生化灾难”,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具体而复杂的困难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理解生态系统中微生物、动物(作为病媒)和公共卫生的关系,也需要我们理解农药的使用对景观中生物多样性的具体影响。

回到成都,我们说说几只短耳鸮的故事。2022年,锦江边上南瓜滩旁还有一片待开发的城市荒地。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持续观察到多只短耳鸮个体在此活动。一些农民也进入荒地种地。和城市公园绿地相比,荒地因为短暂地处于城市治理的范围之外,没有过多的人为管理和干扰,自然得以短暂地重新接管这块地方,自生植物开始定殖(Riley et al.,2018)。植被演替的同时,大面积的开阔荒草地和农田为短耳鸮提供了适宜的生境,包括食物来源、隐蔽场所、营巢场所等。直到2022年的12月份,仍有短耳鸮在此稳定出没。只是,过了一个春节,这片荒地就基本上被推平了。这几只猫头鹰也下落不明。


城市荒地提升生物多样性的潜力在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但在快速开发的中国城市当中,还没有得到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者们的关注。短耳鸮的故事,也在提醒我们,荒地并不是无用之地,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显而易见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此外,它还能够为我们理解城市生态、积累城市绿地设计和管理的经验、开展生物多样性教育等提供不可多得的(实验)场所。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大背景,这一需求可能会格外迫切。

人和自然惟有共存、共生、共荣。城市生态学、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在这些年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且仍然在蓬勃发展当中(Rega-Brodsky,2022)。但是,应对和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对科学界、政策制定者、一线实践者、以及更庞大的人类群体提出了一个个具体的挑战。它需要我们取得更深刻的对城市生态的理解,为实践者提供工具,也需要持续地教育我们的城市决策者和市民。实际上,城市中的生物多样性教育可以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积累巨大的动能。

城市中,人与自然共存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如果将眼光放到“人类世”的全球语境,这个断言对整个地球的保护也同样适用。我们必须要在不断求得权衡的路途中,充分地思考、智慧地决策、以及持续地行动。


城市生物多样性共学计划第一期项目(2024年5月至2025年2月)由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执行。特别鸣谢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Bonthoux, Sébastien, Marion Brun, Francesca Di Pietro, Sabine Greulich, and Sabine Bouché-Pillon. 2014. “How Can Wastelands Promote Biodiversity in Cities? A Review.”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32 (December): 79–88.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14.08.010.
DEARBORN, DONALD C., and SALIT KARK. 2010. Motivations for Conserving Urban 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Biology 24 (2): 432–40. https://doi.org/10.1111/j.1523-1739.2009.01328.x.
Rega-Brodsky, C. C., Aronson, M. F. J., Piana, M. R., Carpenter, E.-S., Hahs, A. K., Herrera-Montes, A., Knapp, S., Kotze, D. J., Lepczyk, C. A., Moretti, M., Salisbury, A. B., Williams, N. S. G., Jung, K., Katti, M., MacGregor-Fors, I., MacIvor, J. S., La Sorte, F. A., Sheel, V., Threfall, C. G., & Nilon, C. H. (2022). Urban biodiversity: State of the sci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Urban Ecosystems. https://doi.org/10.1007/s11252-022-01207-w
Riley, Christopher, Kayla Perry, Kerry Ard, and Mary Gardiner. 2018. Asset or Liability? Ec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Tradeoffs of Urban Spontaneous Vegetation on Vacant Land in Shrinking Cities. Sustainability 10 (7): 2139. https://doi.org/10.3390/su10072139.
Soanes K, Lentini PE (2019) When cities are the last chance for saving species. Front Ecol Environ 17:225–231. https://doi.org/10. 1002/fee.2032 
Spotswood EN et al (2021) The Biological Deserts Fallacy: Cities in their landscapes contribute more than we think to regional biodiversity. Bioscience 71:148–160. https://doi.org/10.1093/biosci/biaa155 
Weisser, Wolfgang W., and Thomas E. Hauck. “Animal-Aided Design – Planning for Biodiversity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by Embedding a Species’ Life-Cycle into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Design Processes.” Landscape Research, 21 Aug. 2024, pp. 1–22, https://doi.org/10.1080/01426397.2024.2383482. Accessed 21 Sept. 2024.
Hu Min. “无用之地?重新想象城市荒地.” 微信公众平台, 2021, mp.weixin.qq.com/s/tpLASOwpEVeMYzs4G9-OVw.
戎灿中,朱磊,尹玉柱,谢恺琪, 深圳城市公园灯柱中大山雀的繁殖生态动物学杂志. 202310.13859/j.cjz.202304004
“上海辰山植物园.” Csnbgsh.cn, 2020, www.csnbgsh.cn/sites/chenshan2020/static/gonggao-content.ashx?ctgid=3aea1777-712b-4c43-a0fd-2a5ead9f1349&infid=22cb2be3-e8af-4e91-bd1c-d2ddbbb2de0a&leftbarid=d3fa972c-c266-4ccc-ae44-7d620df99f51. Accessed 21 Sept. 2024.

文章作者
胡 敏



文|Hoo
图 | Hardy
编校 | 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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