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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方针已定，还需要把大政方针转化为非常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12月12日，一年一度的浙商盛会——光大银行·2024（第17届）《浙商》论剑在杭州举办。本次论剑由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指导，《浙商》杂志、《浙商》全国理事会、世界浙商客户端主办，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冠名和特别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十一五”至“十五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出席并发表题为《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经济》的演讲。
余永定提出，为了实现5%的经济增速目标、“防范房地产业引发系统性风险”、“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三大目标，必须执行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进而实现经济的较高速增长，一举扭转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跌预期是重中之重。
以下内容根据余永定演讲整理：
2010年，随着中国退出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中国的GDP在不同阶段出现相应变化，增速有所放缓。与此同时，从物价的角度来讲，中国进入了低通胀时期，在某些时期甚至处于“准通缩”状态。
2022年底-2023年初，政府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这意味着政府已经明确中国的经济形势不是过热，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既然是有效需求不足，就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9月24日以来，央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相继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向市场释放了进一步加大货币和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重要信号。11月8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提到“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新提法。12月9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再次发出了强烈信号，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这些提法都是非常正确的，为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指明了方向。
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我们面临三个主要挑战：实现5%的经济增速目标、“防范房地产业引发系统性风险”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2024年和2025两年实现年均5%的经济增速目标是重中之重。
我们既然要搞“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就需要刺激消费、投资和净出口。2024年消费增速明显低于2023年、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这些都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拖累。预计2025年GDP的增速目标仍可设定在5%，问题是2025年的消费增速是否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能否达到5%以上？2025年投资增速是否会明显高于2024？目前看来，由于基数较高，2025年制造业投资增速要保持高速增长比较困难；房地产应该可以企稳，从而减少对GDP增速的拖累并止降回升；“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这是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力工具”，这里的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指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只要是提供公共产品且商业回报率较低，私人企业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进入，但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投资，都属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范畴。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实际上是“俯拾皆是”的，城市地下管网、城中村改造、教育医疗养老，这些都是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如此，“两重”投资和与产业政策相关的许多投资都可以纳入基础设施投资的范畴。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承担了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主要责任。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都比较困难。我们不少防债、化债政策还是顺周期的，还有进一步调整的余地。中央财政应该在提供基础设施投资融资和偿还债务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
2025年中国的出口由于特朗普加征关税，贸易战可能加剧，中国的出口可能遭遇严重困难。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不能通过补贴和出口退税的方式维持出口势头。这样的政策可能会使特朗普对加征关税和与中国打贸易战更为有恃无恐。
“发展是硬道理”，增长也是硬道理。没有增长一切是空谈，一切政策都不能妨碍经济的增长。现在我们依然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这种政策空间可能转瞬即逝，我们必须要抓住窗口机会。
总而言之，我们的大政方针已定，大政方针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我们还需要把大政方针转化为非常具体的政策和政策措施。如果政府能够推出一揽子全面、详实、自洽的“增量政策”，市场信心自然会加强，我们自然能够实现经济的企稳和反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各项改革措施，中国的经济前景前是光明的，中国必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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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浙商》全媒体中心记者 章一琛
编辑丨施晓艳 孙岚
审核｜姚恩育
监制｜冯永明 余广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