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落地泉州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一行人去吃了地方特色名菜——牛鞭炖番鸭，泉州的一位老哥说这道菜大补，建议我们多吃一些......好嘛，当天晚上就有两人止不住的流鼻血，另一人燥热的睡不着，我是第二天开始扁桃体发炎。接下来的几天，我狂灌矿泉水，但丝毫没有降火的迹象。因为，每天吃的菜都是热性的——例如姜母鸭里有大量的姜片，卤面类似江浙的笃烂面、面线糊和江浙的豆腐汤差不多，但胡椒的味道非常明显，吃完以后，嘴里有麻麻的感觉。就这样，我的上火症状没有缓解，又在海边吹了狂躁的海风，终于发展成风热感冒了。泉州的菜品向这个方向演化，我猜想，原因在于泉州比较潮湿，当地人需要吃一些热性的食物，用来驱逐体内的湿气。泉州的开元寺、西街、古城自然是要看的，郑成功和施琅也一定要祭拜。听泉州当地人说，虽然郑成功和施琅都是收复台湾的英雄，但他们非常崇敬郑成功，不怎么尊敬施琅。郑成功是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属于驱逐外侮，施琅是击败明郑政权收复台湾，属于中国内战。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统帅数万大军东渡，为祖国镇守海疆，而施琅收复台湾以后，回到大陆升官晋爵，并在泉州修建了春、夏、秋、冬四座私人园林，享受泼天的富贵。这一内一外、一公一私，造就了郑成功和施琅的不同地位。另外，由于郑成功诛杀了施琅的家人、施琅灭了明郑政权，泉州的郑姓和施姓结下血海深仇，至今不通婚、不联姻、不交友，典型的世世代代老死不相往来。回程那天，机票定在下午，上午就有整段的时间，我便乘车45公里，看了明朝洪武年间修建的崇武古城，又到一公里外祭拜了最近几年非常火的“解放军庙”，见了曾恨奶奶。
那天上午10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28军84师251团的官兵，到泉州的西沙湾进行登陆训练，结果遭遇6架国民党战机的突袭，枪弹和炮弹不断的落到沙滩上。刚从新加坡回国的13岁女孩曾阿兴，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便在沙滩上拼命奔跑哭喊。见曾阿兴受到惊吓，附近的5名解放军战士便扑向她，用身体挡住飞来的弹片，保护住年幼的曾阿兴，但5名解放军战士全部牺牲。曾阿兴为纪念解放军的救命之恩、铭记敌人的仇恨，随即改名为曾恨。再过半个世纪，曾恨已年近花甲，但西沙湾的惨烈景象，她始终不能忘记，于是她四处筹集资金，在1996年建成“解放军庙”，供奉着当年的24名烈士以及牺牲在西沙湾的另外3名烈士的英灵。次年，曾任第10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听说此事，便亲笔为解放军庙写下题词：“为了人民，死的光荣。”曾恨奶奶至今健在，但耳朵基本听不见了，每天坐在庙里的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祭拜者，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泉州号称“半城烟火半城仙”，原因可能是泉州至今仍有6000余座庙宇，供奉着佛、道、儒、天主、新教、伊斯兰、摩尼、印度、犹太等宗教的500余座神祇。泉州的宗教多元，香火鼎盛，我觉得和泉州的历史有关系。以公元4世纪的“永嘉南渡”为起点，中原士族开始迁徙南下，到八闽大地定居。那些迁徙到泉州的人，因为怀念故土，便用晋朝的国号，把最大的河流命名为晋江，用晋朝的国都洛阳，把另一条重要河流命名为洛阳江。此后数百年，中原动荡不休，士族一批又一批的迁徙南下。到了唐朝中期，福建便有了9万户人口，其中泉州占2.45万户。北宋神宗时期，泉州人口更是暴涨到20万户，将近百万人。人口增长等同于劳动力增长，这原本是好事，问题在于，福建的山地丘陵占90%，可用来农耕的土地非常少，世人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泉州也是如此，大部分地方是山地丘陵，只有沿海一带地势平坦，适合农耕。但迁徙南下的中原士族，把中原的佛教也带到泉州，导致泉州成了“泉南佛国”，泉州仅剩的可耕田地，又被这些佛教寺庙占去70%。为了生存下去，泉州人只能出海东渡，到海洋上讨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赴后继的泉州人逐渐发展出世界顶尖的造船业，并开辟出近至台湾、朝鲜、日本、菲律宾，远达印度、波斯湾、非洲东海岸的远洋航线，通过出口丝绸、瓷器、铁器、进口香料，赚到丰厚的利润，富甲东南。
北宋时期，泉州便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同时也是全国的丝绸重镇，地位和杭州不相上下。南宋时期，泉州和58个国家建立起通商关系，成为南宋最繁荣的经济中心，翰林学士李邴就在诗里写道：“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元朝时期，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尔汗国，路过泉州时大为震撼，在《行记》里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云，的确难以想象，这里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既然泉州和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商业关系，那么中国文化必然会沿着远洋航线散播到世界各国，世界各国的宗教、文化、风俗也会沿着远洋航线传入中国、落地泉州。换句话说，商业繁荣和文化多元是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伴而亡。世界各国的宗教文化落地泉州是一回事，泉州人民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那泉州人民为什么要接受呢？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而农业时令是固定的、土地产出是固定的，农民只要按部就班的耕种，就能在秋天收获一定产量的粮食。除非发生天灾人祸，否则不会轻易打断这一过程。于是，内陆地区的中国农民便接受了单一的、有序的、稳定的儒家礼教，并在儒家礼教的规训下，建立起幅员辽阔的王朝。海洋经济固然也有规律可循，但和农业经济相比，海洋经济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出海会不会遇到大鱼、会不会遭遇大风浪、会不会遇到海盗、会不会船毁人亡......在扬帆起锚的时候，这些都是未知数。换句话说，要用不太发达的技术在海洋经济中收获成果，运气占很大的比例。既然冥冥之中的运气能决定人的生死祸福，那么泉州人便有了极大的不安全感。为了消弭海洋经济带来的不安全感，他们就需要一些精神寄托，支撑他们继续出海远航。在那些经常出海远航的泉州人看来，神祇无所不能，进庙磕头烧香总是没错的，这么多神祇，总有一个能保佑我平安吧？如果我把各路神祇都拜一遍，还是没有平安归来，那也认了，死的心服口服。在这样的背景下，泉州就成了“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城市。
短短几天时间，我在泉州就见到三场大型祭祖活动，晋江梧林传统村落的蔡氏家廟也修的金碧辉煌，大门两侧有一幅联子——横批，自唐世家。
不到福建、不到泉州便不能体会宗族的厉害，尤其对我这种北方人来说，宗族厉害到这种程度，简直是闻所未闻。到庙宇里祭拜神祇，可以给出海谋生的泉州人精神寄托，但不能百分百保证他们就是安全的。他们出海以后，便远离大陆上的政府、法律、军队，一切世俗的安全保障都不再起作用。能保护他们安全的，唯有武器和同伴，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的财产和货物，随时都可以是别人的。而在海洋那种法外之地，没有深度利益捆绑的同伴，也是信不过的，谁知道他是不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样一来，能信得过的同伴，便是血脉相连的宗族亲朋。毕竟，有血脉亲情这层关系，同伴觊觎你的财产也要顾及几分颜面，不好意思下死手。退一万步说，即便同伴谋财害命了，两家人也生活在一起，报仇是非常方便的。除了海洋上的安全以外，为了远洋贸易的长远发展，宗族亲朋也要抱团取暖。因为随着远洋贸易的发展，泉州人的商业规模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在海外建立贸易站点，形成“采购、销售、结算”的综合商业网络。谁敢贪钱或者吃里爬外，族长可以直接和他留在泉州的家人算账。正因以上两点，泉州人做远洋贸易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宗族整体行动，赚了钱也要带回泉州，修房屋立宗庙，巩固宗族的根本，为子孙后代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泉州人修建的房屋用色大胆，远远望去就有鲜艳明快之感，有的大宗族甚至用皇室专用的黄色粉刷墙壁。如果是中原地区的人用皇室禁色，免不了来一场九族消消乐，但在泉州就没人管，用的人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而这正是泉州宗族文化兴盛的第二个原因，远离皇权，可以为所欲为。福建遍布丘陵又僻处东南，数千年来都是兵家不争之地。乱世的时候，枭雄们攻取浙江、江西以后，福建便能传檄而定。治世的时候，如果朝廷派兵来围剿较大的地方宗族，他们又能躲到山里，避开官军的锋芒。既然朝廷管不了福建的地方宗族，地方宗族又和远洋贸易紧密相连，那么历代朝廷为了节约统治成本，便对福建的地方宗族施行羁糜统治，听之任之。于是，福建经历的战争相对较少，那些兴盛起来的地方宗族，不容易被战争冲垮，可以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就这样，庙宇神祇抚慰着泉州人的精神世界，地方宗族保障着泉州人的现实生活，二者共同为泉州人保驾护航，千年不绝。庙宇倒没什么问题，人的精神总是需要一个寄托的地方，不寄托在庙宇神祇上，就要寄托在政治信仰上。相比起来，还是庙宇神祇更安全一些。很多基层村委的党支部书记，其实就是他们那个村、那个族的族长，和千百年前的前辈相比，只是换了一层皮而已。每当有什么需要集资的创业项目，他们打一个电话，就能从宗族同胞的手里拿到成百上千万。当然，如果出了青年才俊，宗族会提供学费和生活费，如果因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宗族也会提供基本的救济，事实上做到了养老不用靠政府。从国家层面来看，强大的国力，永远源自原子化的个人和强势的政府相结合，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最大限度的攫取民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从个人来说，国家机器的强大，可能就意味着个人要负重前行，受了委屈也没有地方申诉，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的亿万农民都是这么过来的。到了这个时候，地方宗族便可能成为个人的保护伞，在一定程度上给个人的生活和命运托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