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 志图的学术考察和当代应用

文摘 2024-11-08 12:01 江苏

摘要

志图是指方志中的图（照）简称。我国自古就有“无图不成志”的传统。两千多年修志实践表明，对于图的认知和应用准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和决定志书品质。因此，本文一方面考察关于志图的学界探讨，一方面聚焦志图在新方志中的应用情况，以期科学认知并在探讨以往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总结经验，包括各地从首轮、二轮修志中积累的辑图经验以及文字说明方面的经验等，为志图在后续所修志书中充分彰显作用提供参考和启迪。

方志之所以能在中华文明史上千载流传，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方志逐步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在原则和格式上被社会公认并普遍应用的编修体例，即编修志书的统一准绳，包括志书名称、断限、篇目、体裁、体式、文体、文风、结构逻辑等。

图，是方志重要体裁之一，是唯一通过具体客观事物图像来表达一定内容的志书体裁，用于充实和形象内容，发挥独立或辅助说明事物性状特点等作用。利用图对客观事物进行描述和解释，并提供某一地区整体形象和其他各方面的明确信息，是方志一大特色。我国自古就有“无图不成志”的传统。在民国之前旧志中，为了示人以直观形象，往往对一些人物、文物、工具、兵器、特产、动植物及建筑等采用描绘刻印的方法即“手绘图画”加以表现；从民国志书开始，不仅以图入志，而且出现了“照”即摄影照片；在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以下简称新方志）中，对事物的描述基本可以采用摄影照片，但有些事物由于原物已荡然无存，仍会以手绘画图的方法加以记录。本文所说志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主要包括地图、统计图、示意图、绘画、照片等。按照“图位”划分，主要是卷首图、内文图两种，置于卷首或是穿插于志书各有关篇、章、节、目之中。

两千多年修志实践表明，对于图的认知和应用准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和决定志书品质。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一方面考察关于志图的学界探讨，一方面聚焦志图在新方志中的应用情况，并就其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对志图在后续所修志书中彰显作用有所裨益。

一

志图的学术考察

近二十年以来，在地图史繁荣的局面下，方志地图（主要指旧志地图）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得到了较大发展。在学界，彰显方志“征古以式今，亦继今以接古”的作用成为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强调方志地图在我国现存地图中占有重要位置。学者们剥开“粗糙”“不科学”的外衣，在丰富的历史信息中探寻方志地图的独特性、价值以及意想不到的启迪。综观已有成果，关于方志地图的学术探讨主要集中于：

１.方志地图发展史和发展特征研究。曹婉如在《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苏品红在《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刘再聪和李亚栋在《“图”“画”说史：方志地图与国家舆地图绘制方法的分流及回流——以〈安西采访底本〉附图为中心》中，首先关注到方志地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在方志地图发展史和发展特征研究方面，可见王庸在《中国地理学史》、唐雅芝在《方志地图的起源与发展》、陈桥驿在《〈图经〉在我国方志史中的重要地位》、曹婉如在《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邱新立在《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况》、王丹林在《〈山海经〉是最早的“图经”和“山志”》中的研究成果。

２.方志地图内容和价值研究。“凡图愈详则用愈广”，地图内容丰富与否很大程度反映其价值和实用性。汤开健在《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和《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研究》、“城市笔记人”在《一张明代方志地图呈现地貌的方式》、谢维伦在《以图观史——晚清台湾方志地图与涉外事件》、王颖和杜鹃在《〈钦定热河志〉舆图之解读》、王毅在《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要素考释》、唐有伯在《广州湾地名考辨——明清方志舆图中的广州湾》、何沛东在《清代方志舆图的海防描述——以〈嘉兴府志·海防图〉为例》中，均探讨了方志地图的内容和价值。

《严州图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卷首府经总图、建德县境图

３.方志地图绘制研究。学界对这方面选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绘制技术和绘制者身份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曹婉如在《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中的讨论。胡邦波则较早发表《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中地图的制年代与方法》。阙维民在《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中，首次全面系统地从古代绘画空间布局的角度讨论方志地图绘制方法。汪前进以《元和郡县图志》为例详细论证古代地图绘制的数据来源和极坐标投影方法，为旧方志地图绘制的探讨提供思路。梳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中方志地图情况，潘晟不仅总结出明代方志地图的主要编绘方式，而且初步解答绘制者身份问题。刘高伟则以《中国地方志集成》为样本对清代方志地图作者进行考察。

元至大《金陵新志》卷首“金陵山川封域总图”

４.方志地图整理和应用研究。李诚提出的“在方志目录各项之下，加上舆图名称及其在方志中的位置”地图目录编制建议很有见地。黄燕生分别考证《雍录》《严州图经》等九部宋代方志地图和《长安图志》、至正《金陵志》两部元代方志地图，是旧方志地图辑佚代表。刘昕和刘志盛编著的《湖南方志图汇编》、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江苏历代方志地图选》，以及《中国古地图辑录》《中国古代府州县舆图集成》《浙江古旧地图》《杭州古旧地图集》《湖州古旧地图集》《重庆古旧地图研究》《温州古旧地图集》《杭州都图地图集》《常州古地图集》等收录较多方志古旧地图汇编类著作，为方志地图研究和应用提供便利。张英聘则关注地图在新方志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需要借鉴修志历史文化传统用新手段和方法解决。

５.方志地图断代和区域研究。胡邦波《宋代方志地图》，姜道章和刘廷祥《明代方志地图的研究》瑠瑏，是方志地图断代研究的较早成果。一些硕士学位论文也以此为选题，如刘廷祥《我国方志地图的研究：以明代方志地图为例》、张俊贤《清代地方志中的地图与文字》、刘高伟《清代方志地图作者初探》等。此外，苏品红对清代以前方志地图，高文娟对宋代以前方志舆图，杨彬镛对元明清方志地图、宋代和民国时期浙江方志地图，赖弘文对清代方志地图、史五一对清代方志舆图，李信明对清代和民国时期辽宁方志地图，张安东对清代安徽方志舆图，闫玉玲对清代新疆方志地图总体情况所作概括性总结，对于断代方志地图的继续深化研究具有参考价值。龚缨晏《象山旧方志上的地图研究》是区域研究代表性成果，为方志地图与区域研究间结合提供可参考样本。王毅则对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学特征进行较为系统的讨论。胡孝忠《明清香山县地方志研究》、李园园《明清海南方志〈舆地志〉研究》等，在区域方志研究中也都涉及对地图的讨论。

６.方志地图为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叶凯蒂利用包括上海方志地图在内各种地图，观察不同主体对城市形象认知的主导的讨论，范德从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权力关系视角，观察方志地图和图像对地方构建作用的阐述，对以方志地图为基础开展地方历史地理研究有充分的借鉴价值。钟翀《温州城的早期筑城史及其原初形态初探》《上海老城厢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变迁探析》，以及和秦钟沛、陈吉共同撰写的《无锡城历史形态的资料整理与空间复原方法》，展示城市研究的方志地图方法和技术路径。于风军以明至民国期间陕西方志舆图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历史景观的历史地理演变进行系统讨论，并加以复原、对比和解读。以城池图为线索，侯卫东复原元代巩义县城布局，罗艳春梳理万载县城变迁史。颜敏杰、谢鸿权、阴劼等从建筑史、城市规划角度，通过解析旧方志城池图对古代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意象等进行考证。杨宇振、唐有伯等从不同层面将方志地图与城市研究结合起来，推进各专题领域历史地理实证研究。董枫、阴劼等则发展了方志地图与地方认知研究的思路。

正德《华亭县志》卷首县境图

万历《上海县志》卷首县城图

７.方志地图的其他关注和探讨。学界对下述五点亦有关注和探讨：一是，方志地图作为研究对象，逐渐得到各类研究者关注，这一方面有较大发展。二是，对方志地图绘制与编纂理论的讨论持续深入。三是，将方志地图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城市空间研究相结合的实证工作，在方志地图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方志地图研究论题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四是，将方志地图与地方社会发展相结合，成为新学术增长点。五是，方志地图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多元化趋向明显，如城市、规划、建筑等学科的关注，城市意象、空间认知理论的引入等，大大丰富方志地图研究的方法与思路。

然而，笔者认为，学界探讨绝不能仅聚焦于方志地图这一点，尚有其他志图种类以及新方志志图的方方面面需要关注和研究。尤其是当前形势下，关于志图的当代应用问题、志图在三轮修志中如何发挥作用问题，更具有研究价值和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此外，即使是已有方志地图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和理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却偏重于某些领域个案研究和利用（如城市史、历史地理学等），对于如分区域整理与研究这样基础性整理工作、志图性质和整体特征、志图在发展应用中表现出来问题等的宏观把握仍有很多不足。

二

志图渊源及随旧方志的历史发展

事实上，“图”是一个早于“文字表述”的存在，志图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人类最早记录各种事物，是从原始图画开始的。从文献上看，古有“史皇作图”之说（史皇，传说为黄帝臣，一说即仓颉。图指图画，象形字最初由画画发展而来）。“地图的起源很早，可能在人类发明象形文字之前就有地图了。”总之，“作图时代”较“文字时代”为早。如，秦汉以前的《管子》有“地图”篇，《孙子兵法》有“地形”篇，《战国策》的《燕策》《赵策》等都涉及“地图”。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形式的绘制地图已非常普遍。

“图”是一个早于“文字表述”的存在，这在方志和中国其他文献发展史上是一致的。“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自秦汉以后，随着功能作用的突显，志书广泛采用了图体，并形成了志图的特殊形式。

秦汉以后，图文相合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图逐渐从文献中“剥离”出去。对于这一转变，郑樵认为始作俑者乃汉刘向、刘歆父子（郑樵认为：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全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萧何之图，自此委地。后之人将慕刘、班之不暇，故图消而书日盛）。客观讲，之所以出现“图消而书日盛”现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绝不能仅将责任推到刘氏父子身上；不过，自刘氏父子之后，这确实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至魏晋南北朝时，图已完全被文字“征服”，所谓“今莫不贵斯鸟迹而贱彼龙文”（鸟迹，文字也；龙文，图像也）。

幸而，图在方志等文献中断续有存，在经籍志中也有著录，亦有如郑樵般的拥趸和支持者，才有今日之结果——“我们平时能够看到的古地图多半是收藏在方志中的”。“及宋、齐以降，各地图经之作渐多，至周、隋之世，又有总图志之纂集，于是地图与舆地志，遂混合为一体。下迄宋代，各地图经之作大盛，其内容即等于方志，而后世方志与总地志之例须冠以地图者，盖皆导源于汉、隋之际之图经也。”也就是说，至宋代以后总志和各地方志均冠以地图，成为地方志之例。

概而言之，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等阶段，至宋代其体例逐渐定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一般不附图，主要以“传”和“志”的形式表现；东汉至隋唐时期的图经，突出了“图”这一表现形式；虽然从南宋开始，方志已经融汇了传、志、表、录、拾遗、序、记（大事记）等多种体裁，但是图的影响始终存在。

以图为主、文字说明为辅的“图经”，是方志的早期形式，至迟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而方志之有图，可追溯到雏形方志时期的图经。从舆图（按照黄燕生等说法，唐宋及之前地图就是图经）到图经的变化过程，也反映了志书图体日渐脱离于地图的趋势。隋、唐至北宋，图经编修盛极一时。隋《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元和《郡县图志》、祥符《州县图经》等，都是历史上负有盛名的重要图经。

北宋末年，图经转而向大量文字记载方向发展，图退居附庸。至南宋，图经完成了向定型方志的过渡。虽然自两宋之后，图的分量有所减少，但是从“旧志无不附图并多置于全志之首”这一特点来看，图体仍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宋《剡录》首为县纪年，次即为城境图；嘉定《赤城志》开篇即为州县诸图9幅；景定《建康志》继“留都录”之后即为“建康图”，共录图14幅，并在诸图之前专门撰有图序；咸淳《临安志》“凡例”之后即设置皇城图、京城图、浙江图、西湖图。

明清志书更是“有志必有图”。明代方志数量远超宋元时期，其中的地图量随之增加了很多，这被地图学界认定为明代地图发展的标志之一。清代是方志编纂最兴盛的时期，方志数量多达5700余种，其中的地图量更大，是中国地图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明清志书中，图的类型也日渐增多，已不止舆图之类，包括了地图和绘图两种形式。从天一阁现存明代方志来看，其所载之图不仅是地图、建筑图，而且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图式，灌具图、物产图、风景图、乐舞图、乐器图、兵阵图、人像图、耕织图等都已出现，而且载有说明各种图样符号意义的文字，是一个重要的进步标志。正德《武功县志》首载“璇玑图诗”，诗题为“苏若兰织锦回文璇玑图诗”, 位置在县图之后, 整首诗比文中叙述文字低两字, 底部缩减一字，（这样大概是）为了突出整体效果。嘉靖《固始县志》的用图，不仅包括县境图、城廓图、县志图、庙学图、水利图、八景图，而且在志前专列图像，编有图像志（名宦像志、乡贤像志），开创了传统方志更为广泛用图系列的先河。更为重要的是，该志对刊列图像的绘制作了规定，其中的“县境图”为“县之境所极于所辖，其制则远而略”、“城廓图”为“城廓民之所向也，其制则近而详”等要求，也是现当代绘制地图的基本原则。万历《郿志》前幅載“武侯木牛流馬圖”殊有别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康熙《诸罗县志》除载山川图11幅，县治图、学宫图各1幅外，又于卷首列番俗图十幅，描绘番人乘屋、插秧、获稻、登场、赛戏、会饮、舂米、捕鹿、捕鱼、采槟榔等场面。

清中晚期的地图非常注重实用性，地图的作用也随之真正发挥出来。晚清至民国时期，方志地图绘制受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影响，在内容选择上更加多元实用，绘图者也具有专业素养，地图中的数学要素有所增加。有学者认为，章学诚、邹汉勋、邹伯奇以及《遵义新志》的地图绘制者都为推动方志地图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发展到民国时期，图体主要有三项重要进步：一是，舆图以最新科学技术制绘精印。之前志书中的地图多为方位示意图，没有比例尺。随着近代以后测量仪器和绘图工具的更新，开始强调用科学方法制图入志，要求“本届志书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订列于册，以裨实用。”二是，图开始随文插入。民国之前的志书编纂往往以文体分类，图通常集中在一处。而民国方志学者将其列为“四障”之首，主张“类不关文”“文不拘体”，“今当首破此障，文无伤质，以后方志决不当再以文章体裁分类。类者事类，某类用何文体，一随其事之宜”，“某类中之文体，既一随其事之宜，图可也，表可也，谱或考以及其他皆可也；且一类之中，有时众体咸备，亦无不可，且属必要也”，图遂随文插入。三是，志图类型有所扩大，照片开始入志，并增加了统计图。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规定：“地方名胜古迹、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种古物，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者，均应摄制影片编入，以存真迹”，“各地方重要及特殊方物，均应将原物摄制影片编入，并详加说明，以资考证”“各省志书，除每县市应有一行政区域分图外，并须将山脉、水道、交通、地质、物产分配、雨计分配、雨量变差、气候变差，以及繁盛街市、港湾形势、名胜地方分别制绘专图，编入汇订。”1930年出版的宋蕴璞编《天津志略》，配有大沽炮台、北洋大学工学院、天津运输船、纱厂内景等照片数十幅。1935年出版的《首都志》，配黑白照片75幅，更是开创了卷首设置照片的先河，含总理陵、总理陵鸟瞰和鼓楼照片。

三

志图的当代应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方志编修工作开始，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公开出版志书不多，留下来的或为稿本或为部分志稿。当时修志虽然也关注图的应用，然而不仅数量偏少（有的志书甚至只有一幅行政区划图）且缺少规范。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首轮修志和2021年全面结束的二轮修志，都主动沿袭传统——将图作为志书体裁之一，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志图在首轮志书中的应用

首轮志书多在卷首配置彩照，展示一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人物风貌，除常规典型事项外还配有文人字画、土特产等，图照以其特有魅力成为志书框架结构中的第一个单元。这是新方志框架结构的创新，突破仅是随文配图的模式。卷首图照展现强烈时代特征和浓郁地方色彩，成为新方志吸引读者的一大特色。

图的主题和应用也开始广泛起来。无论是自然要素还是社会和经济等要素，都可以配合文字记载用图表达、对比变化以及反映各种演变规律。从编绘手段来讲，已有航空影像图、卫星影像图。如《福建省志》仅地图集就单设4卷，《普通地图集》《历史地图集》《地理地图集》《经济地图集》。其《普通地图集》是福建省第一部使用电脑制图的大型地图集，由序图5幅、分县图73幅、城市图13幅、文字介绍约10万字共四部分组成，以直观形象的地图语言，结合图表和文字介绍，全面、系统反映福建行政区划、居民地、水系、地貌、气候、交通、城市建设等基础国土信息。《福建省志》的各专业志也是图文并茂，如《生物志》几乎穷尽当地的动植物种群、稀有物种和重点保护物种多幅图照，备受瞩目。《绍兴县志》410万字、1400余幅图照，不仅收录行政区域图、地势图、交通图、气候城区分布图、水系图、土壤图、地质矿产图、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卫星影像图等诸多当代地图，而且在“建置”“自然环境”“镇乡”“水利”“城乡建设”“军事”“教育”“文物”等编的编首冠以南宋至清史志文献中的相关古图30余幅。各编题头照均为能够说明本编主旨的代表性物件照片，如“教育”编选用蔡元培殿试试卷照片，“土地”编选用“东汉建初买地刻石拓片”照片，“县政机构编”选用“唐代会稽县钢印”照片。作为一部县级志书，其篇幅已经超过许多地市级志书，然读来并无冗长之感，以上种种入志图照功不可没。

然而，这种志书只是不多见特例。大多数首轮志书未能将图照资料和文字资料视为同等重要和不可或缺，除卷首彩页和部分随文图表外，连篇累牍的文字充斥全志。总体看，在首轮志书中，地图、绘图和摄影照片等图照普遍太少，特别是随文配置的黑白照片、彩色照片较少，有的志书甚至没有。首轮志书中省级科学技术志颇具代表性（见表１）。

即使这少量的图照，也存在重要性认识不足、主题窄、选材范围小、质量低等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只是将图照视为文字资料的注脚或补充，领导视察、剪彩、奠基和会议场景、办公楼照片占了很大比例，照片主题雷同化、平庸化倾向明显，主题不明确、构图不合理、清晰度差，无美感可言等。

参见夏侯炳《论志书图表及其运用》，《江西地方志》2022年第5期

首轮省级科技志100%设置志首彩页，最少的《河南省科技志》18帧，最多的《山东省科技志》278帧。然而，随文图照的使用则很薄弱，每篇均配图的仅１部，占比3.45%；一图未配的竟有16部，占比55.17%。此外，有4部志书仅在一章配了1幅图，另4部志书也仅在某篇章配了二三幅图，可见图照应用存在一定随意性。在这批省级科技志中，《天津科技志》是个例外。一是，图的应用数量多。不仅有24页93帧志首彩页，而且随文另配131幅图。在随文图照数量方面，比排名第二位的《广东省科技志》多了114幅图。二是，随文穿插的图照在每一篇中均有配置。这在首轮省级科技志中非常突出，成为该志的最大特色。

（二）志图在二轮志书中的应用

200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订印发《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图照的选用应当注重典型性、科学性和存史价值的统一，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这一《意见》明确采用了“图照”的说法，使得新方志中的“图”完成“图照”概念的正式转换。

志图在二轮志书中的应用，首先继承了首轮志书设置卷首彩页以展现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这一框架结构创新，而且相较首轮志书在随文配图数量方面有很大提升。如：《南宁市志（1991—2005）》，收录图照约1700幅、表格571幅，每2个对开版面有图表（含照片）。该志共4卷，每卷卷首均设图照专辑，且内文配有随文插图，按总页码计平均2.23页一幅图照，按正文计平均2.08页一幅图照、平均5.20页一幅统计图表，适应了“读图时代”的要求。《佳木斯市志》随文配图1200余幅、《绥芬河市志》随文配图800余幅，等等。

此外，方志界对图照在志书中的应用有了新的认识，将图照资料与文字资料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强调图照对于志书形式创新的作用。《丰南县续志（1986—1993）》志首彩页、随文配图分别为103､137幅，仅“乡镇企业”一节就配图29幅。《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1991—2000）》志首彩页、随文配图分别为114､130幅，平均３个页码一幅图照。《临邑县志（1986—2002）》随文配图800余幅，除分志之外，在序、大事记部分也收录图照，开山东省三级志书全书彩印先河。《青岛文物志》20余万文字，400余幅图照。《崂山志》50余万文字，530多幅图照。二轮修志时期，很多志书都是图文并茂、编排新颖，在“可信、可用、可读、可看”的实践中作大胆探索，在志书形式创新上迈出坚实一步。

尤其是随着重大事件志的出现，志图有了更加广泛的应用，甚至专门设置《图志》卷。以2008年11月6日《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启动编纂为标志，重大事件志开始流行。为直观形象地反映重大事件过程、实景、实物，反映其所涉及大量场景、项目、场馆等，重大事件志不仅较首轮志书大大增加图照数量，甚至融合图志表现方法。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不仅在11个分卷正文中收录很多照片（《灾后重建志》分卷收录200多个重建项目的照片），而且专门设置《图志》卷，收录图照1924幅，以图为主、说明文字为辅，图文相衔的全景再现抗震救灾真实场景。《上海世博会志》收录图照近2000幅，不仅在志首设置图照专辑，而且在正文各篇中大量随文配图。

《汶川特大地震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志》卷首图集

《上海世博会志》卷首图集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著的《大熊猫图志》

为征集到足够多的图照，《上海世博会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号召志书各参编单位（新华社上海分社、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新民晚报社等）提供照片的同时，还面向全球媒体广泛征集世博会运行期间的相关照片。在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澳大利亚新闻社等海外媒体的积极支持下，收集照片20多万张。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图志”“图录”编修出版。如，2002年出版的《柳州图志》、200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印刷图志》、2017年出版的《乌兰牧骑——赤峰市60年图志》、2018年出版的《六盘水民间美术图志》，以及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一整套《广西风物图志（第一辑）》等。

四

志图在当代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上文可见，图这一体裁在新方志中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应用，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然而，志图在当代应用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致其功能作用并未在现实中充分发挥出来。

（一）图的配置缺少规范。在新方志地图的应用中，有的卷首图仅设行政区划图、城区图，但是又相对比较单一，甚至有的位置图、历史沿革图等均阙如。与旧志必设衙署图不同，新方志普遍不再用图显示政府机构的分布，有的以照片取代编绘，但似乎也是零散的，难以反映一个地方最重要施政机构的变迁轨迹。如表1所示，在29部首轮省级科技志中，在随文图照方面，每篇均配图的仅1部，1图未配的16部，另有4部志书仅在一章配了1幅示意图，4部志书仅在某篇章配了二三幅，存在一定的随意性配置问题。但在诸如科技志的各专业篇章和政区志的经济部类中，有必要强调图照的广泛应用，而不是随意。

（二）图的滥用。一是，一些已经出版的图志，除了书名标的是“图志”之外，或是与专题画册、图片集没有太大区别，或是距离规范志体还有较大差距。二是，图文不符。如某县志卷一“建置”中介绍2镇19乡概况时，为每一乡镇配了一幅照片，名为“×××乡”，实仅为乡政府所在地一角，过于“以点概面”。三是，泛图化，有图辄录，没有经过对图的严格筛选，以致影响到志书的著述性和协调性。四是，正如美国纪实摄影家刘易斯·海因所说“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拍照片”，图作为一种人为作品完全有作伪、后期技术处理等可能，照片展现的人事物也可能为摆拍和事后补拍。

（三）图的宣传色彩。章学诚言：“近代方州之志，绘为图象，厕于序例之间，不立专门，但缀名胜，以为一书之标识，而实无当于古人图谱之学也。夫争于绘事，则艺术无当于史裁；而厕于弁髦，则书肆苟为标帜，以为市易之道，皆不可语于史学之精微也。”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新方志图照。或是宣传色彩，“翻开卷首，扑面而来的，或者是中央、省、市等上级领导来县（区、市）视察、调研，或者是县上几大班子的领导检查下面的工作，或者是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合影”。或是广告色彩，在“企事业选介”的名目下，给企事业单位的建筑、产品乃至法人代表拍照，置于志首彩页。如某县志，彩页多达79页，390多张彩照，县里26个机关单位、6家企业公司、2家金融单位和学校、医院，以及县下11个镇、4个乡、2家宾馆、2家酒店都有几张照片入志。或是随意拼凑“十大建筑”“十大壮景”，林林总总，违背“左图右史”本意。“述而不论”，对于这一点在志书的文字表达中基本上体现得不错，虽然事实上明清时代的地方志书和新中国首轮志书也有这种色彩。然而，有些志书却试图以图照的形式，自以为“巧妙”地渗透着一种宣传色彩。打开此类志书，首先出现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录，而是大批题词和不适当的风景照片等。这样一种格式显然不合乎志书规范。

（四）图的多义性解读。面对同一幅图像，不同人因为有不同知识背景和问题关注点，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也就是存在多义性解读，尤其是就那些充满隐喻性的图像而言。如，对《清明上河图》中“清明”的理解，就有清明节、政治清明、开封城外东南清明坊等不同解读。这就导致在配置图照时，往往会出现一些照片既可以归到这个板块，又可以归到那个板块，甚至可以归到第三、第四个板块的情况。有的志书因为没有科学制定总的《入志图照规则》，志书总纂的宏观统筹能力又有所缺乏，导致不能正确处理好图照文献和文字文献之间关系，包括图文内容之间匹配、和谐以及图文数量之间占比等，甚至是图文“两张皮”。

（五）图的文字标注欠完整和规范。文字标注一般由图序和内容说明两部分组成。内容说明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事由、人物、摄影者或照片提供者等要素。图的这些文字标注，本身就是志图承载的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应要素交代齐全、真实、准确。然而，在很多志书中都可以看到诸如“某某人到某县考察”这样的表述，显然没有将事情说完整，资料性不强。考察总有主题，因此需要说明选用这张考察照片的主题。图题确须简明，对事件照等所反映事件的说明确须简略，但是并不等于事件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完全没有。

（六）图与表的杂糅使用。在《南宁市志（1991—2005）》中，大量使用统计图，以形象直观的表述形式增强信息表达灵活性，活泼版面，为全志增色不少。然而，统计图表混杂等问题在志书中比较明显。总体情况用统计图、分项具体情况用统计表，图表杂糅在一起。如，1991—2005年南宁市计划生育事业费投入情况合计数用统计图表示，而具体的市级投入数和区县投入数则用统计表列示。《松江县志》卷九“农业”中配“松江县历年粮棉油面积产量表”，接着又出现“松江县粮食总产、单产增减示意图”。既有前表，后图似无多大必要。卷十九“财政税务”中配“1953年、1985年松江县财政收入对比图”，同时又配“1950—1985年财政全额收入表”。因为前图的数据都在后表中有所体现，所以前图似无必要。

（七）图照运用并不充分。在志书中采用照片，最初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编新方志已广泛收录各类照片，包括人物照片、风景照片、文献影印照片等，有些志书还采用卫星照片。然而，随着数字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图的来源、出版技术以及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而图照在志书中的体现显然落后于这一形势。此外，图照运用以照片为主，忽略了手工绘图和地图、统计图、示意图的作用，忽略了恰当地运用多种类图照在弥补照片之不足、加大志书的综合性和厚重感、提升信息量中的重要作用。

五

关于志图后续应用的思考

198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五条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志书“总体规模不宜过于庞大，应当以既充实又精炼为原则。一般情况下，县志以控制在三十万至五十万字左右为宜，市志控制在一、二百万字至四、五百万字左右为宜，省志字数最好控制在一千万字以内。”结果是，首轮志书普遍大大突破了这一规模要求。199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五条强调指出：“志书的篇幅不宜过大，今后续修，字数要相应减少”。事实是，续修志书篇幅普遍越来越大，县志数百万字、省志数千万字甚至过亿者均有。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考虑加大“一图抵千言”的图照应用力度，以减少志书篇幅。

而且，在时下和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显然，图照的大量应用，更加适应和满足快节奏工作和生活的人们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取更多信息的现实需求。此外，现代测绘技术、数码照相技术、数字传媒技术等的进步和发展，也满足了精挑细选、精益求精的志书编纂需求，为加大图照应用力度提供了保障。总之，在后续修志中，加大图照应用力度，是沿袭修志传统、发挥志图功能作用、提高志书编修质量，是适应“读图时代”信息传播方式重要变革，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成果、增强读志用志效果等多方面的需要。

简单讲，在后续修志中，既要高度重视又要科学规范图的应用，既要在认清和梳理出志图在以往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总结经验，包括各地从首轮、二轮修志中积累的辑图经验以及文字说明方面的经验等，加以参考和借鉴，更要根据新时期特点突显本时代的志图特色，真正体现出时代性、资料性、真实性，最终编修出信息丰富、图文并茂、版面活泼、品质优良的传世佳作。

总体看，根据志图应用经验，应重点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正确处理图照文献和文字文献之间的关系，亦包括配比关系；二是，科学设计图照的选录，力争每1幅图照都是“历史信息直接承载者”；三是，公开征集、撰稿单位报送、补充拍摄等多途径收集图照，确保内容形式俱佳者在志书各篇目选用之时的平衡和调节；四是，根据方志“行规”编排志首彩页和随文图照，重视版面设置，把好图照“编辑关”；五是，完整规范标注图照文字，确保图的绘制必须专业和权威。

来源：方志上海，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原文刊于《上海地方志》2024年第三期

作者：陈畅

发布：高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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