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一声叹息 | 周作人诞辰140周年

文 | 骆玉明

周作人原名“遐寿”，他也活得久远。只是这并非快乐的事，他晚年所用闲章，有一枚印文，便是取《庄子·天地》篇中一句令人惊耸的话——寿则多辱。

1967年，鲁迅去世三十一周年，周作人八十三岁。许广平有一篇文章，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指斥周扬一伙把周作人“像猪猡一样”养着。我那时还年少，对于周氏二兄弟，只知道一是伟人一是汉奸，觉得很奇怪；对于许广平在纪念鲁迅的日子里用这样强烈的语言来斥骂周作人，也觉得很奇怪，所以留下了印象。而据后来披露的材料，自“文革”起来以后，衰朽的周作人的生活，真的跟猪狗差不远了。他被断绝了经济收入，没地方住，睡在家里浴室的踏板上，被打成重伤，还得继续写交代。也是后来才知道，许广平文章发表，与周作人去世的日子相差不远。但许广平大概并不知道他的生死。

说这些，只是感慨，并无批评什么人的意思。读周作人的散文，看到他用“纳妾”这样的词语来影射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觉得其心阴冷，引起怨愤也是当然的。但他这样—个人物，用他早年的声望、风采，来对映其末日时光的衰朽卑贱、求死不能（他曾两次递交呈文给派出所，要求得到“安乐死”的处分，而无人理睬），终究不能不为之长叹，感觉到人生有时实是无法预测和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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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名字被掩埋得长久了。近些年，它曾有过的光彩才再度显露出来。以1917-1927这十年而言，周作人是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十分活跃的中坚分子，在众多领域内都有特殊的成绩：他和胡适同为最重要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他的散文，据鲁迅评价是占据第一位的，而胡适则认为这些散文证明了白话文在艺术上能够达到毫不逊于文言的水准；他不算是重要的诗人，但他的《小河》却是新诗开创时期的代表作；他也是重要的外国文学介绍者和翻译家；此外非常重要的—点，周作人还是依据近代人本主义精神对中国封建礼教发动有力抨击的斗士。

有些评论者由于厌恶周作人事敌的经历，说得他似乎只是在“五四”时期写过些还算有价值的文章，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和胡适、鲁迅—样，新文学运动中如果拿掉周作人，将会缺损一大块。后来周作人虽渐与社会变革的潮流相隔，但其声望和影响仍是巨大的。30年代鲁迅居上海，成为左翼文学的旗帜；周作人在北京，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京派”文人的精神领袖。兄弟二人，有遥相对峙之势，构成了中国文坛上奇特的景观。

也正是因为周作人的地位如此重要，抗战爆发后他滞留已沦陷的北平，才引起文化界各方面各派别人士的忧虑和关怀。从胡适到郭沫若，都曾力劝周作人南下，郭沫若甚至说：“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但他终于下水了。但即使这样，人们对他仍是抱着强烈的惋惜，郑振铎的《惜周作人》便是代表着这样的情绪。

这方面的最后—场波澜，直延至80年代中期——有传闻说，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是出于中共地下党的有意安排。经过当事人出面，事实得到了澄清：地下党工作人员只是在“两害相权择其轻”的考虑下，推动了周作人已有的打算，他的“汉奸”帽子终于没能摘掉。但这一场波澜，仍是反映了许多人的心里希望他终究没有那一大块污斑。毕竟，正像郑振铎说的：“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被捕的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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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那样一个复杂而重要的存在，但对他的研究，自40年代以来就—直是异常地缺乏。1949年以前固然是因为战乱不止，这以后，按照流行的——也是中国人惯常的——思维方式，一个人若是在政治立场上出了大问题，他的人品就不值得评说了，他的思想、艺术成就，也随着—笔抹杀。周作人也逃不出这个公例。他连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写作关于鲁迅的文章，都不许以真名发表，何况是得到认真的研究和评价呢。而事实上，上面说到的一个人的几方面情况，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也应该区别对待的；况且，周作人一生的主要成就，又是在他1938年出任伪职之前取得的。只是这样看问题，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冷静的科学态度。

这样来看80年代中期兴起的所谓“周作人热”，能够意识到这比其他人物——包括张爱玲——的“热”，具有更多的意味。一方面，这反映出由思想解放运动引发的对历史的反思和清理，开始扩展到很多年来无法正面对待的问题——所谓“禁区”；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中国学术界的自信正不断恢复，人们试图处理一些复杂的历史现象，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智慧。

不过，周作人研究又始终是困难重重的。学术性的探索，常常引起政治性的愤怒；虽然并没有人为周作人的事敌行为作出辩护，但对周作人历史贡献的肯定性，评述仍会招来“美化汉奸”一类的讥刺和攻击。发这类议论的人，又每每自觉立场当然正确，说话气势盛大，不需要逻辑的帮助。所以有些研究者感慨说：在西方，海德格尔、庞德都曾因支持法西斯政权而受到处罚，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将他们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和卓越的诗人来看待，中国为什么难以培养出同样的态度呢？就是在这样的争议中，周作人研究困难地进展着。也许可以说，周作人研究至今仍是对中国学术的一种考验。

最初从正面谈论周作人而又影响较大的文章，大概要算贾芝于1983年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的《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贾芝是李大钊的女婿。文中回忆了周作人与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深厚友情，以及他在李大钊不幸遇害后为其料理后事、照顾其后人的事实。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女儿星华、光华、炎华，女婿侯辅庭，均在危难之际得到过周作人的绝非轻易的重要帮助。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管怎样，周氏对友人的那一份担待，以传统道德观来看是值得钦佩的。贾芝的文章就事论事，对周作人始终保持了恰当的敬重，也颇有点老派作风。这篇文章对周作人作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的评说，给了人们一个提示。

这以后，人们对周作人的关注越来越多，有关的年谱、传记、论著接连出现，他的为数众多的小品散文以各种各样的版式印行，重重叠叠排列在书店的书架上。作为新文学初期的散文大家，周作人的作品提供了饶有趣味的阅读，他的文风也对某些散文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人们关注周作人，在更深的意义上，乃是因为可以从他的复杂的经历和人格状态中，看到中国现代历史的繁复变化和文化人在这处境里的种种选择。

对周作人进行清理，首先的问题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贡献。那一段时期，周作人在宣扬人道主义、宣扬科学的人生态度，以及提倡“人的文学”、强调文学的个性表现功能等方面，做过非常重要的工作。若仅以20年代为限，论思维的敏感、明晰、深入，他不仅超过胡适、陈独秀，而且不在鲁迅之下。“五四”时期是启蒙时期，是中国观代史上思想收获最为丰盛的时期。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变化，后来脱离了“五四”的启蒙轨道，再也没有达到“五四”时期曾达到的高度。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思想建树值得重新加以认真的研究和继承，那么这里面理所当然包含着周作人的一份。

而且，就是在思想渐入颓唐的30年代，周作人在不少地方仍保持着敏感。譬如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中，他针对当时的文坛情况，提出新文学仍有可能由“言志”转回“载道”，就是颇有预见性的。问题是，在周作人有过事敌的经历之后，人们能否仍把他作为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来接受，这里不会没有精神障碍；但正如钱理群所说，如果因此而拒绝接受，那就陷入了更大的愚昧。中国缺乏思想家，仅有的那些，更不容随意抹杀（《关于周作人及其研究》，《东方文化》1998年第6期）。

鲁迅与周作人的比照，是研究者也是普通读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他们兄弟二人，家世相同，年岁相仿，早年经历相似，在“五四”时期又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但后来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分歧是从何处开始、由何原因造成的呢？弄明白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应该是很有益的。举一例来说，民初以来，从北洋军阀的统治到蒋介石“清党”，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重新陷入昏乱和血腥，使周氏兄弟都感到愤怒乃至绝望。但鲁迅即使绝望，也不改变自己，宁肯让愤怒在绝望的境地中燃烧着；而周作人，可以看到他的愤怒渐渐转向冷酷的嘲谑，进而转为似乎发自局外的讥讽——他脱出愤怒了。在这背后是何种因素在起作用，追究起来，牵涉的东西恐怕很重要。

周作人事敌的经历，他自己是尽量避免谈起的，据称是“一说便俗”。其他人的分析，涉及因素很多。林语堂《记周氏兄弟》云：“作人太冷，所以甘作汉奸。”这话有作者对熟人的了解，但说得太简略，不易摸着头脑。另外，人们或说他贪恋在北平已习惯了的舒适生活，或者联系到他的日本太太，或者说他对抗日战争前景彻底悲观等等，用这些来解释他事敌的缘由。但周作人当时在中国文化界已获得非常高的地位和声望，又向来思想清楚、为人矜持，他投向日本统治者，究竟希望得到什么呢？这究竟跟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缺陷有关，还是同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以后引起的社会思想的剧变有关，都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这方面的判断最容易简单化，但企图深入研究，却动辄就是陷阱。在保持正当的谴责态度的同时，提出在文化意义上更为深刻的分析，似乎仍有待努力。

周作人的个性、人格状态，是相当复杂的。熟人的描述，说得最显著的特点，大概是温厚文雅中带着冷漠，谦虚平和中内涵高傲，言谈举止，避免热烈和激动。这些都显得有些贵族气。他的随笔散文，除了20年代的作品常有些“火气”，大多是平淡、纡徐而雍容清雅的。他给人的感觉是超脱于世俗的，是站在人世纷扰的场子外面的。这么一个人，掉在日本人的泥沼里弄脏了自己，然后下狱读《说文》写打油诗，再后来因谋食已是路狭，靠贩卖他们周家因与鲁迅相关而变得珍贵的琐闻糊口(据说他非常爱惜这类资料，不肯轻易同人说起)，直到最后遭殴辱而死，好像都是特意地要打碎他的雅致与清高。

周作人之为人为文的特点，还可以概括出避免夸张和戏剧化的特点，不过他没法逃脱戏剧化的命运。“文革”期间，中国有两尊大神——毛泽东与鲁迅。鲁迅，周作人当然是认识的；说起毛泽东，也是他的旧相识，当“五四”时期周氏在北大矜贵地做着名教授时，毛泽东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前面提到周作人于“文革”中上呈文要求“安乐死”，据猜测，用心是为了引起“上面”的注意，而最最“上面”的，正是毛泽东。但现在，他是一个“猪猡”，他的声音不可能传到“上面”去。

当然，鲁迅受到尊重是应该的，周作人受到谴责也是应该的，但最后形成的对照，实在是中国人戏剧化性格的绝好例证。

回头重看周作人的一生，只觉得散发着难以名状的怪诞气息。但怪诞的根源是什么呢，谁能把这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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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