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大部分产业中，市场集中度都在上升——也就是说，主导市场的大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变得越来越集中。与二十年前相比，产业的领头羊的地位越来越难以撼动。同时，这些企业的利润也在提高。
如果把某个行业排名靠前的最大厂商、前五家厂商和前八家厂商的市场份额标记为CR1, CR5和CR8，那么在制造业中，从198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CR8从50%上升到了59%。在非制造业，这个数字从15%上升到了25%。经济学家们发现，美国四分之三的行业都存在始终集中度上升的问题。而且使用不同的指标，例如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le-Hirshchman index, HHI，其数值是市场上所有厂家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是市场集中度的衡量数值），都会得到相同的结论。
经济学上有所谓市场势力的概念，它衡量一家企业西方消费者利益，以提高价格和增加利润的能力。当产业中市场集中度明显上升时，企业的市场势力也就上升。消费者的议价能力下降，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的利润也就上升。
美国工作装品牌卡哈特的宣传短片截图。
如果考察美国企业的年龄结构，会有两个这些年来非常有趣的观察：一是新企业市场进入率下降，也就是占据稳固地位的企业所面临的新的竞争对手比以前少了很多。二是监管机构和法官准许大企业间进行并购交易，也导致了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作者认为，这两者一起可以解释产业集中的问题。新企业的自由进入，作为一种最为直接的市场再平衡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作者认为美国初创企业的数量在减少，而且进入稳定高盈利的企业数量也在减少。
《大逆转》书中提到，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美国从1970年代起的四十年间，少了一半的上市公司：每百万人的上市公司数量，从23家减少到了11家。
研究发现，自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末，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稳定在6%-7%附近。但是过去二十年间，税后利润份额攀升到了10%。经济学家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折旧后（税前）营业利润与销售额的比例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了相同的趋势：这个数字从1970年代的10%，上升到了12%。如果将利润与资产进行比较，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同时期的欧洲并没有出现美国所出现的利润率增长、产业集中度上升和劳动收入下降的情况。为了解释这一差异，作者认为将目光集中在了两地的政策差异上。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几个案例用来作为上述论述的论据，其中航空业的故事最为富有戏剧性。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航空业放松管制法》，标志着美国对于航空业管制的松动。此后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航空业竞争十分激烈。但是从2008年以后开始，这个领域的产业集中度以及利润率都在直线上升。这与表面现象背后一系列具有争议性的并购案有关联。熟悉这个行业的朋友可能对这些事件有所了解：达美航空与西北航空并购案（2008），联合航空与大陆航空并购（2010），西南航空与穿越航空并购案（2011），以及美国航空和全美航空并购案（2014）。另外，美国至今不允许国外航空公司经营其本国境内的航线。了解了这些，一切就都理所当然了。读者也就不难理解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东西海岸间的航班比与之航程差不多的跨国航班价格昂贵一倍的原因了。
那么欧洲一边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
欧洲的航空管制松动，比美国晚约十年。二战后，欧洲各国都对各自的航空公司进行严格的控制、监管和保护。上世纪的80年代，整个欧洲只有不到15%的航线由两个以上的航空股公司运营。利润率相当高的巴黎至伦敦的航线，由两边的法航和英国航空共同垄断，票价创下纪录。1997年，欧洲航空业开始放松管制。理论上讲任何一家欧洲的公司都可以经营欧洲范围内的航线。新的航空公司开始进入市场。具有类似 “廉价航空公司”声誉的西南航空，其成本结构与其他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几乎一样。美国出现的众多廉价航空几乎都消失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但欧洲则出现了两家势力颇为雄厚的廉价航空公司，在市场掀起了争夺份额的风暴，迫使其他主要航空公司做了调整。今天廉价航空占据了法国国内几乎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以及一半国际航班的份额。巴黎两大机场的奥利国际机场，法航外的公司占据着一半的机位。但美国机场的机位则被主要国内航空公司固若金汤地占据着。而且，如前面所叙述，美国至今仍不允许国外的公司经营国内航班。
西班牙电影《空乘情人》剧照。
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有印象里，欧洲国家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更多，导致经济活力低于美国。而自由市场这个概念在美国是民主、共和两个党派都不遗余力地宣称誓死捍卫的理念。那上述的这些与人们的印象相悖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
作者指出了两个原因。
首先，欧洲的市场监管机构事实上更为独立。欧洲深厚的传统导致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的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比美国更甚的。欧洲也的确在反垄断等方面学习了美国的经验。但这不妨碍今天欧洲的监管机构更为独立。这并不是由于欧洲人对于自由市场的理论学习更到家，而是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各个主权国家的博弈客观上带来的正面效应。道理很简单：比如当两个国家试图建立一个共同的监管机构时，比两个国家各自设立的监管机构独立性要好。政客们显然不喜欢别的国家对这个机构施加政治影响，因此会尽可能地让它具有最大的独立性。而作者也通过研究印证了，事前监管较弱的国家，会从超国家监管中获益。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就是这样的一个官僚机构。
BBC纪录片《德国人、英国人和他们的汽车工业》剧照。
其次，在拥有了初始制度和机构之后，欧盟在执法和具体实施监管方面，也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而同时，美国的反垄断法执法力度在减弱。作者提到，美国司法部自1990年代以来只提起了10起反垄断诉讼。过去二十年间，甚至仅仅只有1起案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审理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数量则稳中有升。2000-2004年的四年间，欧盟每年平均调查264起反垄断案件、284起并购交易案和1075起国家补贴案件。人们还会注意到，欧盟做出了几个有争议的裁定。比如阻止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的合并案，而此前该案被停止之前，已经获得美国批准。学者们研究后发现，类似的案件并不是由于欧洲对于外国企业的偏见或者区别对待。
2017年，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两家公司决定合并其列车业务。一时间，欧盟面临着来自乐见其成的德法两个大国的政治压力。但欧洲竞争事务专员丝毫没有让步。其团队研究后认为这项合并会大大地降低铁路信号设备和高铁列车市场的竞争。最终，欧盟委员会中止了这项交易。
通过分析数据，研究者们发现，欧洲的产业集中度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00年以后，甚至出现了下降。作者还考察了另一个经济指标：成本加成率。它可以定义为价格与单位劳动成本之间的差异，用以衡量商品价格是否过高。结论与本书的观点一致：更高的产业集中度，也预示着更高的成本加成率。美国的产业集中度，显著高于欧洲，而且欧洲在进入本世纪以后这个数值一直在下降。
当然，欧洲各国之间因为传统和国情等等原因，也存在着差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意大利，这是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成本加成率下降的国家。巧合的是， 这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一直不佳。这或许印证了这样的简单推论：改善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环境，对经济运行的质量非常重要。
托马斯 ·菲利庞，《大逆转》作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Max L. Heine 讲席金融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为25位最杰出的45岁以下经济学家之一，并荣获贝纳塞尔奖（Bernácer Prize），该奖项旨在表彰年度最佳欧洲青年经济学家。目前担任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顾问小组成员、法国审慎监管局科学委员会主任与董事会成员，以及法国财政部长高级经济顾问。
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美国经济中的问题？如果说欧洲在执法力度和减少针对竞争的监管壁垒方面做得比较好。那么美国一定在这两个方面做的有所欠缺。菲利庞认为，是美国制度中某些极具特色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原因出现。最为直接的制度原因，就是其独特的政治游说和所谓的金钱政治。
游说对公共政策和经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游说并不是美国独有，而活跃的游说活动是美国独有的一种现象。美国近些年的游说支出增长迅速，绝大部分由企业承担。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美国与欧盟市场相比竞争弱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游说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明确保护的权利之一，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该法律保护民众“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这个权利所衍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促进由个人、企业和其他机构形成的组织化利益集团的创立和发展。这些利益集团可以用各种方法影响政府政策——这涉及到竞选捐款、信誉背书、媒体宣传和游说等等。
但是游说活动在近些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美国游说支出的本身就十分惊人，但近年来的增长又十分迅速。还有一点就是，美国游说最为活跃的企业，具有非常高的产业集中度。研究发现，积极捐赠竞选资金或者增加游说支出的企业，从2000年到2015年，在标准普尔1500指数企业中从33%上升到了42%。互联网经济的五大巨头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微软都在持续增加游说的支出。企业游说的目的在经济学家看来相当简单：保护自己的“经济租金”。那些存在问题，或者即将被针对的企业才更有动力去积极游说。他们一旦左右了政策，则让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持续存在下去。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在2018年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和大型钢铁企业在2017-2018年游说支出约20%的增加恐怕难以撇清瓜葛。
纪录片《重返太空》剧照。
欧洲与美国不同的是，首先游说的支出就比美国低了一大截。
一谈论起金钱政治，人们恐怕最先想到的也是美国。而金钱政治最为直接地体现在竞选活动的筹款活动中。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专栏作家、评论家威尔·罗杰斯曾经说：“政治已经变得如此烧钱，以至于现今连当个失败者都要耗费巨资。”罗杰斯生活的时代，政治耗费的金钱如果放到今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2016年总统大选时的失败者希拉里·克林顿获得的选举捐赠有多少？11.9亿美元，这包括由选举人筹集的部分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集的部分。
金钱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有多大的重要性？美国众议院议员的工作内容中，每周会花30个小时在筹款上。这是一份全职工作的3/4的时间！2013年，民主党为众议院新议员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他们每天拿出4个小时给潜在的捐赠者拨打电话，这是一份全职工作一天工作时间的50%！过去数十年来，获得国会议席的成本一直在攀升。1986年，获得参议院席位的竞选成本为400万美元，而这个数字在2014年是1200万美元（已去除通货膨胀因素）。众议院席位要稍微便宜一点，但过去三十年里也翻了一番，达到160万美元。
在这些增长的背后，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2010年以来政治行动委员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政治非盈利组织这些机构在金钱政治活动中的占比越来越明显。这背后当然是企业、劳工及意识形态的利益。研究者们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大多数捐赠者，集中在大企业（如AT&T）、受监管影响严重的行业（银行和信贷）、以及严重依赖政府采购合同的公司（洛克希德·马丁等军火商等）。但是，作者在提到了大量的研究结论之后也承认，金钱政治究竟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具体益处很难得到确定性的答案。
《纸牌屋》第一季剧照。
虽然美国是一个号称“主权在州”的联邦制国家，但市场的监管则由联邦层面的监管机构完成。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那些本来对英美式实用主义毫不在意的政客们，则无心插柳一般的，在联盟层面上，为了种种原因，成为事实上自由市场的拥趸。
在评价这本书时，《金融时报》副主编拉娜·福鲁哈尔说 “菲利庞告诉我们，美国不再是自由市场的家园，老欧洲也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有竞争力。”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忧心地表示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存在一种恶性循环——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攫取政治权力，然后利用它建立市场壁垒、损害竞争。
这其实也是本书的作者菲利庞所忧心的。
作者认为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市场都比美国更加自由。这是由于客观的现实导致的结果：欧盟不仅实施反垄断政策，而且对一个国家为企业可以提供多少补贴进行管制，同时对成员国政府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干预采取其他形式的监督。
那么，欧洲能否避免金钱对政治的影响？
菲利庞写道，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乐观的观点认为欧洲人是幸运的，他们的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会一直保持下去。而悲观的一方则担忧，腐败的发生需要时间。今天美国陈腐的监管机制，或许就是欧洲的必由之路。
菲利庞讨论的问题核心，其本质是美国经济领域的“权力失衡”问题。在美国经济活动中，大企业越来越占据优势，而小企业、消费者和普通劳动者处于劣势地位。菲利庞并不是唯一一个得到类似结论的学者。比如社会学家马修·戴斯蒙德就在他的新书《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中提到了美国占据了经济权力主导地位的大企业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剥削”，是号称头号发达国家美国贫困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出现的危机，已经是众多不同领域的学者们讨论的话题。无论是中产阶级切身体会的生活成本的上升，或是社会议题上群体的撕裂，都成为今天美国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但遭遇危机，是否就意味着美国丧失竞争地位和创新能力，从此一蹶不振？
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话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有惊人的相似。其实类似的危机早就被历史学家详细记录在案了。历史学家皮特·图沁在2023年出版的《末世：精英，反精英以及政治解体的路径》（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一书中，记录了美国上一次度过类似危机的过程。
《末世：精英，反精英以及政治解体的路径》（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书封。
美国在建国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0多年，保持了高达年均3.5%的经济长期发展，至今没有国家能打破这个记录。有不少学者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美国的塑造，比建国还要深远。但是时间来到19世纪后半叶，社会变得极度不稳定。除了内战这样的重大事件之外，无论是公共安全、公共卫生，还是贫富差距，都可以说是危机重重。到了1920年代，更是出现了至今令人心有余悸的 “大萧条”。统治阶层的精英们，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对政治领域里暴力水平的恐惧，推出了一揽子改革，终止了混乱。
改革的内容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商业部门、政府和工薪阶层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允许劳工阶层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参与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分配中来。这个契约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它事实上是社会的各个部分——国家、普通人民与精英——之间达成的一种社会合作的默契，或者说约定。这些改革开始于美国历史上的“激进时代”，终止于1930年代的“新政”时期。在1935年，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了《社会福利法案》，正式称为法律，奠定了美国的“福利国家”的基础。虽然在执行的过程中，这些举措受到了许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阻力，但是它在处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说服了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人。仅有极少数人坚持对它的敌视态度。
可以说，美国人用了很短的时间，利用反垄断、税收等手段，将富人阶层的规模大大缩小，也让贫富差距迅速得以改善。同时，联邦政府开始着手市场监管、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上上下下已经形成了新的“社会契约”，让国家得以重生。
美国能否像上一次一样，化解今天的危机？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历史来解答了，这取决于美国生活中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中，是否能达到某种新的生活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