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新洗牌
2.供应链跨地区迁移的经验
3.供应链体系的形成要多久
4.商业力量与政治力量相较量
5.中国最好的反制措施是什么
现在很多中国人谈起中国的优势，都会说工业基础完善、工业体系完整、工业制造能力强、工业产值高，再进而会说中国有丰富、齐全、高效、低成本的产业链或供应链优势。
现在人们谈论中国地区的禀赋优势，已不再是相对自由而稳定的经济与投资环境、巨量的廉价劳动力人口和产业/技术工人群体、庞大的已有与潜在市场等等中的任何单一因素，而是更喜欢谈论由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所筑成的产业链或供应链集群优势。
这是事实，不必讳言。
可是又不得不说，这种经济成就在提升中国人自信的同时，也在滋长很多中国人的骄傲自蔽之心，一是盲目自信，不思这种产业链或供应链优势形成的原因，不察这种产业链或供应链优势之中存在的脆弱之处，二是轻视其它国家或地区形成或承接供应链的现实与潜力。
实际上，中国制造的供应链优势，正不断被域外竞争者销蚀。跨国资本正不断通过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分散制造与在地化生长，逐渐在中国供应链体系的优势上敲开一个个小裂缝，当这些小裂缝逐步串联起来，跨国资本的分散化制造、替代性战略就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如果中国人不认真思索优势形成的原因，就会很容易用错误的观念与手段阻碍这种优势的继续增长，甚至破坏已经形成的优势，自毁长城。如果中国人不察这种产业链或供应链优势种存在的脆弱之处，轻视其它国家与地区的竞争力，就会静态地享受已有成绩带来的迷梦，而不知道这种优势在诸多环节可能正在被销蚀，更不知道如何取长补短保持优势。
1.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新洗牌：从经济性到政治性、安全性
现在的全球化，遇到了强力的政治阻力。
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正陷入低迷的周期，高福利、高债务、高财政支出，都在消磨各国的经济潜力，信用扩张维持的虚假繁荣难以为继。
当这些国家遭遇问题之时，所在国人在政客与舆论的操作下很容易向外寻找借口、转移矛盾。还有全球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争夺与地缘政治隐患，正在推动冲突迭起。
这一切因素都在助长各国的经济壁垒，政治权力影响下的资本投资与扩张，不再是纯粹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考虑落脚地，而越来越重视政治性与安全性，因此，现在的全球化资本，已经从过去遵循经济原则，促使供应链的集中式生长，变成重视政治与安全原则，促使供应链的分布式增长。供应链的去中心化，直接点说，去中国化，成了欧美日韩等国家推动的趋势，而印度、越南、印尼、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人则乐见其成，积极承接供应链转移。
就说林雪萍所说：企业之间的国际供应链，本来是自由发展、效率至上的逻辑，现在变成了安全至上的国家竞争。国家间的供应链角力，开始被严肃看待。国家效应这个被折叠的因素开始活跃起来。当供应链的安全变得需要捍卫的时候，“战争思维”难免会出现。
欧美日韩想将制造业与生产基地回归本土，实际上非常困难。可是，将制造业与生产基地分散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与地区，可见的时期内虽然会牺牲一定的经济效应，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些国家政客或有势者的目标实际在于能否更多地削弱中国供应链，进而削弱中国这个政治对手的实力，制造业能否回流倒是其次的。这样的看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很普遍。
就目前而言，那些供应链承接国的经济环境与生产优势未必胜过中国，可是，当供应链秩序中更具话语权的下游资本，被国家迫使或要求这些资本考虑政治性与安全性时，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就不再是最优的选择，这些资本所有者就不得不牺牲经济利益而做出次优选择。
过去二三十年“全球化经济+集中化制造”的模式正在被修改。未来的全球制造，不会再围绕着单一中心的“世界工厂”而展开，分散式制造成为趋势，世界各地的“分布式工厂”正在生长。跨国资本未必会大规模或全部撤离中国，可是分散生产基地已经成为它们的重要战略之一。短期内这不会完全替代中国供应链，可是这会削弱中国作为超级网络中心或节点的优势。
即使这些资本者不会将所有资本与工厂、供应链迁移出中国，可是至少也会做出“中国+1”战略，会在中国之外选择建设生产基地、培育供应链体系，形成两套以上的全球化供应链，分散化投资与生产，以求双保险、多保险。这种选择被多重政治压力所驱动，不单是欧美日韩等国家的政治施压，中国人经常利用市场与供应链优势来作为经济与政治博弈的手段、谈判的筹码，同样会让跨国资本的所有者们感到忧患与不安全。这样的事情，并非中国独有，越南人、印度人也会如此。正因此，并不代表效率至上逻辑的分散化制造才成为重要战略。
这种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自然原因所形成的供应链溢出或迁移，当然会耗费巨资、浪费资源、牺牲效率，至少短期内会牺牲巨大。可是，这些新的生产基地、新的供应链体系，并非没有经济效益，并非不能维持与生长下去，反而，这些承接地的供应链体系也正在逐渐生长，带动上游更多的厂家转移落地，集群效应越来越明显，生产优势越发体现出来。
长期被很多中国人轻视的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承接地，正在发生着产业聚集与爬升的故事。
2.供应链跨地区迁移的经验：从点到链，从组装到本地制造
越南与印度制造是当前中国产业链或供应链体系最主要和最有潜力的竞争者。
从经济规模、工业产值、供应链完整度等角度来看，很多中国人可能觉得这两个国家并不会对中国构成多大的竞争威胁。
可实际上越南与印度等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工业产值增长率并不低。尽管越南、印度等国家内部存在着诸多掣肘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劳动法，工会制度，外资限制，权力干预，等等。可是这些国家每年要实现与保持5％到9％的经济增长率和工业产值增长率并不是什么难事。
即使这些国家复制不了过去中国、日本、韩国那种10％以上的增长率，可是只要保持5％到9％的增长率就足以表明其经济与工业能力的稳步提升，足以对中国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优势形成竞争压力。
就拿越南来说。越南已经成为全球纺织服装的第三大出口国，而消费电子更是进展迅速，计算机出口已经排名世界第五，具体到手机行业，越南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
实际上自从欧美日韩等国家在2016年以后加速平行供应链“替代”战略、强化“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以后，中国供应链正不断面临“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的争抢。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替代体的增长，与中国供应链流失的速度，存在着明显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产业链或供应链的生态体系极为重要。投资一个巨大的工厂，如果周围没有如毛细血管般存在的供应商，也没有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那么这样的制造是很难有竞争力的。
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东南亚或者印度对中国制造的替代性，这些地方的种种劣势被反复提及。然而，跨国企业正在考虑那里，以便躲避危险的地缘政治危机。越南和印度，是中国制造面临的两个极为典型的竞争对手。
前些年，很多中国人还取笑越南，说什么虽然工厂从中国搬去了越南，可是大部分零部件还是要依托中国的供应链企业来供应，越南不过是组装一下而已。
这些人一是忘记了中国也曾走过同样的道路，二是不了解产业链或供应链迁移的经验规律。
起初，制造业的迁移，只是一个下游核心企业与工厂的迁移，也就是一个“点”，产业链条上的核心节点。这些工厂往往是品牌商的组装厂、总装厂。随后，供应链上游的企业，会因为经济原因或政治原因，也跟着迁移到新的地方，慢慢的由“点”连成“链”，供应链的网链就会在当地逐步形成。这种受到链主企业/工厂带动的工厂搬迁，会形成供应链流动。
大工厂会形成“领头羊效应”，吸引其它供应商的跟随。很多小工厂会逐渐围绕汽车整车厂来建立工厂。更多的企业一旦到来，就可以相互借力。只要工厂的数量和规模在持续增加，就会带动供应链和技工的发展，不断生成新的能力。这些供应链的迁移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零敲碎打的单个企业行为，它呈现了集体移动的特征。
这样的现象，正在东南亚与印度等地发生。
现在，这些国家已经在很多行业实现了部分本土化制造，要么是本土企业参与到供应链之中，要么是那些原先在中国的供应商企业，不得不跟随下游大厂大企业迁移到越南生产。这些产业与供应链的集群，会不断培育本地的工人与生产能力，不断的增强本地的供应链优势。
现在，越南的脚步越来越近，早已经从纺织开始，沿着家居、电子逐步向机电领域爬升，再向汽车、机床、精密仪器、半导体等行业爬升。这个过程里，带有很多中国制造商的身影，就像中国产业发展的过程里，曾经带有很多欧美日韩制造商的身影一样。
越南很难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中心，要想全盘复制“中国制造”的成功经验，可能性都很低。可是对于欧美日韩国家来说，能够增加供应链的备份与安全就足够了；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交叉融合的供应链，会让大量的供应商迁移到那里，减弱自己的优势。
比如，当曾经集中在苏州的三星、戴尔电脑基地从中国迁往越南的时候，上游的友达光电的液晶屏就会随之移动。友达光电还会要求它的背光液晶屏生产厂家（如璨曜光电）一起迁往越南。后者不得不专门在越南设立智能制造部门，建立全新的工厂。同样，作为焊接材料供应商的日本弘辉(KOKI)在昆山的制作工厂，也开始在越南寻找场地。在新的生产基地，KOKI将复制昆山工厂的生产线，将来自日本的原材料进行搅拌，制作成不同的电子黏合剂。
作为全球第二大连接器的美国安费诺集团，在中国建有多家工厂，一直保持着高效的生产模式。然而，即使这样的公司，也会被下游品牌商要求从中国搬迁产能，否则订单就会转移给竞争对手。而如果安费诺要移动，就会要求它的零部件供应商随厂搬迁。如果到处都在拔萝卜，中国制造的土壤就无法一直保持肥沃。这些留下的窟窿，并非立即可见。供应链就像延时函数。对于外部的刺激，它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显现这种空心化的结果。
墨西哥也一样。拿服务器产业来说。从2019年开始，很多国外采购商都要求设计制造代工厂(ODM)的基地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转移。中国大陆服务器的制造数量，已经从2019年的90%降低到2021年的不到60%。这个下降趋势是惊人的。这些迁移服务器的代工厂，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台湾，台湾地区企业产能的急剧增长，一部分产能则迁移到墨西哥。
墨西哥早期只是简单装配，比如电脑线缆、电源、硬盘、内存等。但现在另外两种更高级的制造类型，也已经转入墨西哥。一种是重资产技术，比如贴片机(SMT)生产线；另一种是复杂的机构件，如塑料成型、冲压成型、喷涂、烤漆等高技能。
同样的事情，则更多的发生在印度，印度开始熔炼本土供应链。
苹果决心将印度升级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代工制造基地，以平衡中国大陆压倒性的产能优势。印度在2022年第一次跟中国同步生产最新型号iPhone 14，2023年甚至连最新的iPhone 15的新品导入流程(NPI)也放在印度和中国分别进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新品导入本来是苹果上海研发中心的独门杀器。每年春季，苹果总部每周从加州飞往上海的航班上，都乘载着这样的工程师。这是苹果供应链的精英部队。现在，这些工程师一部分人去往印度。
随着苹果的代工商进军印度，供应商们承受着迁移的压力。苹果计划2030年在印度完成30%的产能，这几乎全部是从中国大陆迁移过去的，可谓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苹果只是一个缩影。
2023年全球最大的机床厂日本马扎克开始在印度建立工厂，透露出不同寻常的信号。这家全球机床行业的常青树，企业投资一向以稳重谨慎著称。马扎克在印度建厂，是过去10年来首次在海外建立工厂。上一次建立工厂，还是2013年在辽宁大连。
3.供应链体系的形成要多久：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十五年
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的形成，既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说没那么困难，是指只要能保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那些因素不被压制，资本投资得到保障，那么形成某个行业的产业链或供应链在地化，短则只需三五年，长则需要十年十五年。
说没那么容易，是指实际上全球各国各地区人们反经济、反商业、反资本与资本主义的观念基础很深厚，政治权力与民众观念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掉。
中国地区现在有全国数一数二的产业链或供应链优势。可是，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优势壁垒，也没有很多中国人想象的那么牢固。
现在所谓的中国那些丰富、齐全、高效、低成本的产业链或供应链优势，放到具体行业里面，其实形成时间，也就是短则只需三五年，长则需要十年十五年。
这种经济经验规律，放诸于四海皆准，并不独独中国特有。
就拿吸尘器行业来说。
全球每年吸尘器市场约1.6亿台，而越南的生产量达到3000万台，正在成为全球第二大吸尘器生产国。国内的吸尘器领头羊代工商，如莱克、德昌、美的、普发等几乎悉数杀到越南。有十多家中资企业，主要集中在越南南部的同奈省和平阳省。
吸尘器工厂的繁荣，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供应链的齐全，吸尘器的六类主要零部件，已经完全本地化。除了塑料粒子ABS，越南还不能提供，其它电气元件、橡胶管、金属硬管、漆包线等，现在已经配套齐全。这种进展是惊人的，就在2019年，本地尚无法提供精细的螺钉。
大规模的吸尘器产地的变迁，改变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形态。在2020年，作为全球最大的吸尘器市场，美国吸尘器有75%来自中国，越南只有10%。而到了2023年，来自中国的比例下降到接近50%，而越南则提升到近30%。这个过程，也就三五年时间就成势了。
再比如印度的手机制造业，是最近几年印度成长最快的行业之一。2018年，印度还是一个智能手机进口国，进口额超过20亿美元，而到了2022年，印度手机出口总额就超过了110亿美元，手机的本土制造率，也从2014年的19％，到2022年上升到98％。
这个巨大的反转，表明了手机产业的成长，其实并不需要太长的周期。
其实很多行业都一样，只要投资环境与营商环境好，投资足够充裕，产业链在本地的生长其实很快。中国过去很多行业的本土化制造率的提升周期，所花的时间也并不太长。
产业链或供应链本地化制造的周期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同样，产业链或供应链的去本地化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除了技术壁垒非常强，由技术壁垒构筑的经济优势壁垒十分强的行业，大多数行业都是来得也快、去得也快。从欧美到日韩再到中国，产业的迁移都是如此。
美国的工业产值长期占据全球的比重达到30％以上。这样的比重，中国至今都尚未达到过美国的峰值，中国工业产值也从峰值的35％左右下降到了28％左右。可是美国越来越糟糕的投资与生产环境，导致很多行业的经济效率与成本优势不再，加速了各行各业制造业向世界其它地区迁移，到最近几年则下降到15％以上，徘徊在15％~18％之间。
正因此，当中国人获益于中国地区丰富、齐全、高效、低成本的产业链或供应链优势时，也不能盲目自信到认为中国的产业链或供应链优势壁垒可以长久的牢固不破。
4.商业力量与政治力量相较量：很多企业不愿牺牲经济利益
交易是双方的、多方的，是共赢的。
当交易被阻碍、被压制、被破坏，受伤的也不是单方，而是双方、多方。
这种“受伤”的代价，有些人有些企业能够承受，有些人有些企业则不能承受。对于那些利益不那么相关或直接相关的人来说，祂们
尽管欧美日韩以及很多中国人，迫于各国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还有霸权争夺与地缘政治的隐患，不得不牺牲经济利益来迁就政治性与安全性。
可是，大多数企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润，企业运行的逻辑是遵循效率至上、经济利益至上的逻辑。如果企业所有者不遵循这样的逻辑，或者完全抛弃这样的原则，那就阻碍企业自身的发展与存续，甚至会被淘汰掉。所以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之下，企业也不得不兼顾经济性与安全性。
政治的割裂与阻碍、压制，并不能让经济力量、商业力量完全屈服。全球自有一道道经济力量、商业力量在推动世界的运转，弥合着世界的裂缝，润滑着世界的冲突。
中国依然是世界重要的制造生产基地，是世界重要的产业链或供应链所在地，中国也依然是世界重要的工业品与资源品的销售与应用市场。关税、脱钩、贸易战、技术封锁等引起的割裂，同样也会让欧美日韩等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受伤”，影响到祂们企业的发展甚至存续。
美国政府与某些势力要压制中国的发展，要割断与中国的联系，短期内并不能做到，短期内将中国踢出全球商贸活动也是不可能的。美国政府联合各方势力这样做时，也需要动用太多的资金与资源，实际上现在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状态。
欧美日韩的“断供联盟”“封锁联盟”，并非铁板一块。就拿半导体行业来说，参与半导体设备制裁的有日本东京电子和尼康、荷兰阿斯麦，以及美国的应用材料、泛林等。这些公司在刻蚀、沉降等设备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而尼康在中低端光刻机上跟阿斯麦也有竞争。它们的产品构成了复杂的竞争关系，而且这些企业都非常看重中国市场。日本东京电子有1/3的销售额在中国；泛林有将近25%的市场在中国；阿斯麦在中端光刻机方面，在中国市场的占比超过1/3，并非最先进制程的深紫外光刻机，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企业。
因此，这些企业短时间内全面向中国断供，诚然会让中国企业受伤严重，可是自身又如何不会受伤呢。一个还需要对方市场的“断供联盟”，联盟关系是具有脆弱性的。除非祂们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市场，但这是不现实的。正因此，欧美日韩对中国的禁售与封锁，并不具有全面性，而是针对关键的产品或技术节点进行禁售与封锁，这样，也不至于自毁企业利益。
5.中国最好的反制措施是什么：自由经济环境与自由贸易的力量
面对政治力量不断割裂世界的现状，中国人到底是参与一起去割裂这个世界，还是成为这个世界的融合者、缝合者呢？面对欧美日韩等国家的联合围堵，中国最好的反制措施又是什么？
很多中国人会说，中国要对等反制，你封锁最先进制程的光刻机、刻蚀机，我就对稀土材料的出口进行管制，你查中国在海外的企业，我就查欧美日韩在中国的企业，……等等。
这些反制措施，完全是政治性的，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来说，短期内当然也会打痛对方，可是同样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自伤。双方的不信任感会更强烈，欧美日韩想与中国脱钩的决心互更坚决，产业链与供应链向外迁移的速度会更快，中国企业在国外发展受到的阻力也会更大。更重要的隐患则是，这种相互反制会持续割裂世界，继续制造出更大的冲突，最终热战。
交易是双方的、多方的。中国人无法决定别国人的选择，可是却能够做好自己，去影响别国人的选择。总之，打铁还需自身硬。
当全世界的经济环境与贸易环境变差的情况下，中国最好的反制措施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1.重塑中国经济环境，通过消除投资与营商阻力、降低个人与企业的各种经济成本等等措施，将中国打造成全世界最自由、最优质的投资地、生产地、营商地，用更自由、更高效、更低成本的经济环境，用此环境里形成的产业链或供应链优势，留住各行各业的企业，防御产业链或供应链非经济自然原因导致的迁移；2.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甚至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让全世界把产品卖给中国，对中国市场形成信心，与中国市场建立深厚的利益关系，这样的利益联盟甚至比那些政治联盟更加稳固，甚至可以将那些联盟中的具体的个体、企业、国家拉到自由市场与贸易的中国一边，基于利益，祂们也更有动力去反对祂们国内的阻碍力量。
要做到这两点，在目前中国的观念环境和历史惯性下，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要做到这两点，需要动很多人的蛋糕，需要撬动很多人的观念顽石，比如庞大的财政支出、福利支出怎么减，税收怎么减，那些依靠财政与福利支出存活的那些人怎么减，各种各样的权力怎么减。
要完全做到很难，可是每一点边际改善都是有益的。而如果做不到，甚至连边际改善也不去做。那么，我们就将有极大的概率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割裂、日益萧条的世界。别说走欧美老路，可能还没走到欧美相对衰落的老路上去，就走上了一条更糟糕的道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大多数人的处境，并不会变得更好，而是会变得更差。
内容参考与选编自林雪萍《供应链攻防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