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余晖：终章
情感
2024-10-10 19:56
中国
事实证明，伍子胥是正确的，吴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力、底蕴只适合以中原各诸侯国盟友的身份，做东南地域性大国，根本不适合进取中原称霸天下。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以后的伐齐战事，《春秋左传》没有记载，《史记·伍子胥列传》只写了一句：“吴王既诛伍子胥，遂伐齐。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欲讨其贼，不胜而去。”《史记·吴太伯世家》写道：“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但按照《春秋左传》的记载，这件事发生在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前一年，两者时间完全不一致。虽然《春秋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有出入，但把两本权威史料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猜测，那就是吴王夫差此次伐齐，战果不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样的战果，充分说明吴国的国力不足，兵员和物资投放能力有限，不能凭借硬实力威服中原各诸侯国。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王夫差为了达到最终目的，便以一种狗急跳墙的姿态，北上中原会盟诸侯，谋求中原各诸侯国承认吴国为天下霸主。结果可想而知，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公元前483年夏，吴王夫差在橐皋（安徽巢湖）会见鲁哀公，然后命太宰伯嚭和鲁哀公商议举行正式会盟的事宜。随后，吴王夫差到郧地（山东莒县）会见卫出公，再次提出会盟的要求，结果鲁哀公、卫出公、宋国大夫皇瑗举行了一场三国会盟，偏偏避开了吴王夫差。通过这两件事，中原各诸侯国的人心向背，已经显露无疑。公元前482年夏，吴王夫差抵达黄池（河南封丘），召集中原各诸侯国举行会盟，但响应号召前来参加会盟的只有单平公、晋定公、鲁哀公——“哀公十三年，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晋国是以前的天下霸主、吴国的宗主国，晋定公代表霸业正统。可以说，这三方响应吴王夫差的号召、前来参加黄池会盟的势力，都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不来，而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前来参加会盟。临到举行会盟的时候，晋国就站出来，和吴国争夺歃血的先后顺序。因为按照会盟的惯例，第一个歃血的就是会盟的盟主，会盟结束以后，便可名正言顺的晋升为天下霸主。晋国要第一个歃血，其实就是和吴王夫差争夺天下霸主的地位。吴王夫差不服，说道：“于周室，我为长”——吴国出自太伯，周朝出自周文王，而太伯是周文王的大伯父，所以吴国的辈分高，应该吴国第一个歃血。晋定公说：“于姬姓，我为伯”——晋国做天下霸主已经百余年，是所有姬姓诸侯国的总代表，应该晋国第一个歃血。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传到黄池——越王勾践利用吴王夫差北上黄池、吴国国内空虚的时机，亲自统兵伐吴，大败留守的吴军，俘虏吴国太子友、王孙弥庸、吴国大夫寿於姚。消息传到黄池，吴王夫差斩杀七个报信的人，才阻止了消息泄露。吴国被越国偷袭、黄池会盟迟迟没有结果，吴王夫差非常焦虑，脸色很不好看。这种反常的举动，被随晋定公前来会盟的大臣看出来了，他们甚至猜出了吴国被偷袭、留守吴国的太子友出事，决定耐心等待——“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这句言简意赅的分析，足以证明，晋国君臣仍然保持顶级的政治能力，而且一句“夷德轻”，足以说明在晋国君臣看来，吴国仍然是蛮夷之国，没有资格和中原各诸侯国并肩而立。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吴王夫差坚持不下去了，向晋国做出让步，同意晋定公第一个歃血，自己第二个歃血。这就意味着，吴国没有取代楚国成为天下第二，更没有取代晋国成为天下第一，吴王夫差事实上承认晋国是天下霸主，并在黄池会盟上，晋升为霸主阵营排名第二的诸侯国。黄池会盟的盟辞中有一句：“好恶同之”，要求晋、吴、鲁等诸侯国和周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因为吴国僻处东南，基本不可能完成“好恶同之”的使命，那么吴国的“好恶同之”，只能是以盟友的身份，做晋国在东南地区的延申。伐齐的战果不丰，暴露了吴国国力薄弱的事实，黄池会盟未能成为天下霸主，暴露了中原各诸侯国不拥护吴国的事实。自此以后，做为吴国的生死宿敌，楚国再无顾忌。公元前480年，楚惠王出兵伐吴，吴军士气蹉跎，大败，楚军一路追至桐汭（安徽广德）。次年，吴王夫差为报复楚国，出兵伐楚，结果被楚国的白公胜击败，铩羽而归。随着楚国两次击败吴国，消耗了大量的吴国有生力量，越王勾践便不再等待，于公元前478年3月，利用吴国没有恢复元气的时机，出兵伐吴，大败吴军。公元前475年11月，越王勾践再接再厉，直接统兵包围吴国都城姑苏。按照黄池会盟的约定，吴国和晋国应该“好恶同之”，但就在吴国生死存亡之际，晋国却拒绝出兵救援。就在姑苏被围的消息传到晋国以后，晋国的赵无恤便命使者南下，骗过围城的越军，进入姑苏见到吴王夫差，说了一句：“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吴国遭难，晋国理应相助，但晋国的能力实在不够，请您见谅。吴王夫差叹息道：“勾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越王勾践要我的性命，晋国又不出兵救援，我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原本越王勾践希望吴王夫差投降，居住在甬东（浙江定海），和曾经的自己一样，卑躬屈膝的度过余生，但吴王夫差说：“孤老矣，焉能事君”，说罢自缢而亡。关于越王勾践灭吴的事，《史记·吴太伯世家》则写道：“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太史公用他的刀笔，写出了吴王夫差的悔意、伍子胥的冤屈，又把吴国灭亡的因果归于太宰伯嚭一人。这是太史公对吴国灭亡的盖棺定论，也是他给吴王夫差、伍子胥留下的最后一丝人文关怀。理论上，吴国的疆土都应该纳入越王勾践的治下，但《史记·楚世家》里有一句：“（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以后，整整二十八年都不能消化吴国疆土，越国的势力范围始终不过长江，于是楚国东征，夺取江淮一带的广袤疆土。其实哪有什么“吴越争霸”，吴国和越国厮杀数十年，始终是“晋楚争霸”的延续而已。吴国和越国的厮杀结束了，那它们背后的公元前5世纪，又是什么样的呢？楚国虽然国力日衰，但夺取的江淮一带的广袤疆土，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楚国的颓势。而且楚国和秦、越维持着盟友关系，极大的缓解了外部压力。故而，楚国可以维持大而不倒的架子，进入下一个大时代。秦国依然被晋国堵在函谷关以西，难以大出于天下，必须和汉江下游的楚国结盟，才能沟通外部世界，在乱世中保留一席之地。函谷关封闭了秦国，但也保护了秦国，秦国可以把西北视为天然的势力范围，静心等待下一个崛起的机会。齐国自齐桓公和管仲之后，再无明君强臣能复兴齐国，以至于来自陈国的陈氏崛起壮大，先是联合鲍氏击败国氏、高氏，成为齐国实力最强的家族，随后又在齐国的北部边境舒州（河北廊坊）诛杀齐简公，真正夺取了齐国的军政大权。受益于齐国的鱼盐之利，以及陈氏做为新兴家族带来的朝气，老迈的齐国也得以焕发新生。晋国则是六卿亲密合作，诛杀祁氏、羊舌氏等晋国宗室的旁支远宗，并在祁氏故地设立七县、羊舌氏故地设立三县，让晋国江山彻底改名换姓。随后，晋国六卿之间爆发战争，范氏和中行氏战败，晋国权臣只剩下赵、魏、韩、智等四家。和齐国一样，留存下来的晋国权臣，即将利用晋国留下来的地理优势、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为自家打江山，战斗意志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郑国和宋国地处中原，经过数百年的争霸战争，早已民生凋敝，疲惫不堪。鲁国自鲁隐公失败以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而侵占鲁国国君权力、瓜分鲁国江山的三桓，已经安享太平两百余年，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可言。卫国、陈国、蔡国、曹国自始至终都是大诸侯国的附庸，天然的实力限制，让他们从未做过时代的弄潮儿，现在更不可能诞生称霸天下的雄心。先是鲁国实行“初税亩”，宣布承认田地私有制，并按照田地的数量征税，税率大约是亩产的十分之一，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开始节节高涨，以前那种束缚生产力的井田制逐渐破产。随后，郑国的子产在田地私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认人民群众开垦私有田地的合法性，并向城邑、农村的私有田地征收赋税，用做郑国军队的军费。紧接着，子产把重新修订的法令刻在大鼎上，做为郑国举国上下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晋国随即效仿，铸造大鼎，把范宣子士匄的法令刻在鼎上。最后，鲁国修改赋税制度——“用田赋”，把每亩田地的税率，提高到亩产的十分之二。以上这些改革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各诸侯国接受并推行全国。这就意味着，各诸侯国的政治基础，不再局限于数量不多的贵族家族，而是不断向下延申到基层，极大强化了攫取民间财富的能力、管理城乡人口的能力、战争动员的能力。当礼崩乐坏的寒气，从诸侯国国君传递到卿大夫阶层以后，天下事就不是一家一姓能操控的，更不是诸侯国国君互相会盟、妥协就能轻松解决的。而各诸侯国的英雄豪杰，在礼崩乐坏的乱世总结出来的改革成果，则为天下人解决天下事，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那么，下一个大时代必然是逐鹿天下的时代、杀人盈野的时代、思想与智慧激烈碰撞的时代。我的新书《大国浮沉500年：经济和地理背后的世界史》出版了，点击下方链接即可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