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黄河心不死”是中国的一句俗语，有时用来指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更多的时候，这句话是“除非走投无路，否则绝不罢手”的意思。乱世争雄，没有角逐出最后的王者，任何一个枭雄都不愿意停下脚步。政治斗争，如果仍有一些翻盘的机会，那些野心家们就不会安分守己。离家谋生，没有赚到足够的钱财，心有不甘的人就不愿意回乡。如果他们停下前进的脚步，一定不是良心发现，而是能量耗尽，不得不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人就说，这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下一场战争的开始。因为世界各国都保留着一定的实力，又有一大堆矛盾没有解决。再过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绝大部分国家都卷入其中，摧毁巨额的财富，牺牲了数亿人口，除了美国和苏联以外，世界各国都消耗的干干净净。等战争结束以后，人民的厌战情绪达到顶点，各国政府也发现无力再战，急需进行经济建设。于是，大规模的争霸战争停止了，世界进入美苏共霸的两极时代，人民也迎来八十年的和平岁月。见到黄河，走投无路，心便死了，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公元前579年，宋国右师华元试图消弭战争，便奔走于晋楚之间，给晋国中军帅栾书和楚国令尹子重传递消息，终于达成“晋楚共霸”的条件，晋厉公和楚共王甚至到宋国商丘的西门外，举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会盟。但楚国仍有实力，自然不愿意放弃百年征战换来的霸业，晋国没有恢复鼎盛时期的影响力，同样不愿意让出一半的铁王座。此外，齐国有鱼盐之利，随时准备和齐桓公一样，把经济利益转换为国际影响力。秦国雄踞西北，数十年来始终想在中原占有一席之地。四大强国的诉求没有满足，矛盾没有解决，实力没有耗尽，便意味着“晋楚共霸、天下太平”是暂时的，战争仍将继续。公元前576年，即晋楚会盟的三年后，楚共王便撕毁“晋楚共霸”的盟约，准备出兵伐郑。楚共王的弟弟子囊表示反对：“刚签订盟约就撕毁，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楚国司马子反说：“有利可图就要争取，盟约算什么？”随后，楚共王亲自统兵北上，攻破郑国的暴隧（河南原阳），又向东征伐，攻破卫国的首止（河南睢县），兵锋直抵宋国都城商丘。自从楚国开始争霸以来，始终是行霸道，以兵威降伏各诸侯国，这次撕毁盟约，同样是霸道行事，试图以兵威重新进取中原。楚共王北上以后，晋国的中军帅栾书（栾武子）提议“伐楚”，韩厥（韩献子）却反驳道：“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楚国撕毁盟约，失了各诸侯国的心，驱赶人民作战，失了楚国人民的心，这是法西斯行为，不能持久。我们应该鼓励楚国出兵，等楚国的人心丧失殆尽之后，必败。遵守盟约，维护天下秩序，永远站在大多数的一边，这就是荡荡王道。这原本是一条正确的建议，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楚国咄咄逼人的态度，一定会把各诸侯国推向晋国一边，晋国便能以“维护天下秩序、保卫世界和平”的名义，动员各诸侯国伐楚，结束无休无止的争霸战争。郑国地处中原，属于四大强国必须争取的战略支点，经过百余年的战争，郑国残破不堪，几乎没有余力抵抗大国，便形成了谁赢帮谁的风格。于是在公元前575年春，郑国在楚共王兵威之下，投降了。郑国背晋归楚，意味着晋国失去了中原的战略支点，再不出兵南下，便不是行王道了，而是绥靖楚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晋厉公暂时放弃王道政策，改用霸道应对危机，随即命栾书和士燮统中军、郤锜和荀偃统上军、韩厥统下军、郤犨（chou）和郤至统新军，南下伐郑。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晋厉公还命栾黡（yan）出使鲁国，郤犨在大军抵达郑国战场之前，出使卫、齐，邀请三国出兵，和晋国组成伐郑联军。晋国如此兴师动众，目的就是以狮子搏兔之势，一战克敌。而楚共王听闻晋国南下伐郑，立即命司马子反统中军、令尹子重统左军、右尹子辛统右军，全力北上救郑。6月，晋楚两军在郑国鄢陵相遇，爆发了一场既有诡诈权谋、又充满春秋君子风度的大战。若敖氏曾是楚国的宗室贵族，楚武王的头号重臣斗伯比、楚庄王的令尹斗椒都是若敖氏的重要成员，后来若敖氏权倾楚国，遭到楚庄王的血腥屠戮，斗椒之子苗贲皇便逃往晋国，得到晋国君臣的礼遇。苗贲皇出自楚国，非常清楚楚军的弱点在哪里，于是他向晋厉公提议：“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司马子反统帅的中军是楚国精锐，如果能把楚军的左右军分开，以晋国三军精锐迎战楚国中军，形成局部的兵力优势，必胜。晋厉公不放心，卜了一卦，卦辞是“南国䠞、射其元王、中厥目”，南方国家战败，其国王的眼睛中箭，大吉。看到这样的卦辞，晋厉公下定决心，按照苗贲皇的建议迎战楚军。说来也巧，大战前一天，晋国的魏锜梦见射中明月，醒来就自己解梦：“姬姓是日，异姓是月，梦中射明月，肯定寓意着射中楚共王”，于是在开战以后，魏锜弯弓搭箭，果然射中楚共王的眼睛。楚共王大怒，交给楚国神射手养由基两支箭，命他给自己复仇，养由基一箭射中魏锜的脖颈，然后把另一支箭交还楚共王。按照普遍的战争逻辑来看，楚共王负伤，晋军应该全力猛攻楚共王的战车，把他俘虏到晋国留学才对啊，是吧。但有意思的是，统帅晋国新军的郤至，三次攻到楚共王的战车前，都跳下战车、脱掉头盔、快步向前走，以示对楚共王的尊敬，等离开一段距离，才重新穿戴整齐，恢复战争状态。见到郤至尊敬自己，楚共王竟然也没有伤害郤至，反而命工尹襄给郤至送去一把弓，以示慰问。“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榖而趋，无乃伤乎？”如果在后世的战场，发生了这种行为，所有人都会想，明明靠近楚共王了，郤至竟然没有斩将夺旗，是不是准备叛国了？明明能射死郤至，楚共王竟然没有下手，两人是不是有什么私情？但在春秋时期，王对王、将对将、兵对兵，才是世人公认的战争原则，偷袭、暗箭、欺诈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手段。既然不使用法术诈力，晋楚两军的战斗力又相差无几，所以战争进行的相当艰难，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晋不胜楚、楚不胜晋。直到有一天，楚共王召司马子反商议军务，结果子反喝醉了，不能出门见人，楚共王发出一声长叹：“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随即连夜撤离战场，返回楚国。次日，晋军进入楚军的营地，以这种不光彩的姿态，获得“鄢陵之战”的胜利。不管怎么说吧，从王道国策转向霸道战争，再到鄢陵战场上的诡诈权谋和春秋风度，晋国总算遏制了楚国北上的野心，维持着晋楚共霸的局面。不过，正是从“鄢陵之战”开始，晋国抛弃了以往的单纯武力争霸策略，把维护天下秩序的王道、消灭天下秩序破坏者的霸道结合起来，形成晋国的“霸王道杂之”新路线。尽管晋楚的国力相当，晋国也调整了路线，但恢复霸业仍然需要一些契机。自从“曲沃代翼”以后，晋国就有外姓大臣势大、政出多门的隐患，就连鲁国大夫叔孙侨如都说：“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这是晋国的特殊国情，不是谁想改就能改的。晋国的最佳出路，便是国君放弃集权，通过给外姓大臣让利的方式，和外姓大臣结成利益共同体，换取晋国的蓬勃发展。晋文公以后，晋国每次恢复霸业，都是因为国君和外姓大臣深度绑定，而晋国每次衰落，都是因为国君和外姓大臣爆发血腥斗争。能认清这一点，晋国国君就能做明君，否定这一点，晋国国君就不得好死。“鄢陵之战”以后，晋厉公可能认为，晋国数次击败楚国，晋国已经无敌于天下，又借赵氏孤儿事件诛杀了赵氏权臣，完全可以进一步梳理晋国政治了，便开始尝试着恢复国君权威——“成公十七年，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外嬖即私人宠臣，尽去群大夫，目的就是用根基浅薄的私人宠臣，替换根深蒂固的外姓大臣。晋厉公的外嬖主要是胥童、夷阳五、长鱼矫等人，其中胥童是晋国下军佐胥克之子，赵盾死后，郤缺以中军帅的身份执掌晋国，随即废除胥克，任命赵朔为下军佐，明目张胆的搞了一场利益输送。可以说，胥童是晋国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做晋厉公的外嬖，唯一的诉求是借晋厉公之手，清除当权的外姓大臣，恢复胥氏家族的地位。既然胥童是这样的身份，夷阳五、长鱼矫等人的身份也不可能太差，而且郤锜夺了夷阳五的田地，郤犨夺了长鱼矫的田地，他们两人对郤氏又有了更直接的仇恨。按照当时的礼法，晋厉公发出猎杀的号令之后，卿大夫们要根据等级地位，依次射杀猎物，等射猎结束，君臣再共享盛宴。这次打猎的时候，晋厉公照例猎杀了一只动物，然后便和宠妾饮酒，不再过问卿大夫射猎的事。结果，他宠信的寺人孟张抢了郤至的一头野猪，郤至大怒，一箭射死寺人孟张。在晋厉公看来，郤至射死寺人孟张，简直是挑战自己的权威，大骂一句：“季子欺余”，回去就开始密谋，提前执行清洗计划。胥童提议道：“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敌多怨，有庸”——郤氏是大家族，结怨甚多，尤以郤锜、郤犨、郤至为最。用郤氏祭旗，可以给其他家族报仇，也有利于国君集权，百利而无一害。确定了目标，胥童和夷阳五便带着八百甲士包围郤府，长鱼矫则乔装打扮混进去，用长戈击杀郤锜、郤犨、郤至，干净利落的完成任务。做完这一切，胥童又提议，趁机把位高权重的栾书、荀偃一起杀了，省的夜长梦多。但就在这个时候，晋厉公担心，一次性杀人太多无法收场，便拒绝了胥童的建议。晋厉公想一步一步完成计划，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任何理由就诛杀郤氏，给其他外姓大臣造成了巨大的不安全感。因为郤氏突然消失已经说明，晋厉公要诛杀其他家族，也可以不用任何理由，尤其是栾书和荀偃，已经上了胥童的黑名单，谁都不知道晋厉公何时改变主意，向他们下手。同年底，栾书和荀偃不提供任何理由，直接出兵囚禁并诛杀晋厉公、胥童，公元前573年正月，又自洛阳迎回公子周，准备拥立为晋国国君。我们在这里多说一句，栾氏和郤氏都晋国宗室的旁支远宗，当年栾氏和郤氏给庄姬做伪证，亲手促成赵氏孤儿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理解为晋国宗室势力对外姓大臣的反扑。现在晋厉公诛杀郤氏，事实上是晋国宗室势力的自我消耗，从此以后，栾氏便成为晋国宗室在权力核心圈的独苗。公子周是晋襄公的曾孙，属于旁支远宗，正常情况下根本没有继位的资格，而且公子周年仅14岁，一般来说是不具备成人行事能力的。栾书和荀偃拥立公子周，无非是想有一个根基薄弱且年轻识浅的国君，既方便他们操纵晋国军政事务，又能实现自我保护。就在正式继位之前，公子周说了一番话：“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我是不受宠爱的流亡公子，能做晋国国君，都是天意啊。但国君的职责是主宰乾坤，决定一切军政事务，如果不能行使国君的权力，我宁愿不继位。你们给我一句话，到底听不听我的命令？公子周把继位的事归于天意，说明公子周不承认栾书、荀偃等人的拥立之功。这是一场极其精妙的赌博，赌输了，大不了回去做流亡公子，可一旦赌赢了，公子周就能不受挟制，做一个强势的晋国国君。人都迎回来了，仪仗都准备好了，公子周却突然说不继位了，那他们如何向晋国朝野交代？无奈之下，他们立即说道：“群臣之愿也，敢不唯命是听”，赶紧继位吧，求你了，给我们一个台阶下，我们一切都听你的。公子周得到想要的答案，便继位做了晋国国君，史称晋悼公。这哪里是青涩懵懂的14岁少年，明明是天赋绝伦的政治天才，和汉文帝刘恒、明世宗朱厚熜如出一辙。而得到晋国军政事务的决定权以后，晋悼公便在此后十年间，开启了一系列改革。政治方面，晋悼公任命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士贞伯为太傅、贾辛为司空、栾纠为御戎，共同辅佐自己。看看这些人的姓氏，几乎都出自晋国老牌家族，没有一个新人能拿到入场券。这项任命，其实就是晋悼公向外姓大臣传递信息，即你们拥立我做晋国国君，我保证你们的权力和富贵，我们共享晋国江山。晋国国君和外姓大臣，通过这项任命，紧紧团结在一起。外交方面，魏绛（魏庄子）建议晋悼公，不要轻易和戎狄部族开战，否则楚国出兵北上的时候，晋国便不能抽调兵力援救各诸侯国，容易造成各诸侯国背晋归楚，晋国霸业崩溃。可以向戎狄部族购买土地、安定边疆百姓、减轻晋国的边防压力、借戎狄部族的兵力威慑中原诸侯国、造成万国来朝的声势。晋悼公立即同意，任命魏绛为使者，代表晋国和周边的戎狄部族会盟。从此以后，晋国节省了巨额军费，还拥有了一支戎狄部族仆从军。经济方面，晋悼公听取魏绛的建议，把公室、国库、各级卿大夫的财富聚拢起来，借贷给晋国百姓，盘活了晋国的金融市场，并开放山林川泽，允许晋国百姓自由开发，搞活了晋国的实体经济。“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经过这一系列改革，晋国实现全方位的腾飞，无论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都称得上是政通人和，综合国力远超齐、楚、秦等同体量的大国。公元前572年，晋国的韩厥、荀偃统帅晋、鲁、宋、卫、曹、莒、邾、滕、薛等国组成的诸侯联军，南下伐郑，一战攻破新郑的外城，并在洧水畔击败郑军，然后转向东南，攻破楚国的焦、夷等城池，驻扎在郑、宋、楚三国的交界处。
次年7月，郑成公薨逝，子罕成为摄政、子驷分管政务、子国以司马的身份分管军事。面对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郑国的卿大夫们认为，楚国强盛就归楚，现在晋国兵临城下，我们归晋吧？但子驷不同意归晋，理由是郑成公临终前说过，楚共王在郑国瞎了一只眼睛，郑有愧于楚，绝对不能背楚归晋，如今郑成公尸骨未寒，怎么能违背他的意见呢？每次有事都要伐郑，年年伐月月伐，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一举掐住郑国的命门，让郑国永久性的臣服于晋国？这个时候，鲁国的仲孙蔑（孟献子）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提议道：“请城虎牢以偪郑”，修筑一座虎牢城，做为晋国的永久性军事基地，威胁郑国。郑国境内以旷野平原为主，唯一的天险便是郑国北部的制地。可以说，制地就是事关郑国生死的门户要地，一旦失去制地，郑国就是没有爪牙的老虎，没有甲壳的乌龟。正因为制地如此重要，郑庄公便不愿意把制地封给公子段，千年后的秦王李世民，能凭借虎牢的地理优势，以三千玄甲军大破窦建德的十万大军。仲孙蔑的这项提议，可谓是非常精准的掐住郑国的软肋。于是，晋国开始在制地修筑虎牢城，常年驻兵戍守。
晋国修筑虎牢城意味着什么，郑国自然是清楚的，所以晋国尚未开始动工，郑国便向晋国请降——“襄公三年冬，复会于戚（河南濮阳），齐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会，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郑人乃成。”事实证明，修筑虎牢城不仅保证了晋国的地理优势，晋国永久性兵临郑国的战略态势，更激化了郑国的路线之争。公元前565年，郑国出兵侵蔡，俘虏了蔡国公子燮，然后向晋国报捷。蔡国是楚国的铁杆附庸国，重新归晋的郑国击败蔡国，意味着晋楚争霸的天平向晋国倾斜。5月，晋悼公在邢丘（河南温县）和郑、齐、鲁、宋、卫、邾等诸侯国会盟，向天下宣告这次胜利。楚共王落了下风，非常不服气，立即命令尹子囊出兵伐郑。子驷、子国、子耳希望归楚，理由是郑国应该做中立国，谁赢帮谁，谁来助谁，借此减少郑国的战争频率，保护郑国人民的安全和财产，现在楚军北上、晋军尚未南下，自然要归楚——“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供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子孔、子蟜、子展希望归晋，理由是郑国应该一边倒，谁赢帮谁等于谁都不帮，况且楚国奉行霸道，不断侵占郑国的疆土，晋国既能遏制楚国，同时还尊重郑国，有什么理由不归晋呢——“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五会之信，今将背之，虽楚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不如待晋。晋君方明，四军无阙，八卿和睦，必不弃郑。楚师辽远，粮食将尽，必将速归，何患焉？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晋，不亦可乎？”郑国出现坚定的亲晋派，毫无疑问是晋国的“霸王道杂之”路线起作用了。不过，亲楚派领袖子驷执掌郑国政务，政治地位较高，话语权更重，所以在这一轮的交锋中，子驷的亲楚意见占了上风，郑国再次归楚。公元前564年10月，晋悼公联合宋、卫、鲁、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等诸侯国，南下伐郑。诸侯联军先抵达虎牢城，把军粮和伤病员留在这里，再进驻氾水一带，修理兵甲整顿大军，最后向西南行军，把新郑团团包围起来。与此同时，秦楚结成“反晋同盟”，楚共王亲自统兵出武城（河南南阳），秦景公渡过黄河侵晋，分工非常明确。
此时，晋国遭受西、南围攻，郑国在晋楚间摇摆不定，局势非常焦灼，怎么办？晋国荀偃的意见是，已经包围新郑了，那就直接灭郑，再和楚国决战，成败在此一举。晋国新任中军帅知罃则认为，先不要管秦国，现在应该在修筑虎牢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削郑弱楚”的战略——扶持郑国的亲晋派，然后和郑国会盟罢兵，但晋国的四军要分成三部，轮番驻扎虎牢城到新郑一线，分批次和楚国作战，不求大胜，但求持久。时间一长，楚军就成了疲兵，晋军则一部作战、两部休整，常年保持旺盛的战斗力。郑楚的国力持续削弱，晋国依然蒸蒸日上，此消彼长之下，晋国胜出是迟早的事。总而言之，晋国要保持永久性兵临郑国的战略态势，同时要给楚国持续放血。知罃的建议，显然比荀偃的建议更有可行性，晋悼公便接受了知罃的建议，和郑国亲晋派合作，以会盟的方式罢兵言和。会盟的时候，晋国的盟辞是“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要求郑国对晋国惟命是听，不能背晋归楚。郑国子驷的盟辞是“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坚持谁赢帮谁的中立国立场，不对晋国惟命是听。亲楚派都同意会盟了，还要在盟辞上做手脚，从这里就能看出，郑国的路线之争有多么激烈。尽管郑国没有完全臣服晋国，但晋悼公和知罃已经确定“削郑弱楚”的战略，根本不在乎子驷等亲楚派的态度，反正他们都是要灭亡的，早一天晚一天罢了，随他们去吧。随后，晋悼公在虎牢城等郑国要塞部署晋军，便离开郑国了。晋国日渐强盛的国力，再加上郑国亲晋派的合作、削郑弱楚的正确战略，晋楚争霸的天平，越来越向晋国倾斜。其一是公元前563年4月，晋悼公到柤地（江苏邳县）和宋、卫、鲁、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吴等诸侯国会盟，意在向吴王寿梦展示实力，并拉拢吴国进入中原诸侯国的圈子。晋悼公如此重视吴国，自然是希望吴国再接再厉，持续骚扰楚国的东部边疆。其二是公元前563年5月，晋悼公命荀偃消灭妘姓小国偪阳（江苏邳县），准备赏赐给宋国贤臣向戌，做为他的私人封邑。因为向戌不仅是宋国贤臣，还是宋国的铁杆亲晋派，晋悼公给向戌赠送封邑，其实是给各诸侯国及其亲晋派传递一条信息，追随晋国可以获得丰厚的利益，背叛晋国要遭受刀兵之灾。不过，向戌做为宋国贤臣，不敢接受晋悼公的封赏，便请求晋悼公，把偪阳赠给宋平公。做出封赏向戌的姿态，晋悼公便达到了政治目的，把偪阳赠给宋平公，宋平公就获得了实际利益，而向戌辞让偪阳，收获了忠诚的名声。无论怎么算，这都是三方受益的事，于是晋悼公同意了向戌的请求。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就要和大多数人分享利益，让大多数人看到希望。团结晋国的外姓大臣、和戎狄部族结盟、盘活晋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以及扶持郑国亲晋派、封赏宋国亲晋派，其实都是晋悼公按照这条政治原则做出的具体行为。而会盟吴王寿梦和消灭偪阳之后，晋悼公便巩固了中原、东南两个方向的战线，接下来，晋悼公的任务就是回到晋国，等待“削郑弱楚”战略开花结果。子驷分管郑国政务之初，主持过一次“田洫”，即重新整顿田亩。在这次田洫的过程中，司氏、堵氏、侯氏、子车氏都损失了大量的田地。而且子驷的心胸较窄，统兵征战的时候，屡次和尉止争功，导致尉止对子驷非常不满。公元前563年10月，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聚集家奴，攻入郑国西宫，诛杀子驷、子国、子耳，并劫持郑简公。子国是子产的父亲，可能是救父心切，子产听闻巨变以后，立即带着家族私兵进宫，收敛了子国的尸体，然后诛杀尉止和子师仆，逼的侯晋逃往晋国，堵女父、司臣等人逃往宋国。这次郑国政变，表面上是五大家族报私仇，实际上是郑国政治路线的斗争。首先，死于政变的子驷、子国、子耳都是清一色的郑国亲楚派，亲晋派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其次，政变刚开始的时候，《春秋左传》里写道：“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是郑国亲晋派的领袖，他竟然事先知道五大家族的行动，这就意味着，这次政变极有可能是郑国亲晋派利用五大家族和子驷的矛盾，挑动起来的，甚至有可能，这原本就是晋悼公和子孔等亲晋派的既定计划。最后，政变结束以后，《春秋左传》又写了一句：“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亲晋派的子孔取代亲楚派的子驷，执掌郑国，并准备诛杀不顺从的大臣。子孔要大肆诛杀，唯一的目的就是，清理亲楚派余孽，赢得路线斗争的胜利，彻底扭转郑国的方向。但在政变中崭露头角的子产，建议子孔不要大肆诛杀，既然已经取得郑国的最高权力，就应该团结大多数，安定郑国人心。这件事，给子产争取到雄厚的政治资本，直接促成他日后执掌郑国，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相。郑国亲楚派的消亡，再加上晋国蒸蒸日上的国力、“削郑弱楚”战略的成功、日渐深入人心的“霸王道杂之”路线，意味着晋国从根本上征服郑国、恢复霸业，再无任何障碍。公元前562年4月，晋悼公联合宋、卫、齐、鲁、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诸侯国南下伐郑，很快就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新郑，并在新郑南门举行阅兵，向楚国示威——郑国也不再抵抗，7月，亲晋派执掌的郑国便和晋国举行会盟，盟辞充满了渴望世界和平的味道——“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翻译过来就是，凡是和晋国结盟的诸侯国，不要控制粮食而不救助邻国的灾荒，不要控制山林川泽与民争利，不要藏匿其他诸侯国的罪犯，要清除各自国家的积弊，要同情其他诸侯国的斗争失败者，要承认周礼共同辅佐周王。这三要三不要，其实就是春秋版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原始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成这件大事，晋悼公非常高兴，把自己的一半礼乐装备赐给魏绛，并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而受到霸业中衰的打击，公元前560年，楚共王薨逝。临终前，楚共王命楚国的卿大夫们，给自己上“灵”或“厉”的恶谥，要对楚国霸业中衰负全部责任，幸亏令尹子囊给他改了，以楚国为南疆共主的名义，给楚共王上谥号为“共”，替他挽回一丝颜面。至此，晋楚争霸七十余年，经过数次反复较量，晋国终于稳稳的压制楚国一个身位，奠定了“晋一楚二”的格局。公元前559年春，因为吴国伐楚战败，请求晋国援助，晋国便召集齐、鲁、宋、郑、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诸侯国，在郑国向城（河南尉氏）会盟，直接把吴国大骂一顿，大意是各国都不想打仗了，你们不但伐楚，还来请求援助，这不是给大家添堵么？吴国给晋国霸业立下汗马功劳，现在晋国霸业功成，便不给吴国好脸色，虽然不道德，但为了维护晋国的王道，除此之外，也没其他的办法。但会盟时的另一项指责，是晋国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做的。刚骂完吴国，晋国中军佐士匄（gai）便招来戎狄部族的首领驹支（戎子驹支），说你的部族被秦国驱逐，是晋惠公收留了你们，现在竟然泄露晋国机密，是不是通敌了？明天的诸侯会盟你就不要参加了，否则一定严肃处理——“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泄露晋国机密，大概率是借口，士匄真正想说的是后一句，不要参加诸侯会盟了。和吴国一样，受益于魏绛的“和戎”政策，戎狄部族也在晋国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极有可能已经取得相当重要的地位。士匄不允许驹支继续参加会盟，事实上是借中原诸侯国的力量压制戎狄部族，试图剥夺戎狄部族晋升诸侯国的资格，让他们永远做晋国的臣民。“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戎狄部族始终是忠于晋国的，从未想过反叛。“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逷”，戎狄部族追随晋国征战，有大功劳，可不能卸磨杀驴啊。“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戎狄部族和晋国等中原诸侯国，完全是不同的文化体系，根本不可能造成什么伤害，您放心吧。士匄的初衷是压制驹支等戎狄部族，见到驹支的态度如此顺服，便放弃了之前的打算，不再追究了。士匄和驹支的对话，便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六篇文章——《驹支不屈于晋》。尽管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大骂吴国和逼迫驹支，晋国也维护了来之不易的霸业，重申了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路线，“向之盟”仍然是一次成功的会盟、团结的会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