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普林斯頓到萊頓:中國史學走向世界》這本新書聚焦全球漢學界的學術史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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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2024-08-04 13:03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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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翦伯贊、周一良、張芝聯、費正清、韋慕庭、蒲立本、傅吾康、史華慈、白樂日、謝和耐、許理和、牟復禮、楊聯陞、西嶋定生、仁井田陞、遠山茂樹……那時,全球漢學名家曾經熱切地交流激辯,掀起一波又一波精彩的學術浪潮! 從二戰結束後的全球「中國熱」到冷戰時期的左右陣營對立,國際局勢的變化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本書聚焦於1946-1956年間全球漢學界的學術史重要事件,例如1947年普林斯頓大學的「遠東文化與社會學術會議」、1955年萊頓的「西歐青年漢學家會議」與萊比錫的「東亞學會議」、1956年巴黎「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大辯論」,從中觀察二戰結束到冷戰初期的國際趨勢轉變,以及史學如何由傳統的政治研究轉向後來的多元研究途徑。 作者指出,1950年代的國際漢學和中國學領域有三個重要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中國近代史的崛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全世界帶來巨大衝擊,美國學者開始研究「民主陣營為什麼失去了中國」,過去以古老的帝制中國為核心的漢學取向一舉轉變,對於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革命的興趣成為全球性的潮流。 第二個趨勢是社會史的興起。1950年代最激動人心的事件是在巴黎舉行的第九屆歐洲青年漢學家大會上,中國歷史學家和歐洲漢學家之間以「中國歷史的分期」進行的辯論。這個趨勢此後在歐洲漢學中的體現也更為明顯。 第三個趨勢是亞洲主體性的樹立。中國的學術出現了強烈的去歐美中心化和去殖民化色彩,過去東方主義式的「東方史」受到挑戰,學界提出新的「亞洲史」的概念。 這三種趨勢雖然只出現在1950年代,但對全球學術界產生了長期影響,並於1960年代和1970年代達到頂峰。然而隨著反右運動的展開和中蘇分裂,中國史學在轉眼間又失去了與世界進一步交流的機會;當中國學者發現可以再次進入世界學界,已是二十多年之後! 聚焦於1946-1956年間全球漢學界的重要學術事件,從1947年普林斯頓大學的「遠東文化與社會學術會議」、1955年萊頓的「西歐青年漢學家會議」與萊比錫的「東亞學會議」、1956年巴黎「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大辯論」,帶領讀者重回那個中國史學曾經走向世界的1950年代,一窺冷戰形勢下國際政治與學術的微妙關係!本書的主體部分主要討論1946-1956年間全球學術史上的幾件大事因緣,但這些大事的起因和後續不能不放在整個20世紀的語境中考察。如果結合整個20世紀學術史,我們可以發現漫長歷史進程中的一些趨勢,並可以從中梳理出一些線索,比如在二戰以後儘管有一些傳統在延續,中國和歐美學術史都隨著不斷的反思和批判經歷了一些轉型。
迄今為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當代學術界仍然非常推崇諸如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這樣的東方學前輩,他為研究西域死語言和從絲綢之路沿線古綠洲城市遺址中挖掘出的材料奠定了東方學基礎。然而,西方探險家和學者對所謂「西域」的癡迷,顯然帶著一些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色彩,比如賦予這個名詞帶有濃厚異國情調的東方名稱,如「塞林底亞」和「東突厥斯坦」。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無論是具備現代考古技能的歐洲探險家,還是受過較少專業訓練的日本僧侶,都紛紛湧入西域地區,發現並掠走了大量的寫本和文物。基於這些新材料,他們釋讀了諸如犍陀羅語、于闐語、粟特語、吐火羅語、回鶻-突厥語等中亞死語言並整理了以這些語言書寫的諸多木牘和寫本文獻。他們的努力確實為世界復活了一些被遺忘的中亞歷史,增加了很多古代歷史文化的新知,常常是過去聞所未聞的故事。儘管東方學家們對古代寫本的閱讀和理解往往有缺陷,遠非完美,但他們對東方古代文化研究的開創性貢獻極為驚人,而且成就往往讓後人難以企及。陳懷宇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哲學、宗教學院與國際語言文化學院合聘教授,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劍橋大學克萊兒學院、柏林馬普學會科技史研究所訪問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宗教史與思想史、絲綢之路文化史、近代思想與學術。已出版《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在西方發現陳寅恪》等多種中英文論著,以及數十篇中英文論文。另有英文專著《虎蛇之地:在中古宗教中與動物共生》(In the Land of Tigers and Snakes: Living with Animals in Medieval Chinese Relig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本書主要利用中文和西文史料講述1946-1956年間中國史學走上世界舞臺與蘇聯史學和歐美史學展開對話的故事,著重分析了四次國際學術大會上中國學者與歐美學者的史學交流,揭示了中國史學在史學理論與方法乃至學術形式上走向世界的曲折歷程。這一研究得到許多的師友和讀者支持,應該銘記於此。
本書之寫作因緣要追溯到18年前。2002年暑假,我和當時在波恩大學進修的北大師弟党寶海結伴到荷蘭、比利時遊歷,專門走訪了萊頓大學漢學院。隨後我和寶海在布魯塞爾握別,我南下到巴黎,在張廣達先生引導下參觀了法蘭西學院中國研究所和遠東學院。雖然彼時尚未注意到1955年萊頓青年漢學家會議和1956年巴黎青年漢學家會議,但在準備行程中獲得了不少有關兩地漢學的資訊。本書完成之際,很感念當年寶海和張先生在歐洲的照應。
2017年應師弟范鑫教授邀請到哥廷根大學參加他和夏德明組織的全球史會議,並最終將論文發表在由王晴佳教授特約主編的英國《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會議論文專號上。在維也納大學訪學的黃肖昱讀後將其譯為中文,發表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李雪濤教授主編的《全球史》第二輯,形成本書第五章的雛形。2018年又很榮幸參加范教授在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組織的會議,寫出了本書第一章的基本框架。後來此文在業師榮新江教授建議下發表在北大《國際漢學研究通訊》。2018年也得到(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萬俊人、侯旭東教授的協助得以查閱部分清華檔案。仲偉民和桑海先生為第六章的初版在《清華大學學報》上發表提供了許多幫助。上海師範大學熟悉歐美史學史的陳恆教授督促我將一些文章結集成書,並希望在他主持的光啟文庫中刊出。王奇生教授邀請我在北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以本書主要內容為基礎做了一次報告。山東大學曾振宇教授亦安排我演講一次。我想在此感謝這些學者和學術單位的鼓勵和支持。
2018年我在馬普學會柏林科技史研究所(MPIWG)做暑期研究期間,汲喆教授邀請我到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院(INALCO)作報告,再次有機會走訪一些巴黎學術單位。而張幸博士陪同我到萊比錫大學探訪圖書館、檔案館、東亞研究所、南亞研究所和一些重要故居。萊比錫大學檔案館Josefine Thiele女士協助我獲得相關檔案。有關1955年萊比錫東亞學會議的論文,後來以英文發表於Historical Reflections / Réflexions Historiques 2022年第2期。2020年雪黎大學中國中心柯惟(Olivier Krischer)博士邀請我為《澳洲亞洲人文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Asian Humanities)出版60週年、紀念薩伊德《東方主義》出版40週年專號撰文。這些文章逐漸成為本書主要內容的一部分。很感謝這些學者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我要特別感謝山東大學《文史哲》王學典、范學輝、孫齊教授提供機會發表本書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一節。對文章的編輯過程,三位都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議。不意2019年秋,范教授遽歸道山,令人扼腕嘆息。本書也是對他的一個小小紀念。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秀威編輯團隊的不懈努力,使得本書出版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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