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31日晚上，陕西产房里的孕妇已经挣扎了10多个小时，胎儿的头大得让分娩异常艰难。她疼得几乎要昏过去，两次跪在地上向站在一旁的婆婆和丈夫哀求：“让我剖腹产吧，我实在受不了了！”婆婆和丈夫却表示剖腹产费用高，硬是不同意。孕妇心如死灰，在一声凄厉的哭喊后，她冲向窗边从五楼跳下身亡！

“医生…我太疼了…就让我剖腹产吧…”贺文婷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哀求。

医生却面露难色地告诉她，剖腹产需要家属同意，丈夫不签字，手术就无法进行。

贺文婷再次走出产房，她强忍着剧痛，脚步踉跄地走到丈夫面前，膝盖一软，再次跪在丈夫面前：“老公…我快疼死了…你快签字吧，就让我剖腹产吧…”

王海涛看向了自己的母亲，也就是贺文婷的婆婆。

婆婆却坚定地认为，顺产是最好的选择，她用自己的经验来劝说儿媳：“文婷你再忍一忍，孩子很快就出来了，我是过来人，你相信妈妈，顺产对大人和孩子都好！抛腹产不仅费用高，而且咱们还计划着要生二胎呢，你再坚持坚持，顺产对身体恢复也好。”

丈夫王海涛在这个关键时刻依然选择听从母亲的话，坚持顺产。

丈夫和婆婆的坚决态度让贺文婷绝望，她捂着疼痛难忍的肚子，脚步踉跄地再次走进了产房。

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已经过去了整整8个小时，每一秒都充满痛苦煎熬。

产房里，贺文婷的喊叫声再次响起，那声音撕心裂肺，听得出来，她确实已经疼到了极限。

然而尽管她如此努力，胎儿却依旧没有顺利降生。

贺文婷第二次跪求剖腹产！

旁边的医生见状，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产妇生产了快10个小时，孩子头也比较大，建议剖腹产手术，减轻产妇痛苦…”

王海涛和母亲却一口回绝，坚决要求顺产。

贺文婷的心彻底绝望，她不再哭闹。

这时，产房里的贺文婷提出想在房间里走一走，护士没有多想便答应了。

贺文婷走到敞开的窗户边，她爬上窗户，护士发现后大惊失色，连忙呼喊：“哎，你干什么，快下来！这样很危险！”

贺文婷却头也不回，从5楼的窗户一跃而下！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贺文婷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身亡。

贺文婷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婆婆却是来自农村的妇女，两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大相径庭。

婆媳关系一直紧张，每次发生冲突，丈夫王海涛都会站在婆婆的一边，这让贺文婷感到极其失望。

家庭矛盾和对孩子生产方式的选择，让贺文婷的心理上产生了极端的情绪。

她想通过哀求来解决问题，希望丈夫和婆婆能理解她的痛苦，给予她应有的支持。

她的哀求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在无尽的绝望和痛苦中，最终她选择了自杀，以此结束这一切痛苦。

自然人依法享有人身权和健康权，作为产妇的贺文婷同样拥有对自己身体健康的自主处分权。

根据《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详尽说明病情及可采取的医疗措施。

这意味着在助产或手术前，医生有责任告知贺文婷各种生产方式的选择，并确保她充分了解相关情况，这是贺文婷作为患者理应享有的知情权。

进一步地，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如果患者意识清醒且具备民事自主能力，那么手术方式的决定权应当交由患者自身。

在此情境下，顺产或剖腹产的选择应由贺文婷自主决定，任何外部的非医疗专业意见均不应成为干预其决策的因素。

贺文婷的丈夫和婆婆不同意剖腹产的决定，从法律层面来看，是不合法的。

医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有责任根据贺文婷的意愿和实际情况，作出符合医疗规范的选择，包括在必要时采取剖腹产手术，以确保母婴的安全与健康。

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若其未尽到此义务并导致他人受损，则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尽管在贺文婷的事件中，她的跳楼自杀是自主行为，但医院作为公共场所，仍负有确保患者生命安全的责任。

贺文婷在产房进行生产时，医生和护士的疏忽大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因素。

他们未能充分关注到贺文婷的情绪变化和潜在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因此联合调查组认定医院在此事中存在安全疏忽责任，并对医院负责人和产科主任作出了停职处分的决定。

在公检法的协调下，医院也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并同意给予贺文婷的丈夫一定的民事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