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百年洗澡史

黄胄《七仙女沐浴图》

人类天然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洗澡之后，皮肤毛孔舒张，有利于身体循环，也可以给身体带来舒适感受，很多哺乳动物都乐于洗浴身体。所以，洗澡首先是一种生理需求，源于人追求身体愉悦的本能。八路军干部王恩茂写道：

这种愉悦感，可以说是跨越时空的共同感受。

青海天浴

随着文明的发展，洗浴不断被赋予意义。法国研究者认为：

这是从精神和身体两个层面诠释人类的洗浴要求。在东西文明中，沐浴后来都被赋予宗教性的神圣体验，应与人类从中体会到的上述原始快乐相关。当然，无论东西方，都出现过对水和沐浴的禁忌。十六七世纪的欧洲人一度认为：

民国时期有些国人也相信洗澡伤身：

Hippolyte Petitjean《晚上洗澡的人》

近世以来，总体上看，洗浴逐渐回归人们的基本生活日常。明清时期各类话本频繁出现的“洗澡”字样，意味着洗浴不断日常化。当年一般国人洗澡多在大自然中取材，上述《醒世恒言》提到的洗澡即在水潭中。《王恩茂日记》中也有河中洗澡的记载：

南方地区水源充足，即便冬天，气候也不是十分寒冷，洗澡更为便利。比如广东几乎不下雪，“一般人的洗澡都是在家里的”。由于洗澡方便，广东澡堂较为稀缺，以致时在广东第一师范上学的陆地抱怨：

在南方地区，一般的家庭多是在正屋旁建一个小隔间，用于洗澡：

当年调查者在湖南衡阳做调查时也发现：

中国幅员广大，东西南北不同地区，资源、气候、风俗有很大差异。相比南方地区，北方水资源缺乏，冬天气候寒冷，洗澡困难度大增，因此，这里的习惯和南方比，相差较大。调查者在山东邹平调查时注意到：

对邹平第十一乡都鲁平村的调查显示，该村：

豫南一些地方“不是遇到婚丧喜庆大事的话，普通以每年元旦、端节，是一年中二次沐浴时期”。艰困的条件下，老百姓不得不因陋就简：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所做相关调查注意到这里民众对洗澡的态度。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带队在固临县调查时发现：

之后，张闻天主持的晋西调查留下大量资料，其中也涉及乡村卫生问题。有段记载70多岁老太婆对剧团女演员洗脸洗澡反应的材料，颇能显示乡村民众对洗澡的态度：

在中国西北这样的严重缺水地区，洗澡成了一种奢侈，热水澡尤其难得。红军长征进入西北后，洗澡成为严重问题：

作家高敏夫1938年8月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一直到9月底才“到管理科洗了一次痛快的澡，离开延安这是第一次洗热水澡”。匮乏的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制造一套话语克制身体的本能需求。中共在调查中注意到：

不洗澡的遁词后面实际是物质资源的极度匮乏。正因此，中共提倡清洁卫生的宣传并不那么难于被接受：

相比吃饭睡觉，洗澡能被抑制的重要原因在于，洗澡虽然也是人类的本能需求，但毕竟不像吃饭睡觉那样不可或缺。因此，除了资源和环境造成的限制，怠惰也常常影响人们洗澡的热情。有人观察到：

不仅仅是北方和内地，江南地区不大洗澡的案例也处处可见，阿英在浙江海盐的澉浦观察到：

江南这样洗澡相对便利的地区人们为什么也不爱洗澡，阿英甚为困惑：

写这篇文章时，正是抗战时期，作者甚至抬出了抗战的神主牌，声称：

摄影：潘孟智

或许是为不愿洗澡提供理由，江南有些地区洗澡伤身的说法颇为流行：

正因为洗澡无法完全依靠自觉，而为养成洗澡的习惯，当时的学校多有强制洗澡的规定。如陶行知创办的新安小学计划“每年每人洗澡八十次到一百次”。 梁实秋回忆他在清华学校时的情景：

在当年的中国，尤其是都市地区，像黄镇球这样拥有独立浴室者，非常罕见。上海寸土寸金，拥有洗澡间的房屋凤毛麟角。

很多人洗澡只是：

部分家庭：

为此，《大公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教大家怎么做家庭简易澡堂：

传统灶批间

不仅普通人，当年大城市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也没有完备的洗澡间，年底想要痛痛快快洗个澡尚不容易。因此，郁达夫在春节前，只好到旅馆开房间洗澡，而且招来一班还算富裕的朋友，到他开的房间洗澡：

旅馆的设备齐全、卫生。如时人说的广东各大城市的大旅馆：

上海的高级旅馆房间里会有单独的浴室、浴缸，郁达夫和朋友们过年时郑重其事地开房间，轮番洗澡，看上的就是旅馆良好的设施。

到旅馆洗澡，当年在中产阶层中颇为时髦。当时报纸说：

这三种生意中，开房间洗澡是旅馆方最不待见的。

到旅馆洗澡甚至形成一套生意经：

所以，不仅是郁达夫住的酒店，很多酒店对洗澡客人都敬而远之，但也无法拒却，这毕竟是客人的自由。

扬州绿杨旅馆内景

“开房间洗澡”，当时还有另外一种意义：

说是开房间洗澡，实际却是打麻将，这也正证明了开房间洗澡的时兴，人们把附着于其上的其他活动，一概都归结到洗澡这个大环节上了。

开房间洗澡虽然时髦，但所费不赀。即便是郁达夫，也只是在特殊日子才会去开房间，更多时候，还是去澡堂洗澡。澡堂是近代中国兴起的沐浴集中地。随着卫生观念的普及，洗澡成为清洁卫生的象征，大批满足人们洗澡需求的澡堂应运而生。澡堂一般多分布在城市地区，尤其像北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是密集。另外，北方冬季寒冷，水资源缺乏，洗澡难度大，相应地对澡堂的需求更大，而像广东这样的温暖地区，“就是在热闹的广州市也不能找到一个澡堂”。 澡堂的发展首先是缘于观念变化，也和气候、自然条件息息相关。

澡堂一般分大池和小池：

大池多人同浴，“具有两个优点：（一）闷热——这是别人最讨厌的——进去可以出身大汗；（二）宽大，可以仰卧，可以游涉”。 大池的最大问题是卫生缺乏保障。洗澡本来是为了清洁，可是洗澡时的清洁保障，却又是个大问题。时人描述当时大池的龌龊状况：

民国澡堂旧影

“澡堂子味”后来成为汉语中的一个特定词汇，可见当年澡堂的气味给国人留下多么深远的印象。面对肮脏的澡堂，有自暴自弃心理的不在少数。

不仅清洁无法保障，集中洗浴，还会产生传染疾病的隐患。有人记载：

虽然澡堂管理者有挂牌提醒患有皮肤病等传染疾病者勿入的义务，但出于揽客需要，多睁只眼闭只眼，患病者带来的交叉传染成为很大隐患。特别是公用品，如毛巾、拖鞋等，更是污秽：

所以，梁实秋说：

针对浴堂的卫生和管理问题，管理部门和浴堂本身也在设法改进。当时有人提出改进方案，比如：

新生活运动中，相关规定强调：

上海市专门公布公共浴室管理规则，规定：

20世纪30年代前后，澡堂卫生确有所改进，这和多方面的敦促是分不开的。

电影《洗澡》剧照

淋浴也是防止交叉污染的较好措施。人数众多的地方，比如学校、工厂，常设立集体淋浴间。当时的清华大学就是淋浴：

广州的大学也多采用淋浴：

淋浴可以避免共用洗澡水导致的交叉感染，但设施简单，难以与拥有放松和社交功能的澡堂相提并论。

上海老澡堂

当时不仅私人去澡堂，公司也和澡堂签订合同，让员工去澡堂洗澡。北平电车公司就与澡堂立约，规定：

旧日澡票

一些比较成熟的企业自己建有澡堂，比如天厨味精厂建有“洗澡室，这是工人洗澡的地方。有个男子澡室，也有一个女子澡室。内面也很清洁，是工人自己扫除的”。 甚至有商场和澡堂合作，购买一定数量物品后即发放洗澡券，促进消费，这一做法被作为成功的营销案例写进书中：

化妆店因与洗澡堂有特约关系，故洗澡票之折扣很大。每张实际上化妆店先付于洗澡堂者，不过六分钱或四分钱而已！洗澡堂之营业，藉此亦可发达。

南京老澡堂旧影

条件较好的监狱也开始修建澡堂。李维城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羁押，初入狱时，洗浴不便， 他记载当时的状况：

半年后，“监中新筑一个浴池，今日开始洗澡，全体职员看守洗罢之后，再轮到在监人，这池膏汤，自然十分肥沃”。 虽然卫生状况不容乐观，但浴池的修建，还是让洗澡更为便利。

澡堂的社会化为洗澡增加了清洁之外的额外功能。有人回忆：

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新疆乌鲁木齐的澡堂，条件颇为不错。

作家陆地进入东北城市后，立即想到的就是洗澡：

澡堂功能递增，某种程度成为一个社交和休闲的场合。

安徽芜湖的鸠江：

甚至有人到澡堂睡觉、躲债：

由社交衍生的还有色情。有报道说：

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状况，女子进入澡堂，尚不容易。当时社会性别上不平等，女子澡堂远远不如男子澡堂普及。按理说，女子需要保护更多的隐私，对洗澡地的隐蔽性要求也更强，所以女子比男子更需要拥有独立洗浴的空间。但北京直到1914年才有第一家女澡堂即润身女浴室开张，而且很长时间里独此一家，北京的女子出外洗澡只能去润身女浴室，比如女学生李静仪就记下“与母亲赴润身浴室洗澡”。1928年后，清华园等澡堂才开设女部。到1926年，天津尚没有单独的女澡堂，“女澡堂都附设于男澡堂内，惟出入之门，各不相混”。 上海的情况也类似：

为此，专门有人论述过女子洗澡问题。

而之所以如此，文章有一个判断：

清华园浴室

出动警察引导洗澡，颇能体现国人的心态——洗澡代表文明和开化，政府有责任予以劝导。正因为洗澡被认为代表着文明的生活取向，所以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时，洗澡即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阐述新生活运动发起原因时批评：

河南省的新生活运动章则明确规定：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中，洗澡也没有缺位。八项注意的早期版本中，最后一条就是“洗澡避女人”。 这说的是洗澡中的禁忌。同时，中共也非常重视卫生话语下的洗澡，八路军行军宿营时要求：

相对固定的营地中，一般要修建澡堂，“周围十五里中士兵总是轮流使用着，每天指定归一个单位享用”。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William Band）记载他在晋察冀根据地洗澡的情景：

在中共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有时洗澡还会被当作一种权利和得到照顾的象征。比如，炊事员“身体容易脏，所以除集体洗澡外，把干部的澡票给他们，叫他们抽暇换班去洗，另外每月再解决几块肥皂，这样来照顾他们”。高敏夫的日记记载，为体现对日本俘虏的优待，特意组织他们洗澡，而俘虏洗澡某种程度也成了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