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嘉靖帝的“孝心”与“野心”

来源 | 经观书评

儒家的礼

能束缚皇权的膨胀吗？

海博：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大礼议”。这是明朝嘉靖皇帝与朝臣们关于“礼”的问题的漫长讨论。很多电视剧里都有类似的剧情：在《琅琊榜》中，有“朝堂论礼”的环节；在《知否》中也有“配享太庙”的例子。礼属于朝堂政治中的面子问题。历史上关于礼的问题也是不断地被讨论，特别是碰到权力更迭、皇位继承人出现危机的时候，礼的讨论就会出现。宋代有所谓的“濮议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大礼议”就是明代一场关于礼的讨论。

请尤老师先来谈一谈，您为什么会关注到“大礼议”的问题，并且写了这本《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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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这本书实际上由我的硕士论文演变改写而来。我年轻的时候之所以会关注“大礼议”，是因为看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认为，基于祖宗家法、朝廷礼制，使万历皇帝被迫成为“活着的祖宗”。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困惑，皇帝权力这么大，真的能被祖宗家法、朝廷礼制所束缚吗？我就想找一找反例，反例就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皇帝与“大礼议”事件。于是就开始研究“大礼议”的相关材料，最后完成了这本书。

海博：其实就是从万历上溯到他的爷爷嘉靖是如何对抗礼制问题的。“大礼议”肇始于明代的继承人危机，正德皇帝死得很突然，他又没有子嗣和兄弟来继承皇位。太后和大臣们就找到了远在湖北的兴献王之子，也就是正德皇帝的表兄弟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嘉靖皇帝的由来。尤老师就把嘉靖皇帝如何对抗礼制的过程写成了这本书。

杜正贞：“大礼议”是明代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以前我们对“大礼议”有很多研究，把它作为讨论皇权与官僚关系的重要案例，把嘉靖皇帝的胜利看成皇权的胜利。晚明到清代的很多人，借着这件事再去讨论皇帝跟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这件事后来变成他们讨论道统和政统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资源。尤老师的书对这些问题都有非常深入的剖析。

尤淑君：“大礼议”的事件从正德十六年一直延续到嘉庆二十四年，其实时间挺长的。

最近明十三陵开放，嘉靖皇帝的永陵非常庞大，它盖得也非常好，砖石材料用得都是青花石等高档的石材，所以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和战乱，永陵仍然保存得很完好。我们可以看到永陵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皇陵，规模仅次于长陵，陵墓建造费用也超过了历代的明朝皇帝的陵寝。

回到嘉靖皇帝身上，他刚开始执政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好，甚至可以力压杨廷和这些老臣，夺得了实际的权力。但是到了晚期，我们都知道海瑞是怎么骂他的：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可以说，嘉靖皇帝是一个高开低走的皇帝，史家对他的批评比较多，尤其是批评他崇尚道教。史书上的评价也两极分化，有人很欣赏他，觉得他可以对抗权臣，另一些人觉得他是违法乱纪，把明朝的制度都破坏掉了。对嘉靖皇帝两极的评价，也就是今天我们写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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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

为何执着于“认爹”？

海博：嘉靖继位之后的几年一直处在“大礼议”的争论当中。他当年十四五岁进到紫禁城，其实周围也没有太多自己的势力，他在整个过程里，实际上是逐渐在培养自己的势力，通过“大礼议”这个事件在分化朝臣，让朝臣之间内部斗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给自己的亲生父母争夺名分。

整个过程当然相当复杂了，在左顺门事件中，在紫禁城里直接廷杖了100多位朝臣，还打死了17位。整个紫禁城里的官僚在这之后就不敢乱说话了。

嘉靖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认爹”，而且非要在生物意义上以及社会意义上认自己的爹？

尤淑君：朱厚熜进京发生的这些争议，其实都是要讨论他是以什么身份来继承皇位，如果说他是以兴献王的独子来继承皇位，肯定要尊兴献王；如果他是以孝宗的继子的身份来继承，就必须要否定自己亲生的爹。

嘉靖为什么执着于“认爹”的事情？我倒不觉得他有多爱父亲，而在于说这就是一场赤裸的权力斗争，如果你今天承认了杨廷和的说法，也就无法动摇杨廷和的权臣地位。那如果说反对了他的说法，就等于帮自己的人马找出了一个权力的灰色地带，可以安插自己的人进去，你甚至可以借由“大礼议”把政敌们全部扫除。

当然你要去说服人家，还是必须从礼学的角度出发，你不能这么直接上来就是权力斗争或者是赤裸的暴力，会被铭记在史册上，左顺门事件无论如何都绝对是嘉靖皇帝执政期间的一大污点。

海博：“大礼议”最巅峰的事件可能就是嘉靖皇帝让自己的亲爹的牌位进入太庙，虽然他的亲爹没有做过皇帝，却成为了这个祭祀礼仪上的皇帝——“配享太庙”。那么他是怎么把这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干成的呢？

尤淑君：张璁他们是反对兴献王入太庙的，因为他们认为兴献王没有做过一天皇帝，是不能进太庙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嘉靖皇帝只好退让，说不进太庙，而是干脆另外放到皇帝个人的家庙。过去明代历代皇帝神主牌都在同一个太庙里，现在把太庙恢复成“都宫别殿制”——把神主牌全部分散，分别放入一个一个的小房子，这样就可以让原本祭祀兴献王的家庙混在里面了，只要不特别去提说这是家庙，看起来与九间太庙没有区别。

鱼目混珠之后，又出现了影子戏法，把太庙与家庙的隔阂拆掉，也就是把原本一间一间小的太庙全部打散，再回到太庙的同一个堂子里面，兴献王（睿宗）不就可以名正言顺进去了吗？整个过程花了足足24年。

首辅大臣

是嘉靖朝的高危职业

海博：整个进庙的过程里，其实能看到不断有政治新人揣度皇帝的诉求提出各种口号，来对抗当朝的政治老人。党派斗争非常激烈。为什么会不断有政治新人冒出来去揣测皇帝的意图，再投其所好实现自己的政治晋升？

尤淑君：左顺门事件之后，整个嘉靖朝的政治文化就出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反对皇帝，皇帝说什么都是错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去讨好皇帝，皇帝说什么都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君臣冲突就变得非常激烈，可是很多政务无法推动。

于是嘉靖皇帝就必须要抬高内阁首辅的权力，然后让内阁首辅来做为他跟官僚集团之间的缓冲者、白手套或者协调者。可是提高了首辅的权力之后，也会引发另外一些问题，譬如说原本吏部跟都察院的权力就被内阁首辅掌控了，内阁首辅获得了这么大权力之后，他就俨然成为了实质性的宰相，可是如果真的出现了宰相，又不合明朝的祖训，因为洪武皇帝废宰相之后，只要有人说要立宰相，那这人就是奸臣，必须当场诛杀。

内阁首辅虽然权力很大，但他的名分永远都是暧昧和模糊的，这也会使想要去挑战内阁首辅权力的大学士们可以发动官僚集团的力量去反对首辅；或者可以像严嵩那样透过跟皇帝的私人关系——他就很努力地去帮嘉靖皇帝写青词——来获得嘉靖皇帝的宠幸，去挑战当时的首辅夏言，所以最后夏言的下场很惨烈，在菜市口被诛杀了。

整个嘉靖朝的这些内阁首辅，除了张璁顺利退休回家之外，其他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抄家，不然就是被官僚集团攻击得体无完肤、身败名裂。

所以“大礼议”事件，其实也改变了嘉靖朝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它打破了原本的权力格局，毁掉了大家本来默认的规则，现在晋升的规则就是获得皇帝的宠爱。为了得宠，就只能不断拉低下限，去揣度皇上的意思再进谏。所以皇帝想要亲爹进庙的这个过程才得以实现。

海博：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在嘉靖一朝当首辅是不是一个非常高危的工作？

尤淑君：是的，因为嘉靖皇帝一生就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他不断去琢磨人，然后找到每个人的弱点，分而治之。比如他在“大礼议”中不断去挑战杨廷和的下限；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不断去琢磨天，所以他想办法让内阁这些大学士来帮他写青词，青词就是去探问天的意图。他做的这两件事跟“大礼议”和他对权术的掌控其实都有很大关系，这也就是嘉靖朝的内阁首辅为什么没有什么好下场，也会涉及这些首辅对道教崇尚的态度。

夏言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就是因为他很反对嘉靖皇帝去崇尚道教；为什么严嵩可以得宠二十几年，也是因为他不断去迎合嘉靖皇帝写青词，支持他设奢华的道场等等。

嘉靖朝有“南倭北虏”，南边有倭寇，北边有蒙古大军，可是他都很顺利地解决掉了，然后财政困难也解决掉了，甚至他想要盖皇宫之类全部都做到了。

海博：其实这是设置了一套很好的防火墙。严嵩被抄家，他的儿子严世蕃被杀了。我看到一个史料，严嵩好像就是被饿死的，最后他其实没有什么吃的了，竟然去坟圈找食物吃。

尤淑君：工具人也有工具人不同的价值，像工具人张璁就很好用，所以他可以荣归故里；严嵩这种工具人已经被污染了，就赶快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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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如何激发

明清宗族的发展？

海博：刚才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大礼议”对朝堂政治的影响，其实“大礼议”波及了民间社会、中华周边，我们可以谈谈它对民间的影响。

杜老师是华南学派的代表，他们会做一些历史人类学的功夫，包括族谱家庙的研究，“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而这些庙、碑、族谱可能正是嘉靖一朝的“大礼议”所带来的传统。

杜正贞：我们的前辈像常建华、科大卫老师都做过很好的研究。他们当时在华南就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广东的宗族发展得非常繁荣，比如佛山的族谱里头经常会说一句话：我们这个地方之所以开始建祠堂，就是因为当时在嘉靖朝时，大臣夏言有一道奏疏，因为这道奏疏我们这个地方就开始大规模建祠堂了。

如果去统计一下当地祠堂的数量，也会发现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可能只有几间，但是到了嘉靖以后，祠堂数量就突然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所以老师们就很敏锐地看到，民间宗族的发展，祠堂数量的暴增，族谱大规模的编修，其实与朝堂中发生的“大礼议”事件有关。

大礼都是在讲天子太庙应该怎么祭祀，但普通人家祭祀也有“礼”。今天大家冬至祭祖时，一般就祭祀到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然后再往上应该就很少祭祀了。

祠堂里头祖宗的牌位堆得特别高，这其实是在嘉靖以后才会出现的情况。在明初洪武三年就出了一个国家礼仪标准文本，叫《大明集礼》。《大明集礼》就讲普通人祭祖应该效仿朱子祠堂之制。

朱子就是朱熹，朱熹写过《朱子家礼》。《朱子家礼》把天子之外的人分成两种，一种叫品官，就是有品级的官员，品官可以立祠堂，然后祭祀四代祖先：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一种是没有品级的庶人，只能祭两代，就是父亲跟祖父，而且不能够立祠堂，只能在家里的居室中间放牌位。这是明初的国家规定。在明初这个规定下面，不可能有普通人的宗族或者今天传统村落里头都能看到的祠堂。

嘉靖十五年，在“大礼议”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一年发生了立献皇帝庙的事件，夏言上了一道奏疏，说现在皇帝已经做成这件事情了，这样做是基于人情，基于每个人的孝心，皇帝讲孝，那百姓也应该尽孝，应该推恩，让百姓也可以立庙或者祭祖。

奏疏里有两条内容：一条是准许冬至祭祖，但不能立常设的始祖牌位，只可以立纸牌位，但突破了四代的限制；第二条是品官可以立家庙，三品以上可以立五世祖的家庙，四品就可以立四世祖的家庙。百姓看到上面已经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哪怕是暂时得到允许的，大家就开始纷纷建祠堂、祭始祖、修族谱。

祭几代祖先的问题，好像就是换一换牌位，原来放 4 个牌位，现在可以放 10 个牌位。这两者很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你如果放 10 个牌位的话，那始祖下面的所有的子孙，大家都是同一个组织的人，清明、冬至或者过年的时候，这个始祖之下所有的子孙，上百上千号人都会聚在一起做这件事情。

尤淑君：“大礼议”引发《朱子家礼》的变化，也影响了东亚诸国的礼制变化，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王朝、琉球王国、安南王国以及日本，他们发现原来君统跟宗统是可以分开的，这就导致了朝鲜王朝许多从旁支入继、或者是政变阴谋篡位的国王，可以借由立家庙来把自己的生父送进去，可以说“大礼议”开了一个坏头，让东亚诸国的统治者可以有样学样，伸张自己的个人性。

杜正贞：发展成大宗族形态之后，大家在一起干的事就不仅仅是在祠堂里头拜祖先，做祭祀，而是可以在一个祖先的名下干很多其他的事情。

传统农业社会最主要的财富就是土地，这些土地的地主就是那个祖先或者祠堂，哪怕这个祖先可能已经去世了三四百年了，但这个土地还是挂在名下。这样的好处就是这个产业不会再因为分家而被分割，而会越积越大。像广东、福建这样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一个祠堂拥有的土地大概能达到上万亩。

宗族还会承担很多的公共事务，比如救灾，或者对水利、道路的维护，明清时候的国家能力没有这么强，无法承担大规模社会公益活动的管理和组织。宗族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海博：在皇权触及不到的基层民间，宗族的影响力其实不断在增强。那在这个宗族建设的过程当中，整个民间的影响力是不是也会跟政府之间出现比较有张力的互动，或者是宗族跟宗族之间也会出现资源的争夺？

杜正贞：对。清代的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宗族械斗，这就是宗族之间的矛盾爆发。国家对宗族发展的态度，也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国家在很多地方基层的管理上依赖宗族，但是宗族势力的扩张，也会让政府感到威胁。

所以到了清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对宗族有一些力图监督和限制的行为，比如说设族正，本来这个宗族有族长，但是要求设立一个族正，让乡约保甲与宗族结合，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控制宗族。但总体来讲，清代不太会出现像六朝那样豪强大族挑战皇权的情况。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