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哪咤闹海与中国人的俄狄浦斯情结(下)

情感   健康   2025-02-01 21:05   江苏  

李孟潮:哪咤闹海与中国人的俄狄浦斯情结(上)

到这里,我们涉及了理解“哪咤闹海”最关键的人物——太乙真人。哪咤一生下来,他的名字不是由父亲取的,而是太乙真人取的,通过命名,哪咤获得了另外一种身份——徒弟。而哪咤和师傅的关系甚至超过了亲子关系。后来,哪咤殴打龙王也是太乙真人的授意,石矶娘娘是太乙真人炼成顽石的,哪咤自杀也是师傅的指示,哪咤托梦给母亲,后来攻击父亲都是太乙真人的命令。其后,降服哪咤,强制他和父亲和平共处,交给李靖克制哪咤的武器的人也是太乙真人的安排。可以说,“哪咤闹海”整个故事都是太乙真人导演的,而太乙真人又受命于教主元始天尊。

可以看出,太乙真人的地位和影响力远远超过李靖。明白了太乙真人所代表的意义,就抓住了理解哪咤那些类似俄狄浦斯情结行为的来源。

虽然李靖是哪咤的父亲,但他只是一个傀儡,他对哪咤的超我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对自我和本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对哪咤的自我起到最大作用的是太乙真人。事实上,哪咤的整个命运都在于太乙真人及他所代表的整个道教系统。如果我们能接受“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意义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就免不了得出结论,太乙真人是文化的代言人。

文明的发展确定了轼父的合法性,当然,轼父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它在现实生活中常表现为对权力的争夺。太乙确定了哪咤的命名,命名,是一种符号化机制,它确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伦理关系网络中的定位。埃里克森指出,认同危机由三大危机组成,其中发生最早的是姓名危机,这个危机源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父母给了孩子肉身,但确定了一个人社会同一性的却是文化,虽然文化是通过家庭进行濡化(enculture)的。符号化是由太乙真人赋予哪咤第二次生命来体现的,太乙真人,是哪咤文化意义上的真正的父亲,哪咤的俄狄浦斯危机通过文化提供的便利,获得了符号意义上的阴茎。而文化对人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压制力比多进行的。这一点,同样是太乙真人一手促成的。在古代的中国,宗法制度、家族的族长的权力远在父亲之上,他们能够审判族人,处决他们的生死。而太乙真人同样能决定哪咤的生死。

作为符号体系存在的文化,其主要任务之一是确定人的存在。人称代词的出现是一个重大事件,拉康认为,“我”的出现在镜子阶段,而“我”的形成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基础的。要全面地理解拉康,只能把他的“镜子”看作是文化的侵入,而不是一块涂了汞的硅化物。文化的延续,必须对本能进行符号化,把本能纳入一个完整一体的体系中。在此过程中,力比多被变形和分散,变形的力比多强度降低,这就像科学家为了对分子进行操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放大装置把分子的图像虚拟成一些栩栩如真的激光图像,通过操作这些图像直接影响分子。“我”是这些图像中最重要的,当我的欲望已经不是那个作为生物个体的我的欲望存在时,文明的延续才可能。

于是,文化最大的奇迹就在于它不断地制造类似力比多的欲望。性就是被这样操作变形的。不难发现,许多人性快感的获得,不在于性交时肉体的接触而发生的自然的生理快感,而在于性生活的环境、性交的姿势等。在人类的性活动中,是文化在起重要作用,而不是生物的繁殖目的。比如说,有的人只能在口交或肛交的行为中才能体验到快感,要问这些人,他当时体验到的快感是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性快感。虽然在生理感受上这种快感和生物性的性快感是相似的,但无疑,这和大多数动物在发情期的性活动是不同的。因为这些人在其他的性姿势中体验不到性快感。也即是,是形式而不是性交本身产生了性快感。这种现象在观淫癖、群交、异装癖、虐恋中体现得更明显。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功能不单单是用压制的手段来对待本我,更重要的是,它规定了力比多可以以哪些方式宣泄,而且,它制造出了一系列镜像力比多来让生物力比多的能量分化和转移。当文化规定的方式变成了上层建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后,这样一些方式被不断灌输、暗示、强化。于是,这些本来是对生物力比多进行调试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来只是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力比多能够转移到不是禁忌的客体就行了,但现在的情况是,本来属于我这个生物体的力比多本身变成了不是我的那个社会体的镜像力比多。随着文化的成熟,人的主体性丧失了。因此,性生活、饮食、穿着、住宿这样一些纯个人的事情也被变成了他人欲望表演的舞台。文化制造出了人一串串的欲望。

 一般来说,上面的假设只适用于主流文化或曰强势话语。而按通常的观念,太乙真人和他背后的道教文化实在算不上主流文化,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是这样的吗?

首先,道家和道教是有分别的,两者的学说有很大的出入,一个是哲学,一个是宗教,而道教的来源有许多复杂的成分,总的来说,有几个部分:古代的民间巫术、神仙传说和方术、荆楚文化的道家哲学及黄老思想、汉代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经学和谶纬神学。

其次,在中国文化中,文化主体一向是“两家(儒家、道家)、两教(佛教、道教)构成,四者以儒为核心形成一种共同体”。而唐、宋、金元、明朝,许多统治者都是崇尚道教的,还设立过道举制度,所以道教是主流话语。

再者,许多人认为的《封神演义》的作者陆西星,也有很多儒家的思想。他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在他的修炼理论中,提倡阴阳双修,但其中没有一点寻求性快感的意思,相反,陆西星认为没有性经验的处男(并非处女)是修炼的好材料,“上德以道全其形,是纯乾未破 ”。道教和儒教表面上常有斗争,实际上都是同样的男权话语,一方面要保证阴茎(penis)的被阉割, 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被阉割的人获得男具(phallus)。拉康区别过男具和阴茎:“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男根不是一个妄想,如果妄想指的是一个想象的效果的话。它也不是一个客体(部分的、良好的、恶劣的等),因为这个词倾向于将有关事实看成一种关系。它更不是它所象征的阴茎、阴蒂或什么器官。弗洛伊德以古人的模拟物来指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哪咤闹海”中,哪咤要杀父是居然有道人用儒家的思想来教训他,道人曰:“哪吒!你父子从此和睦,久後俱是一殿之臣,辅佐明君,成其正果,再不必言其前事。哪吒!你回去罢。” 哪吒把翠屏山的事细细说了一遍:“这个是李靖不是,是我不是?”木吒大喝曰:“胡说!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哪吒又把剖腹刳肠:“已将骨肉还他了,我与他无干,还有甚麽父亲之情?”木吒大怒曰:“这等逆子!”其实,道教和儒教的伦理规范是近似的,在道教的经典如《太平经》《老子想尔注》中,忠孝诚信的字眼随处可见,有学者指出,这些世俗道德观念是神魔小说的主题思想之一。

所以,整个“哪咤闹海”的故事,讲述了人是如何由一个生物个体变化为一个社会的人的。


但是,从整个《封神演义》的结构来看,重新获得的以风火轮和火尖枪为代表的男具并不是哪咤人格发展的理想境界。因为,李靖拥有一样能克制他的物品金塔,这是一个外观如阴茎功能如阴道的符号。这才是哪咤的自我理想——一种男女合体的东西,这种自我理想的形成来自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又来自谁呢?这里需要提出一种表面上牵强的假设,即这种欲望来自成为母亲的男具。

这实际上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形式,弗洛伊德曾经提到过:“来自母亲的性吸引力不久会在对她的生殖器(他以为那会是一个阴茎)的渴望中达到顶点,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女人没有阴茎……然而,他的强烈渴望固定在女人的阳具这一对象上……盲目地崇拜女人的脚和鞋表明他仅把脚当作了他曾经崇拜过的、后来又失踪的女人的阳具的替代性象征;这也是清楚的,喜欢剪女人头发的反常者扮演了阉割女性生殖器的行为者的角色。”

当然,拉康在这方面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的理论认为,有一种在婴儿之外的为母亲所渴求的东西,那就是阳具,孩子永远得不到他,也永远不能代表它。可以把东海龙王解释为这个母亲的男具,因为东海龙王和女性的象征联系紧密,如水晶宫,而东海龙王并没被追杀,只是变成了小蛇,这倒类似于阴蒂,它被称为女人的阳具。哪咤所以没能杀死它,是因为想成为东海龙王。

但还有另一种假设:哪咤没有杀死龙王,是因为他受到了太乙真人的指示,他和龙王的冲突,决定了他以后激烈心理冲突的出现。因为龙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整合的象征,类似于自我或超自我的功能,而哪咤要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苦痛中摆脱,离不了自我的整合,所以,如果他把龙王杀死,就意味着其超脱的不可能。


这种假设的成立,在于论证龙这种最普遍的中华民族的图腾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有学者提出龙蕴涵着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几个基本观念:天人合一、阴阳交合、变易观。龙作为通天神兽,有助于人达到通天之道。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原龙形态,大多数都包含这种文化内涵。据李学勤、冯时等著名专家研究,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鳄型原龙,俨然是一幅六千年前的“苍龙白虎北斗星图”,既表现古人以苍龙、白虎和北斗星座确定时间与农业生产季节,也反映出这位高踞于当时权力上层的墓主足踏北斗、执掌乾坤的神灵地位。

龙作为飞天神兽,可以帮助人达到升天境界。司马迁《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易经》六十四卦的第一卦乾卦,就以龙——苍龙星座的物候历法——为中介,提出了“天—地—人”统一的思维框架、思维模式。孔子晚年在《易传》与帛书《易传》中,正是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高度来解释《易经》乾卦内涵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龙作为通天之物,还帮助生成了“天人合一”,即“天—地—人”统一的宇宙模式。《淮南子·地形训》:“正土之气,御乎埃天。埃天五百岁生缺,缺五百岁生黄埃,黄埃五百岁生黄澒,黄澒五百岁生黄金,黄金千岁生黄龙,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阴阳相迫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黄海。”龙的变化性体现在本身是千变万化的,并无固定模式、固定形态、固定形象。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龙概括为“八能”: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能潜能飞。对龙的变易无穷的本质特征讲得最透底、最充分的首推孔子晚年所作《易传》,特别是新发现的帛书《易传》。在帛书易传《二三子》的一开头,孔夫子一连三次讲了“龙大矣”作为龙德的显著特征,实质上是逐层深入地阐发了“龙变易无穷”的基本观念。

二是六位时成,待机而动。中国的“龙之易”有二重性:龙既是变易无穷的,又是变化有道的;龙的变化之道与时机、机遇是紧密联系的。乾卦,就蕴涵着这种六位时成因时而动的观念萌芽:孔子晚年《易传》发挥了龙须“待时而动”“见机而作”的思想。他借解释《周易》古经,发挥了龙要“待时而动”的思想:“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阴阳交合这种形式的证据是《周易》古经六十四卦最重要的头两卦,就是乾、坤二卦。乾卦六爻皆阳,取象于龙。坤卦六爻皆阴,其中最后的卦象为:“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晚年孔子《易传·文言》,则依据“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交合、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进一步解释“龙战于野”的思想深蕴:“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种阴阳交合的中国式辩证法,在中国龙文化中有三种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苍龙白虎”“阴阳交龙”“龙凤呈祥”。

安德烈·格林总结过近来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念是,俄狄浦斯有正性和负性两面,这起源于孩子体现出的“双性化”趋势。也就是说,男孩子不仅仅对父亲有矛盾的态度,对母亲有爱欲的客体选择,且同时他也像女孩般行事,显出对父亲的有爱欲的女性态度,并有相应的对母亲的嫉妒和敌意的态度。

我认为,这种双性化趋势可以看作是一种儿童适应行为,可能是以后成熟的自我的始基,而平息超我和本我,调节外界于自身的冲突,恰是自我的功能。天人合一、阴阳交合、变易都是自我功能的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超越的意义。“哪咤闹海”提示了一种解决俄狄浦斯情结的方法:追求超越。文化在西方俄狄浦斯情结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俄狄浦斯王》中,主角的命运都是用“神喻”决定的,预言者、第比斯的人民承担了文化的角色。


03
总结和讨论

分析“哪咤闹海”的目的是为了探寻中国人俄狄浦斯情结和心理发展的特点。有必要从纷乱的材料中跳出来,总结一下提出的假设,并和类似研究作比较:

第一个假设是,中国人幼年关系中母亲的重要作用。这影响到中国人各期的发展都延长。这一点有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曾文星总结提出,中国人的心理发展过程有这些特点:“口欲期”延长,“性蕾期”继续享受“小孩”阶段,“潜伏期”社会要求的突然增加,“潜伏期”和“青春期”的阶段都较长,缓慢进入“生殖期”。徐静也指出,中国家庭常见的家庭病理是界限不明、母子间过于亲近依靠。但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样本分析,不能下结论,况且,即便这样的结论成立,其临床意义也值得考究,因为绝大部分治疗师都能够灵活、辩证地理解弗洛伊德对儿童心理发育分期的时间限定。

第二,提出中国人俄狄浦斯期中常用的防御机制有压抑、否认、转移、被动攻击等。值得注意的是,转移的对象很容易扩大到家中其他人,而被动攻击是很常见的。郑仰澄文中也有提及。还有某些形式如拯救幻想、升华等往往体现为对超越性、整体性的追求。但总的来说,几乎所有可以在《俄狄浦斯王》里找到的防御机制在“哪咤闹海”里都有。

第三,提出了文化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的重大作用。文化决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形式和解决途径。这方面的研究尚需深入。

就此,提出精神分析在中国临床应用方向的几点建议:一方面要注意到中国文化的特性,分析应注重自我功能的丰富;一方面要注意技术的多样性,分析倾向的短程治疗、家庭治疗和集体治疗可能是比较适应中国文化的。而就治疗关系来说,咨客可能会较容易对一个类似于太乙真人那样代表文化权威的治疗师产生依从性。

同时,“哪咤闹海”的结局也提示超个人心理学治疗在中国的可行性,虽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丰富人们的自我防御机制罢了。 

“哪咤闹海”的分析方法还有很多,可分析的资料也还有很多,这里只是抛砖引玉,不足之处,诚望指教。本文的假设还有待实践和调查的验证。毕竟,中国心理治疗的发展需要每一位治疗师的努力和所有治疗师的团结协作,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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