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女博士混入外卖骑手团8年,逼得平台改算法

2024-11-09 00:24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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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得平台改算法





我2017年开始做外卖骑手研究,那一年我刚刚入职社科院,赶上了外卖发展蓬勃的时期。有一段时间补贴大战,花10块钱就能买一个肯德基全家桶,骑手送一单比如10块钱,平台再补贴10块钱,一单可能能挣20块钱,也出现了很多媒体所说的外卖小哥收入过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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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女博士混入外卖骑手团8年
中国,每日亿万外卖订单如潮水般涌动,这背后意味着亿万次的外卖骑手配送服务。这种依托于平台算法的零工经济正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2020年,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迫使平台对算法进行改革。文章中引用了三篇学术研究,
其中一位学者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

这位学者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后80年代研究者孙萍,
她对外卖骑手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其从边缘议题提升为“显学”。在2021年,为了回应公众的关切和疑虑,“美团”向全社会公布了其骑手配送时间算法,接受公众监督,这也使得算法伦理和平台劳动者权益问题成为公众的焦点。
孙萍博士,作为港中大的学者,以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敏锐的洞察力,成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领军人物。自2017年开始,她和她的调研团队在中国19个省份进行了深入的外卖骑手田野调查,采访了数百位骑手。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以《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的形式呈现给公众。
孙萍在研究中发现,随着外卖的蓬勃发展,许多人都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在那段时间,

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激烈,
有时只需花费很少的钱就能购买到大量的食物。这使得骑手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一单可能能挣到很高的金额,这也使得外卖骑手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道路上,她观察到骑手们忙碌的身影,他们边跑单边操作手机,这是一种技术化的劳动。孙萍认为骑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她发现,这些骑手大多数是农民工群体,也有创业失败的老板、负债的个体工商户等不同境遇的人。同时,也有一些大学生和白领将跑外卖作为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
在她的书中,“过渡劳动”一词被多次提及。这首先指的是骑手们的临时性、周转性劳动。其次,由于多数骑手来自工厂、建筑工地等传统行业,他们加入外卖行业后很难再回到传统行业。这些工作对他们来说过于严苛,相比之下外卖更为自由。最后,即使离开当前的外卖平台,他们也可能转而加入其他数字化平台,如从美团跳到饿了么或闪送等。这种持续的过渡状态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常态。
从2017年开始进行问卷调查至今,孙萍发现骑手的平均劳动时间正在逐渐增加。一开始,跑外卖更多的是一种兼职化的劳动形式,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将其作为全职工作。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外卖行业以谋生。这使得原本就已经忙碌的骑手们的工作时间变得更加长。
与此同时,不同城市间的骑手生活也存在差异。在大城市中,虽然仍有月入过万的骑手存在,但总体收入呈递减趋势。相比之下,小县城的骑手生活则相对安稳和幸福。他们的平均工资较高,且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相处。
然而,对于在大城市打工的骑手来说,他们普遍存在着较强的焦虑感。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常常会进行自我剥削,过度劳累自己。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孙萍的关注。她认为这与中国传统的零工经济文化有关联。尽管中国的情况与欧美有所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即都存在一个不稳定的阶层即“朝不保夕者”。然而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这种不稳定阶层的现象也在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以下是以调查者第一身份来论述:
看到街上来来往往奔跑的骑手,每个人边跑单边拿着手机,也是一种技术化的劳动,我就觉得骑手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议题。做田野调查,一开始挺难融入的。最初在我们学校旁边的一家粥店,到了饭点我就去蹲点,粥店老板发现我总是在那儿抓骑手,但不在那吃饭,就把我赶出来了,后来我就意识到我应该在那儿吃饭,再去门口和骑手聊天。
跑外卖的人五花八门,70%是农民工群体,和他们聊天不能太过正式。有一次我们的学生去跟一个师傅聊天,开场白是:“我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学生,想对您进行一个访谈。”师傅吓得从椅子上掉在了地上,迅速跑掉了。
后来我们转变策略,先上去跟骑手搭讪一下,比如问问他今天跑了多少单,距离感就会很快拉近。有一些骑手其实挺有倾诉欲,我们的友谊会持续很久。‍‍‍‍‍
我们采访了有三四百位外卖骑手,有农民工、创业失败的老板、负债的个体工商户等等,境遇各不相同。还有大学生和白领,前者主要是做暑期工,后者则是想通过跑外卖体验生活。
我们去调研骑手,问他们,“你为什么跑外卖?”给我的反馈都是,“我想先过渡一下。”这是当下普遍的零工劳动者的状态,他们想在快速的流转和不确定当中,寻找一个缓冲地带,跑外卖并不是他们终极追求的目标。
我在书里提出的“过渡劳动”,第一层意思指的就是这种临时性、周转性。第二层意思,和骑手的人群有关。他们多数来自于工厂、建筑工地,一旦加入外卖之后,很难回到工厂拧螺丝,或者回到工地搬砖。这些工作都过于严苛,不像外卖这么“自由”。
第三层意思,即使离开外卖平台,还会跳到其他数字化平台,比如从美团跳到饿了么,再跳到闪送。不停的过渡中,逐渐就变成一个持续性的、永久的过渡状态。‍‍
大城市月入过万的骑手依然还是有的,但是收入总体是呈递减趋势。相比之下,小县城的骑手还挺幸福的,平均工资可能在4000~5000块钱,比餐厅3000的平均工资要高,也更加安稳,又可以见到家人孩子。
跑外卖是一份手停口停的工作,来大城市打工的骑手,普遍焦虑感还是很强的,要赚取最大化的利益,就会存在比较严重的自我剥削。我在书里面提到了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朝不保夕者”,也就是欧美社会的不稳定阶层,但是在欧美工业化时代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背景下的研究。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的社会,早在秦汉就开始存在零工经济。我看过一篇论文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最鼎盛的时期,有稳定保障的工人阶级占总人口也只有40%不到。半工半农的人群,随着机械化生产,逐渐转变成农民工群体。
当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量互联网民工?其实它是由传统的农民工转型过来的,有一个人口和社会基础在。现在我们已经有2亿的互联网灵活就业人口了,到2035年可能会有4~5亿。那也就意味着,未来,每3~4个人就有1个人在打零工。
跑外卖也在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家长制,如果两口子都在大城市跑外卖,租的房子可能不足10平米,在这个空间,一是睡觉,二是给手机充电,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外面跑单,不需要洗衣服、扫地、做饭,连厨房都没有,原本在老家繁重的家务劳动消失了,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形式。
还有3成是因为离异、家庭变故、破产等原因不得不出来跑外卖。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阿岚的故事。我们当时见到她还是疫情,她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盘着精美发饰的女生侧颜,我问她这个照片是谁?她说是来约她做发型的一个新娘子,她觉得特别好看,就用来做了头像。
对很多女骑手来说,走上街头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传统的家庭环境里,女性是作为一个稳定统筹的角色,比如早上起来先做饭,给娃穿衣服,送娃去学校……但外卖是特别零散、随时准备出发的工作,有单就去接,没有单可能就需要等着,必须去适应这种不稳定感和流动性,还要兼顾母职。
零工经济这些年有一个显著的市场下沉,原本被困在家中的妈妈群体,也开始频繁进出于电商、直播、快递、外卖等行业。
算法也会对他们实行各种各样游戏化的管理,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游戏场,骑手其实很像《饥饿游戏》里边的闯关者,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餐,克服各种各样空间与交通上的障碍,最后把餐送到顾客手里边去。
骑手还有一种很有趣的“打怪升级”的参与感。刚开始跑单,你是一个白银骑士,后边你可以变成黄金、白金、钻石,最厉害的是神骑士。不一样的等级,对应的送单单价和奖励金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游戏化的管理机制下,跑单变成一种上瘾性的劳动,骑手会给自己定KPI。我观察到有个微信外卖群的名字叫做“200回家,300吃饭”,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跑单过了200,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跑过了300,哥们就坐一起搓一顿。‍‍
不仅仅是骑手,当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困在系统里的打工人。对于骑手、网约车司机或者家政工,是通过个体流动性和具身性的劳动,让算法去收取他们的个人信息,更准确地去预测或者分类。
而我们每天与算法接触,其实是不停地为算法充当“人肉电池”来供养它。无论是刷抖音还是上网购物、打游戏,你个人的行为数据也都会被后台的算法不断地收取,进而形成基于你个人的使用画像。
在这个过程当中,算法变得越来越了解你,它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可能完全代理你来做决定,想想其实挺可怕的。
未来,零工的含义可以变得非常多元,除了网约车、快递、外卖、家政工,各种各样的斜杠青年、数字游民,可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自由职业者。大家都不得不去接受这样一种过渡性,“过渡劳动”的文化正刻在我们的DNA中。
我所在的北京地区有非常多精英式的大学,当所有人都向前看,社会流动都朝上的时候,底下的大部分人其实是被忽视的。有一大批的同学,愿意加入到我的课题组来调研,他们依然保留着对于社会底层人群的关爱和关照。
我不想讲一个高高在上的理论,只是希望这样一群劳动人民最真实的景象,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骑手的故事,其实展现的是千千万万劳动者流转的人生故事。我们的学术记录现实,
最终也还是要回馈现实。

数字化转型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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