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6年6月的“弭兵会盟”，确定了天下相对和平的格局，此后数十年，晋、楚、齐、秦再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大国之间的博弈，逐渐从战场厮杀的热战，转向扶持代理人冲锋的冷战。僻处东南的吴国，便利用这样的有利时机，发起了一场“小国出访”的外交秀，彻底摆脱了蛮夷之国的身份，晋升为中原文明圈的东南地域性大国。其中的各种传奇故事，给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吴国是周朝姬姓国，但论资历，吴国甚至比周朝都要深远。商朝末年，姬氏领袖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徙到岐山脚下，开辟了姬氏的新根据地——周原，并营造城池修建房屋、改戎狄风俗为华夏衣冠，缔造了姬氏和周原的新气象。古公亶父之子，为什么不在周原，却跑到偏僻的东南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拆解《史记·周本纪》里的一句话——“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后世普遍认为，太伯、虞仲、季历都是古公亶父和太姜之子，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但从《史记·周本纪》的字面意思来看，季历是古公亶父和太姜之子，没有任何疑义，太伯和虞仲的母亲却可能另有其人，否则，司马迁不必分开来写。古公亶父的正妻是太姜，毫无疑问，太姜出自姜姓，这是母系氏族时期的一个古姓，非常久远，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繁衍，依然拥有强盛的部族势力。季历的正妻是太任，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太任出自任姓。《史记·五帝本纪》里写道：“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中一个姓氏就是任姓。这就意味着，太任的母族，同样是历史久远、实力强悍的部族。太任之子，便是周文王姬昌，生而聪慧，品学兼优，被古公亶父寄予厚望。1、如果太伯、虞仲、季历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那么他们这一辈，能从父族和母族继承的资源是相同的，但太伯和虞仲的正妻，背景可能不如季历的正妻太任，他们的后人，能力和德行也不如姬昌。2、如果太伯和虞仲的母亲另有其人，那么太姜和太任的背景资源，只可能转移给季历和姬昌，而不可能对太伯和虞仲有任何帮助。不论哪种猜测是正确的，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为了姬氏的兴旺发达，进而滚雪球一样壮大，立季历和姬昌做继承人，才是古公亶父的最佳选择。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古公亶父才对姬昌情有独钟，把部族发扬光大的希望，寄托在姬昌的身上。为了姬氏的前途，为了不使古公亶父在“立长、立贤”之间为难，甚至有可能是受到太姜和太任的暗示，太伯和虞仲便逃离周原，跑到东南的蛮夷之地，并割断头发、刺满纹身，自绝于华夏文明，以示绝不继承古公亶父的地位。古公亶父薨逝以后，季历和姬昌苦心经营数十年，整合了内部势力，开拓了姬氏的势力范围，最终在姬昌之子、周武王姬发主政的时候，召集诸侯东征灭商，开创八百年的姬周王朝。而太伯和虞仲到了东南，凭借周原带来的知识技能、姬氏领袖之子的高贵身份、避位让贤的传奇故事，很快吸引了千余家的荆蛮追随者，太伯便自立门户，国号为“句吴”。过一些年，太伯薨逝，因为没有儿子，国君之位便传给弟弟虞仲——“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史记·周本纪》里说：“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吴太伯世家》也说：“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至于太伯为什么无子，可能是没有生出儿子来，也可能是早年间生儿子了，但不习惯东南的水土环境，导致儿子早夭，失去了继承人。不管怎么说吧，吴国的国君之位，就此从太伯一系，转移到虞仲一系。周武王姬发灭商以后，吸取商朝同姓国不足的教训，开始大封姬姓族人为诸侯，考虑到太伯和虞仲的避位美德，周武王姬发便发布命令，寻找太伯和虞仲的后人。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周章和周武王姬发建立起联系，随后，周武王姬发承认了吴国，正式册封周章为诸侯，并请其弟回到中原，建立虞国，列为诸侯。因为周章弟弟的国号是“虞”，排行第二，故而虞国的开国国君，也称为虞仲。再过数百年，虞国在晋献公“假途灭虢”的阳谋下，亡于晋国，但地处偏远的吴国，却在经历太伯、虞仲、季简、叔达、周章等十八代国君以后，传到第十九代国君寿梦之手。我们在《风云激荡的十五年》里说过，公元前584年春，吴国出兵讨伐郯国，同年秋，申公巫臣代表晋景公出使吴国，不仅促成“晋吴联盟”，还把晋国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教给吴国，帮助吴国提升国力，替晋国骚扰楚国侧翼。吴国紧邻楚国的地理位置，是晋国决定联合吴国的关键因素，但不论《史记》还是《春秋左传》，都是写了“晋吴联盟”的事，却没有解释一个关键问题——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梳理一下那几年的大事件——公元前586年，郑国背楚归晋，晋景公和各诸侯国在郑国的虫牢会盟，确定了晋国的天下霸主地位。公元前585年，晋国召集卫、郑以及河南的伊洛、陆浑、蛮戎等戎狄部族，出兵伐宋，随后又以天下霸主的身份，命鲁国出兵伐宋。公元前584年，楚国令尹子重统兵伐郑，不等晋国和诸侯联军抵达，郑国便击破楚军，俘虏了楚国的郧公钟仪。同年，晋国召集各诸侯国在卫国的马陵会盟，重申虫牢会盟的约定，巩固了晋国的天下霸业。在这些大事件中，晋国扫荡中原气势如虹，但实事求是的说，对僻处东南的吴国影响并不大，按照那时的信息传播速度，吴国能不能及时收到消息，都是未知数。如果吴国能及时收到消息，唯一的解释是，吴国通过某种捷径，主动或被动的知道了天下争霸的信息，了解晋国和楚国的实力消长。《史记》和《春秋左传》里没有写，但东汉学者赵晔在《吴越春秋》里，记载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安徽凤阳），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於乎哉，礼也。”那年，刚继位的吴王寿梦到洛阳朝拜周简王，完成任务以后，寿梦又到楚国访问，欣赏了楚国收集的各诸侯国礼乐，紧接着，寿梦和鲁成公在钟离见面，询问了鲁国保留的周公礼乐。出来走了一圈，寿梦大受震撼，感叹道：“原来这就是礼乐啊，开眼了开眼了，我们吴国实在太落后了。”可以想见，寿梦在这个过程中，一定听说了晋楚争霸的故事，一定被晋国的霸主地位所折服，一定对各诸侯国的礼乐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崇敬之情。唯有如此，寿梦回到吴国以后，才会立即出兵北上伐郯，积极融入天下争霸的历史进程。听闻晋国要和吴国结盟，寿梦也立即同意。他要带领落后的吴国奋起直追，用短时间内付出的血酬，给吴国换一张诸侯大国甚至是天下霸主的入场券。这才是吴国接受晋国的橄榄枝，愿意做晋国马前卒的真相。此后多年，寿梦用晋国教授的射箭、车战技术不断骚扰楚国，并讨伐巢、徐等诸侯国，向晋国证明了吴国的价值，同时也开拓了吴国的疆土，终于换来一句：“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他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夷末（余昧）、季札。按照“长幼有序”的继承原则，公子诸樊应该继承吴国国君之位，但寿梦和古公亶父一样，不愿意传位给年长的公子诸樊，坚持要年幼的公子季札继位。公子诸樊理解寿梦的用意，愿意效仿太伯、虞仲让位，公子季札却不愿意效仿季历、姬昌继位，直接拒绝了寿梦的传位要求。寿梦没有办法，暂时传位给公子诸樊，但叮嘱他，一定要把国君之位让给公子季札。等公子诸樊处理完寿梦的丧事，再次提出传位的要求，公子季札又一次拒绝。《史记·吴太伯世家》给出寿梦传位公子季札的理由：“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藏。子藏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藏，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十余年前，曹宣公追随晋厉公伐秦，薨逝于军中，曹国群臣决定公子负刍留守、公子欣时西行迎接曹宣公的灵柩。结果公子负刍趁机诛杀曹国太子，自立为曹国国君，成为曹成公。随后，晋厉公统帅各诸侯国伐曹，准备诛杀弑君悖逆的曹成公，拥立有一面之缘的公子欣时为国君，但公子欣时说：“为君非吾节也”，便逃离曹国，投奔宋国。公子季札引用公子欣时的故事，其实就是想说，吴国已经有国君了，无故更替不合道义，他宁愿不做国君，也不愿背弃道义。以上两条史料说明，不仅寿梦认为公子季札“贤”，公子诸樊也认为公子季札“贤”，否则不可能心甘情愿的传位给他。公子季札两次拒绝继位，证明了他确实很“贤”，父兄都没有看错人。而正是这个“贤”字，隐藏着寿梦和公子诸樊传位、公子季札拒绝继位的秘密。众所周知，贤是没有标准的。能征善战是贤，品德高尚是贤，体恤民心是贤，能团结朝野也是贤，不是有了贤名，就有资格做国君的。寿梦认为“季札贤”，就做出传位的决定，公子诸樊愿意放弃国君之位，遵守寿梦的遗言传位给公子季札，一定是公子季札的“贤”，符合吴国的需要，契合寿梦的政治路线，能带着吴国继续向前走。其一是兴礼乐，其二是入中原，文武并举，攻守结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共同发展。如果吴国没有礼乐，就不能真正和各诸侯国接轨，即便凭借晋国教授的技术强行进入中原，也不过是翻版的楚国，不可能得到各诸侯国的认可。公子季札的“贤”，极有可能是随着晋国和吴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大量的礼乐知识传入吴国，公子季札在成长的过程中，勤奋学习细心揣摩，成了一个礼乐知识储备丰富的人。所以东汉学者赵晔写《吴越春秋》的时候，才用了一句——“寿梦乃命诸樊曰：我欲传国及礼，尔无忘寡人之言。”近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以后，和西方世界比较亲密的留学派占据上风，传统的武士逐渐没落。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极力效仿苏联，于是留苏学生分布在各级重要岗位，后三十年和欧美接轨，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成为各界追捧的对象。
公子季札在吴国的地位，类似于近代日本的留学派、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留苏派、后三十年的留欧美派。正是因为公子季札的礼乐知识太丰富了，他不仅被熏陶成谦谦君子，“精通礼乐”也成为公子季札的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子季札就不愿也不能违背礼乐教条，必须坚持遵守“长幼有序”的继承原则。在他的心目中，节操比权势更重要，礼乐传承比世袭国君更有价值。所以，公子季札拒绝了寿梦和公子诸樊的传位，甘愿做一名臣子，用自己的礼乐知识，辅佐父兄。无奈之下，公子诸樊暂时做了吴国国君，并和其他兄弟约定，改“父死子继”为“兄终弟及”，四名兄弟轮流做国君，一定要传到公子季札为止。公元前548年12月，诸樊在伐楚的时候战死，传位给公子余祭。公元前544年，余祭统兵伐越，被越国俘虏刺杀，仅仅在位四年，随后，公子夷末（余昧）继位。余祭被越国俘虏刺杀是《春秋左传》的说法，《史记·吴太伯世家》说余祭在位十七年，考虑到《春秋左传》是第一手史料，我们这里就采用《春秋左传》的说法。尽管公子季札还没能成为吴国国君，但他的礼乐知识越来越深厚，以臣子身份辅佐夷末的时候，亲自操办了一件大事，不仅让自己千古扬名，还给吴国建立了巨大的功业，间接实现了寿梦的愿望，践行了寿梦的政治路线。公元前544年，距离“弭兵会盟”已经过去两年，各诸侯国都遵守了这份和平约定，维持着来之不易的美好时光。数十年来，楚国做为晋国的最大竞争对手，给晋国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楚国依仗武力，经常不按常理出牌，晋国和各诸侯国都担心，楚国撕毁盟约，重新争取霸业，毁掉来之不易的和平。要让楚国安分守己，必须给楚国制造障碍，让它不得不遵守盟约。可以说，在“弭兵会盟”之后，吴国的统战价值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甚至比晋楚争霸的时候更高。因为晋楚争霸时，只是晋国需要吴国，弭兵会盟以后是各诸侯国都需要吴国。既然各诸侯国想利用吴国，那就必须付出一些代价，对于吴国来说，这是一次百年难逢的机会。如果能在各诸侯国都需要吴国的时候，派出使者开展一场外交活动，不仅可以巩固吴国和各诸侯国的关系，还能借机展示吴国的软实力，为吴国融入中原文明圈子铺平道路。一旦完成这项任务，吴国就不再是蛮夷之国，而且有机会成为堂堂正正的礼乐之邦、各诸侯国都承认的东南地域性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余祭在初夏时节遇刺身亡，夏秋之际，夷末便任命公子季札为使者，渡江北上出访鲁国，开启了吴国立国以来的第一次正式外交访问。1、鲁国和吴国相距不远，公子季札渡过长江，便接近鲁国，首访鲁国顺理成章。2、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吴国是太伯、虞仲的封国，两国是近亲。3、周公旦制定礼乐，鲁国的传承最为正宗，如果公子季札的礼乐修养能得到鲁国的承认，可以为后续出访打开局面。于是呢，公子季札到了鲁国，鲁国大夫叔孙豹负责接待。公子季札带着政治任务出访，故而他在鲁国的外交活动，时时刻刻都在代表吴国展示礼乐、文化、能力。公子季札来访的目的，鲁国自然是清楚的，于是叔孙豹接待公子季札的时候，也做了别出心裁的安排。刚一见面，公子季札便和叔孙豹说道：“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政治的第一要务是用人，你参与鲁国的政务，却不能辨别善恶，恐怕将来不得好死啊。随意点评别国政务，质疑卿大夫的能力，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大忌。公子季札刚到鲁国便向叔孙豹说这番话，非常不得体。这就意味着，叔孙豹承认了公子季札质疑自己的资格，承认了吴国和鲁国平起平坐甚至略高一筹的地位。可以说，叔孙豹是在“天下和平”和“联吴制楚”的大局下，用自己和鲁国，给公子季札和吴国做了垫脚石。他们通过一场双簧，给这次外交活动，造了一个响亮的声势。那时的“乐”是韵律、舞蹈、唱词结合起来表演的，而唱词部分，便是流传至今的《诗经》。于是，鲁国首先安排了《周南》和《召南》，紧接着是《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国风篇章结束，《小雅》、《大雅》、《周颂》等相继登场。例如观看《周南》和《召南》的时候，评论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观看《陈风》时又说：“国无主，其能久乎。”这么一圈下来，公子季札几乎把《诗经》的所有篇目都看了一遍、听了一遍、评了一遍。从歌颂周文王的《象箾shuo》和《南籥yue》、歌颂周武王的《大武》、歌颂商汤的《韶濩hu》、歌颂夏禹的《大夏》再到歌颂舜帝的《韶箾》，都给公子季札表演了一遍，他又边看边点评了一番。周乐以国风为主，可以视为春秋时期的空间维度，舞蹈按由近及远的时间顺序排列，可以视为上古三代的时间维度。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鲁国以这样的方式招待公子季札，不可谓不隆重。
而公子季札一边观看一边点评，和评论叔孙豹如出一辙，都是在展示自己的礼乐知识，以示吴国有能人，不容天下英雄小觑，完全有资格融入中原文明圈子，和各诸侯国坐而论道。
毫无疑问，鲁国和公子季札的配合是成功的。
公子季札以吴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积淀为后盾，通过“观周乐”的方式扬名立万，鲁国以自己为垫脚石，成功提高了公子季札和吴国的地位，帮助各诸侯国笼络住吴国。
以上，公子季札出访鲁国观看周乐的过程，便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十篇文章——《季札观周乐》。
而有了鲁国的良好开局，公子季札后面的行程便非常顺利了。
离开鲁国，公子季札前往齐国会见晏子、到郑国会见子产、到卫国会见蘧瑗等人、到晋国会见赵武、韩起、魏舒和羊舌肸——
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子发、公子朝。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叔向。这些会见公子季札的人，无不是各自国家的贤臣、权臣。他们能同时出面会见公子季札，其实就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即重视和吴国的盟友关系，认可公子季札的礼乐修养，接纳吴国进入中原文明圈子。能做到这一步，吴国的统战价值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周乐的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分项。《春秋左传》的一句记载给出了明确答案——“襄公三十一年，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通路也”。通路，即疏通晋吴之间的往来道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沟通渠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公元前542年，夷末命屈狐庸出使晋国，在公子季札出访的基础上，再次疏通两国的道路和沟通渠道，方便使者频繁往来。夷末能做出这项决定，显然是吴、晋的关系更上一层楼，日益亲密了。和晋国的关系亲密，吴国便可以接收更多的生产技术、军事技术，保证国家的硬实力逐渐发展壮大，从长远来看，也可以不断的吸收晋国等诸侯国的礼乐文化，提升吴国的软实力。而在公元前537年，楚灵王统兵伐吴，并和越国结盟——“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安徽霍丘）”，准备以泰山压顶之势降伏吴国，结果楚国先败后平，没有取得任何战果。“是行也，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楚子惧吴。”这场战争，证明吴国在晋国等诸侯国的援助下，已经足以抗衡楚国，为日后伐楚、伐越并称霸天下奠定基础。吴国崛起如此迅速，以人事而论，首先要归功于寿梦及时转型，其次要归功于公子季札的外交成功。但以大势而论，则是吴国参与了春秋争霸的历史进程，没有偏安东南一隅。他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哪怕在人生最后时刻，也没有选错人。随着晋楚争霸告一段落，晋国支持的吴国、楚国支持的越国之间的争锋，即将拉开帷幕，为春秋争霸上演最后的余晖。不过，在开启吴越争霸战争以前，我们要穿插两个人物篇章，其中一个是消耗掉楚国最后元气的楚灵王，另一个是堪称春秋政治家典范的郑国子产。我的新书《大国浮沉500年：经济和地理背后的世界史》出版了，点击下方链接即可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