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布】人工智能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国际竞争下的中国选择

科技   2024-12-03 21:38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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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发表于《学术论坛杂志》2024年第五期,公号现将论文节选以飨读者(可在文末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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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各国纷纷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试图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力,获取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并通过“人工智能+”行动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旨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政策协同与机制创新方面,中国应建立动态政策体系,打破部门壁垒,推动跨领域合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同时加强伦理和监管框架建设,确保技术应用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在资源配置与创新能力提升方面,应根据各地区产业基础优化资源配置,培养高技能人才,建立创新生态系统,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在长期规划和战略愿景方面,应制定长期战略规划,通过国际合作与规则协调,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公平、安全发展,并在全球竞争中发挥领导作用。


通过政策引导、资源优化和技术创新,中国能够加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为国际人工智能产业的可持续繁荣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行动;地缘政治;科技竞争





一、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引擎。在专利技术方面,截至2023年底,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层、模型层中国公开专利达到6.2万件,其中有效专利近2万件,审中3.5万件。在投资方面,2022年全球人工智能IT总投资规模为1324.9亿美元,并有望在2027年增至5124.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1.1%。这些数据体现了人工智能的创新活跃度和发展潜力,同时也反映出该领域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各国意识到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将极大地有利于掌握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纷纷发展主权人工智能以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

新一代AI 基础层、模型层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及技术构成
图源:《新一代人工智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

尽管目前人工智能处于高速发展期,但其产业化应用场景在经济上的回报和可持续性方面却存在一定的问题,这涉及是否能够为人工智能驱动的业务和应用程序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特别是在能源、医疗保健、金融、制造业等重要领域。一方面,出于对主权人工智能的追求,中国、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经济体均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纳入战略目标,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上投入巨大,亚洲、美洲、欧洲的其他国家也都在谈论投资“主权人工智能能力”,鼓励企业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加强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便在战略层面展开科技竞争,从而争夺人工智能技术的引领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并非易事,涉及数据收集、处理、模型训练等诸多环节,也涉及国家、企业、社会等多方利益。例如,就部分企业而言,对通用人工智能的投资回报率存在疑虑。根据顾能公司2022年的调查结果,平均有54%的人工智能项目完成了从试点到生产的过程,然而该公司副总裁分析师佛朗西斯·卡拉穆齐斯(Frances Karamouzis)仍然表示,扩展人工智能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组织机构仍然难以将他们正在构建的算法与商业价值主张联系起来,这使得IT和业务领导层很难为其运营模型提供所需的投资。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技术面临的政策和伦理风险也对其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挑战。

简言之,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使其成为各国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但这本身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各国必将面临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服务产业发展这一关键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则是将这项技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作出了全面阐述。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是被列为10大任务之首,同时还明确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充分展示了我国积极把握发展机遇、应对时代挑战的坚定决心——旨在深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紧密结合,从而充分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人工智能+”行动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也将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因此,本文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竞争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人工智能+”行动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两者如何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希冀为我国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革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启示




二、人工智能重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全球视野下的趋同、差异与竞争新格局



自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大规模计算时代以来,其应用领域得到极大扩展,各国纷纷认识到这一技术所带来的争夺地缘政治与经济优势的潜能,从而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国家生产力结构的步伐,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世界各国对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有着广泛认同,但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每个国家的治理策略深受其社会经济环境、道德观念和法律框架等的影响,这也使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一)趋同:战略层面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共同追求生产力发展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而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价值,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焦点。这不仅体现在各国政府的政策文件中,更体现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投入和广泛应用上。人工智能技术被世界各国视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其背后是各国对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深切渴望

人工智能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推动作用具有普遍性,这显著体现在生产效率和运营水平的显著提升、促进劳动力优化和转型、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等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这些特性推动新技术的涌现和传统产业的深刻变革。从大数据到深度学习,再到自然语言处理和神经网络等技术的广泛应用,都为科技创新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技术手段的普及和应用不仅推动了新技术的产生,还加速了传统产业包括智能化管理、产品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和安全生产等环节在内的智能化转型,提高了整体生产力水平。在制造业以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效果也得到了充分验证。劳动力分析和规划公司Visier在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已采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英国员工平均每天能够节省约93分钟的时间,以这样的效率计算,人工智能工具每年可为企业员工节省高达39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充分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生产力和优化劳动力配置方面的巨大潜力,在全球范围新一代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和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

图源:51CTO

从全球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在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受到各国及经济体的高度重视。在国际层面,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整体呈现积极的趋势。各国政府纷纷将人工智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制定政策、设立专项资金、建立研究机构等方式,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例如,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规划文件(如《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统筹核心技术研发,推动网络、应用、服务和产业的协同发展,总体呈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双轮驱动、双向促进的发展特征。美国《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2023更新版》则提出9项战略,反映了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可持续发展、人—智协作等方面的关切。欧盟委员会在《塑造欧洲数字未来》战略文件中提议,向“数字、产业和空间”集群计划投资150亿欧元,支持将人工智能作为重要活动。同时,欧盟委员会还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等,强调投资和教育的重要性,旨在将欧盟定位为数字化转型的全球领导者。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也积极制定人工智能战略,强调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亦计划在教育、政府服务等关键领域实现人工智能应用、吸引国内外投资、创建初创企业等,从而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尽管各国的战略方案各有侧重,但都对人工智能发展投资、产业应用、人才培养以及技术创新等予以重视,期望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综上所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视与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并演变为发展趋势。在这种趋势下,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在不断加强,为推动全球生产力的提升注入新的动力。

(二)差异:人工智能治理的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差异化发展

从治理策略的角度来看,各国政府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求,采取多样化的人工智能治理路径。各国对人工智能技术所附着的重要战略价值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具体的治理策略和实施路径上却呈现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特点,其受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利益诉求和发展阶段的深刻影响。在对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制定权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争夺中,各国既需要基于自身的技术实力,也需要结合各自社会和政治价值观而形成自身的治理模式。例如,美国强调全面技术引领型模式,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定位是保持全球的领先地位,同时确保负责任和可持续的部署;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采用伦理深度介入型模式,在布局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和社会应用等方面均强调伦理约束,力图成为开发和部署前沿性、伦理性及安全性人工智能的世界领导者,优先考虑人类福祉并遵守道德标准;我国强调利用人工智能的潜力来推动经济增长、增强国家安全与全球竞争力,从而构建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图源:网络

上述各国人工智能治理策略的差异必然对生产力的具体形态和发展路径产生显著影响,尤其是在市场合作方面。具体而言,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主要得益于其科技、产业和金融体系的相互赋能和良性循环。例如,英伟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硬件供应商,其股价飙升的部分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数据中心市场的扩大。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前端应用的盈利能力仍然较弱,但上述实例体现了美国科技市场和金融体系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特点。一方面,金融为科技发展与产业落地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产业的发展为股市提供预期,促进股市的持续繁荣。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市场规模的限制是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欧盟人口分散而难以形成合力,日韩则受制于本土市场。这一因素导致的结果是,欧盟难以基于自身的市场而培育人工智能公司,这限制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范围和产业化的速度,加之《可信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建立以人为本的可信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法案》的先后颁布,使之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路线上整体呈现为伦理深度介入型模式。与此同时,日韩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具有明显优势。2023年以来,日韩两国领导人同意通过合作共同建立芯片供应链,从而进一步促进日韩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此外,中东地区国家面临人才缺乏、政治环境不稳定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限制,这限制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范围,需要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以克服上述挑战,如沙特阿拉伯与华为开展合作、阿联酋与OpenAI开展合作等。

(三)大国科技竞争:我国人工智能引领技术创新与产业革新新篇章


顺应全球科技发展的潮流,我国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制定了多项政策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新质生产力涵盖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多个方面,要求在创新引领与新兴技术应用驱动下,提高生产效率与生活质量。同时,强调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将其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设定到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宏伟目标。同时,我国也认识到在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力图打破西方技术封锁,强化跨国合作和互利共赢,推动完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


在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方面,我国庞大的市场与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与广阔的空间。第一,我国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和接受程度较高,新技术出现后能够迅速落地并被广泛使用。这一方面源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另一方面则源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在“舆论”章节中指出,中国公民是对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感受最为积极的群体之一,而美国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弊大于利的占多数。第二,我国拥有全球完备的产业体系。目前,我国的工业体系已经涵盖了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具有赋能全行业的可能性。例如,在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极大地提升研发生产与运营效率,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与质量。其中,华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基于自身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与通信技术,提供工业人工智能质检解决方案,为汽车、烟草、电子等制造业客户打造工业人工智能视觉质检平台,实现生产质量管控的自动化、智能化,展示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产业化落地的具体实践。此外,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业能够实现更高效的知识管理、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使服务流程更优,并可能催生智能化运营的新业态。


然而,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面临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足、难以占据先发优势的挑战。与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相比,我国在整体实力、技术储备与布局方面仍然存在差距。具体而言,在技术创新上,美国在算法、芯片和数据等人工智能产业核心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创新实力,各层级企业数量全面领先我国。当前,许多关键的人工智能算法都是由美国的脸书、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所开创,而我国则面临着“卡脖子”的难题。同时,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我国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对进口芯片的依赖度较高。在产业发展层面,我国头部企业规模和创业企业数量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差距。美国在全球市场拥有极高占有率的科技公司(如苹果、谷歌、微软等),这些公司在市值、营业收入和利润方面均位居全球前列。尽管我国的科技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在本土市场具有强大影响力,但在全球范围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仍有待提升。





三、“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国行动战略的互动深化与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科技创新,其是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的关键,因此,必须认识到先进技术在重塑产业和创造经济发展新载体方面的变革作用,人工智能技术则处于这一转型的最前沿。人工智能算法是连接算力与生产过程、赋能传统生产方式的关键桥梁,显著体现新质生产力的特征,是算力、数据与算法协同作用的结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是算力进步的产物,展现了新质生产力的真实形态和广阔前景,不仅为传统生产方式注入了新的智能化动能,更是开启了人机协同、数智融合的全新范式。其既可以作为创造新产业的催化剂,也可以作为现有产业重组的催化剂,从而提高效率、生产力和敏捷性。从场景化角度来看,应用场景是将算力、数据、算法相结合进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核心环节,新质生产力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落地,就必须紧密结合各场景的业务需求、数据特点和流程特征,因地制宜设计解决方案。只有内嵌于具体场景,与行业知识、专业经验深度融合,通过智能化、网络化的手段重塑生产流程、优化要素配置,新质生产力才能真正彰显价值,带来生产效率的跨越式提升。以上两个视角是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应有之义。简言之,随着新技术的涌现(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我们正在目睹生产力范式的转变——从“生产力”过渡到“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算力为代表的新质态的生产力,其要求产业内涵具有知识性、产业发展具有未来性。这也就意味着,要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在基础、产业和规则三方面合力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共同发展。



图源:网络

(一)基础设施端:“人工智能+”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条件

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是指以大模型能力输出为核心平台,集成算力资源、数据服务和云服务,专门设计用于最大限度提升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表现。基础设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加强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强调利用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升级。相关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和人才充足的地区,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更专注人工智能领域内的特定需求和技术进步,特别是针对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需求设计的基础设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降低大模型开发和应用门槛,在政企服务、产业发展和科研创新等方面创造更大社会价值。这意味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实施更加注重整体解决方案,同时面向政务、产业、科研三个维度,加快推进传统产业上下游各个环节的智能化转型,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科学实验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激发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的新范式。目前,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上述目标决定了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可从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推进应用深化落地、构建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入手,同时加强安全风险管理,并辅以政策支持与引导。

图源:网络

(二)产业端:“人工智能+”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支撑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引发生产要素配置的系统性转变,不仅促进了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而且催生了新的产业模式、实践和增长动力。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制造、服务交付和供应链管理的本质,实现传统方法难以达到的优化水平。例如,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方面的领先地位,正是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制造能力和实现高效生产标准的生动体现。这种转变与强调高科技、高效率和卓越品质的新质生产力相一致,反映了我国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型、数据驱动型模式的转变。实际上,“人工智能+”行动的核心在于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各业紧密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应用突破,同时加快超大型智算中心、无人驾驶、未来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强化技术与市场的深度融合,从而提高生产率以及促进产业升级。

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政企合作尤为重要。目前,以人工智能应用为代表的生产力竞争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选择,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强调政府与市场主体的深度协同,通过政府的规划引导和市场机制的灵活运作,共同作用于产业的升级。具体而言,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市场主体各司其职、互补嵌合。其中,企业在科技创新以及应用中的主体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而作为“人工智能+”行动的促进者与助推者,政府则承担着“元治理”的功能,在明确“人工智能+”行动的战略地位和愿景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加强顶层牵引、集聚高端人才、制定优惠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对这一行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从而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提高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及其对产业发展的渗透力。例如,政策激励可以采取部分区域先行先试,发掘人工智能在不同区域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中的内在动力和效果差异。此外,加强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合作,特别是在数据共享和技术创新方面,探索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促进技术和知识的交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从而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竞争力。

(三)规则端:“人工智能+”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保障机制

如果说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技术的产业应用是人工智能硬实力的本质,那么全面、有效的规范框架则是软实力的主要表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其所带来的挑战也日益凸显,如决策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个人数据流通与使用的担忧、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缺失或差异等。这要求在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规则框架,以确保技术应用的安全、可靠与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全面的规范框架往往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这触及数据安全、伦理规范、算法规制等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核心议题。

伦理道德框架和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建设尤为关键。第一,伦理道德框架不仅关乎国内人工智能的治理,更是对人工智能道德责任的深入探讨和规范,确保技术的发展与人的价值观相契合。欧盟采用伦理深度介入型模式并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路线,其颁布的《人工智能法案》在伦理道德框架建设上提供了包括明确的禁止行为、风险分类与监管、透明度要求等的规制方法,这为各国在人工智能的治理和道德责任方面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第二,数据流动规则直接涉及个人数据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多方利益,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共识,以应对数据流动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202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健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谈判,推动加快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以及探索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方开展数据跨境流动试点等,这为数据跨境流通规则构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我国在推进“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在基础设施层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有足够的数据和算力支持;在产业层加快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推动人工智能与重点行业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效率与创新能力;在规则层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道德指导,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只有以上三个层面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我国的“人工智能+”行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我国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建设的对策措施



数字产业集群是从事数字产品制造、产品服务、技术应用、要素驱动、数字化效率提升的企业主体及其相关机构等组成的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其高度依赖数据流通、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平台发展,形成地理集聚和虚拟集聚相结合的区域产业新型生态系统,以此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资源以及企业、机构等主体参与产业集群建设,在加速壮大产业规模、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引领辐射效应。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适合集群化发展的原因在于,这些产业本身高度依赖技术创新、数据处理和算法开发,都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来实现加速发展。同时,产业集群可以提供一个有利于知识共享、技术交流和创新合作的环境,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此外,还可以通过集聚经济效应,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进而言之,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可从政策协同与机制创新、资源配置与创新能力提升、长期规划与战略愿景三方面入手

图源:网络


(一)政策协同与机制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与“人工智能+”行动的深度融合


首先,构建长期、动态的政策协同体系,确保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重点推动政策持续创新,实时跟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和市场需求变化,并通过政策调整来引导企业和人才的聚集。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简化审批流程和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式,增强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灵活性。其次,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领域合作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打破各部门的条块分割,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资源整合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是鼓励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产业集群的建设,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体系,促进技术转移、知识共享和资源协同。

与此同时,政策和治理同样重要
,如基于伦理的人工智能发展指南以及调整教育、医疗、保险和社会援助政策以适应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这对拓展人工智能在生产力革新中的应用领域至关重要。
此外,政府应建立灵活高效的监管机制
,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和评估,防止技术滥用和伦理风险,同时为企业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最后,在国际层面
加强对
国内外政策的比较研究
,有意识地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规则协同。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双方在人工智能伦理与社会治理阶段进行深度对接,促进政策协同,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共同完善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体系。例如,我国与欧盟在人工智能政策推动与战略布局方面具有相似性,2024年3月欧盟出台的《人工智能法案》为我国在风险预防与全过程规制等方面立法提供了宝贵经验,有助于我国在持自身立场的基础上,与国际规则相互适应与影响。


(二)资源配置与创新能力提升: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在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创新能力尤为关键,这意味着能够更高效、精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强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加速产业创新与发展。首先,优化资源配置要求结合各地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为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奠定基础。各地应结合自身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市场需求等因素,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快产业的培育与集聚,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其次,建立更加灵活的劳动力适配机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政府应构建灵活的劳动力适配机制,及时调整技能培训和人才培养计划,以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变迁。加强对人才跨区域流动的支持,优化吸引高端人才的政策,同时引导企业加大对员工的技能培训投入,打造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最后,构建创新生态,推动技术突破。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应通力合作,加大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构建支持创新的政策环境,确保人工智能企业有足够的空间开展前沿技术探索和产业化应用。

(三)长期规划与战略愿景:引领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与全球竞争力提升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准确把握国际竞争的新阶段,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长期规划与战略愿景,在引领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与全球竞争力提升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前沿技术领域,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都将自己定位为领导者。欧盟和日本更为专注制定人工智能的规则和标准,以此作出在全球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战略决策。在科技领域,我国凭借科技的快速发展而登上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与治理的舞台,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竞争中,美国仍保持着总体领先地位,特别是在高质量研发、人才、人工智能芯片和融资环境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我国在研发总量上远超美国,但在某些关键技术和人才方面与美国仍存在差距。为了缩小差距,我国应通过科技引领和应用驱动的方式,在理论上补短板,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并在产业上占领制高点,从而全面增强产业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战略方向上,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种方法旨在在联合国框架下实现人工智能发展的公平、安全和普遍福利,而非“小院高墙”的排他性策略。这与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形成鲜明对比,并凸显了可能阻碍有凝聚力的标准制定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同时彰显了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共同体理念和大国担当。为了实现更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我国始终坚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023年10月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作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国方案”,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公平性和实效性的特点,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方面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并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因此,我国需要立足国内发展实际,明确战略定位与目标,同时在注重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此外,还需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伦理和技术安全风险这个全球性问题。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数据泄露、虚假内容生成等安全风险,应当平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技术创新与技术治理的关系、企业合规义务与企业负担能力的关系。同时,对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分析,归纳算法发展过程及其存在的缺陷,并分析这些缺陷可能引发的技术问题和伦理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五、结论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地位已延伸至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竞争领域。拥有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意味着在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在全球竞争的态势下,我国仍然面临来自技术、风险与治理方面的多重挑战。在全球科技竞技场上,“人工智能+”行动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范畴,正成为我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双翼驱动新质生产力生成与发展的核心模式。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正在推动国内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重塑全球生产力格局。未来,我国应继续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强化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提升数据治理效能。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繁荣发展。通过这些努力,我国将在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中不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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