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对郑成功推崇备至，基本都来自他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但在明清变革之际，郑成功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在一系列决策失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出收复台湾的决定。公元1604年，郑芝龙生于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因为兄弟众多家庭贫困，郑芝龙在18岁的时候，便到澳门投奔舅舅黄程，学习经商之道。
正是在澳门，郑芝龙初步了解东南海商、学会葡萄牙语，为了融入外国商人的团体，郑芝龙还接受天主教洗礼，并起了一个教名——尼古拉斯·一官·加斯巴特。公元1623年，郑芝龙已得到舅舅黄程的欣赏，黄程便委派他押送白糖、麝香、鹿皮等货物，搭乘海商李旦的货船，驶向日本长崎，亲身参与到东南海洋贸易中。早在澳门的时候，郑芝龙就和李旦的关系不错，这次共同前往日本，李旦更加欣赏郑芝龙，于是在贸易结束以后，李旦推荐郑芝龙到澎湖，给荷兰人翻译。李旦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希望郑芝龙得到荷兰人的信任，做自己和荷兰人的中间人。做了一段时间翻译，郑芝龙便得到荷兰人的信任，然后交给他一项任务——指挥二三十艘战船，在台湾海峡袭击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这样一来，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就收不到中国货物，荷兰人可以垄断东南海洋贸易。仅仅做了一年海盗，郑芝龙便攒下雄厚的资本，公元1625年8月，李旦又去世了，郑芝龙凭借给荷兰人做海盗攒下的资本，接手了李旦的兵马和产业，实力更加膨胀。从此以后，郑芝龙以台湾、厦门为基地，一边劫掠一边经商，用了三年时间，便拥兵3万、千余艘船，并接受明朝的招抚，成为明朝的五虎游击将军。此后二十年，郑芝龙在东南海洋上脚踏黑白两道，政治上游走于明朝和荷兰之间，混的风生水起，不仅每年经手数千万两白银，雄霸东南海洋，还在福建构建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做了八闽的土皇帝。郑成功，便是郑芝龙到日本做贸易时，和日本女子田川氏生下的长子。公元1645年5月，在满清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的攻击下，大顺朝的永昌皇帝李自成死在湖北九宫山、南明的弘光皇帝朱由崧被文武官僚出卖，整个江南出现无主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镇江总兵郑鸿逵在杭州遇到唐王朱聿键，便把朱聿键带到福州，郑芝龙在福州拥立朱聿键为皇帝，改元隆武，史称南明隆武朝。凭借拥立之功，郑芝龙受封为平国公、太师，成为执掌隆武朝的权臣。支持郑芝龙的郑氏家族成员，也随之升官晋爵，例如郑鸿逵受封定国公、郑芝豹受封澄济伯、郑彩受封永胜伯，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样的背景下，年仅22岁的郑成功，也迎来极高的起点。因为隆武皇帝要拉拢郑芝龙，便给郑成功赐姓为朱、赐名为成功。随后，隆武皇帝授予郑成功提督禁旅、仪同驸马都尉等职位，并封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命郑成功统兵到福建、江西边界和清军作战。这些显赫官爵和小型战斗，就是郑成功军事生涯的起点。可以说，正是郑芝龙的成功，才有郑成功的崛起。青年时期的郑成功，和三百年后的东北小六子差不多。因为他的武装力量几乎都在海洋，福建陆地的武装力量更多是家丁、仆从等战斗力低下的人群。如果明朝不发生变故，郑芝龙可以依托福建陆地经营海洋，可一旦要改朝换代，郑芝龙在福建陆地的武装力量，就不足以左右天下局势了。他拥立隆武皇帝，并不是多么忠于明朝，更多的是借“拥立之功”提高自己的身价，增加和满清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在公元1646年，洪承畴写信劝郑芝龙降清时，郑芝龙非常心动，直接命驻守仙霞关的军队退回泉州，让出福建仅有的门户要地，以此显示自己的诚意。满清贝勒、征南大将军博洛见仙霞关大开，便急速向南推进，然后又许诺郑芝龙，降清以后可以做闽粤总督，以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封王。努力奋斗数十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一个虚弱的隆武皇帝又能算什么？于是在9月19日，博洛兵不血刃的进入福州，11月，郑芝龙到福州觐见博洛，带着麾下11万兵马降清。隆武皇帝则逃往汀州，被清军斩杀，不久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位，改年号为永历，建立起南明永历朝。“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驱驰。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郑成功的重点是两条——东南地理不利于满清的骑兵作战，郑氏的海洋根基雄厚不担忧粮饷，这两点结合起来，意味着郑氏有进取天下的资格。而郑芝龙的重点就一条——数十年奋斗换来的家业，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赌，趁现在有资格谈判，赶紧在新朝变现，保存家业。再拖延下去，一辈子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郑成功没有经历过郑芝龙的奋斗过程，自然体会不到郑芝龙的心境。郑芝龙已经年老气衰，也体会不到郑成功的少年意气，父子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一件是郑芝龙降清以后，博洛统帅清军继续南下，在闽南大肆奸淫掳掠，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也惨遭毒手，自缢身亡。另一件是郑芝龙被清军带回北京，满清没有兑现“闽粤总督、三省封王”的承诺，仅封郑芝龙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一等子爵），并编入汉军正黄旗，成为满清顺治皇帝的奴才。这两件事，不仅让郑成功背上沉重的国仇家恨，也让郑成功看不到降清的前景。从此以后，不论个人野心还是现实处境，遥尊永历皇帝、割据地方抗清，都是郑成功唯一的路。郑成功和郑芝龙分道扬镳以后，开始利用国姓名号和郑氏基业，组建独属于自己的班底，并联络郑鸿逵、郑彩等老一辈人物，利用郑氏的商业渠道，秘密收购内地的货物，出口到海外，在东南海洋贸易中赚取丰厚的利润。但问题是，郑成功的陆地地盘太小，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兵。粮食是乱世的硬通货，如果没有粮食，白银只是一堆没用的金属，人心也会逐渐崩溃。可以说，地盘是郑氏基业最大的短板，郑成功在此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都是为了争夺地盘，为郑氏基业的最大短板来买单。因为福建泉州、漳州的粮食产量较低，不能满足郑成功的养兵需求，福州又是清军严防死守的重镇，而受制于东南海洋贸易，郑成功也不能深入内地夺取地盘。所以郑成功对地盘的要求就是——粮食产量较高的沿海城市。而在福建、广东一带，符合郑成功要求的地盘只有一处，那就是广东潮州。在这样的背景下，夺取潮州解决生存危机，远比反清复明的噱头更重要。如果没有潮州，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就是镜花水月，可如果有了潮州，反清复明也好，进取中原也罢，郑成功都是进退有余的。
公元1648年正月，江西提督金声桓叛清归明，受封豫国公，4月，广东提督李成栋叛清归明，受封惠国公。而就在刚叛清归明的时候，李成栋便上书永历皇帝，要求他下一道诏书，命令郑成功响应李成栋和金声桓，把福建、广东、江西的抗清基地连成一片。收到永历皇帝的诏书，郑成功不能拒绝，便同意出兵广东。但郑成功要求，派兵进驻潮州，配合李成栋作战。实事求是的说，在反清复明的大环境下，郑成功提出进驻潮州，是一项无理的要求，李成栋自然是不同意的，李成栋麾下的潮州总兵郝尚久，也不同意。到了公元1649年，金声桓和李成栋都相继败亡了，郑成功都没有出兵配合作战，打通三省的联系。次年6月，郑成功更是出兵包围潮州，要消灭仍然站在永历皇帝一边的郝尚久，郝尚久在生存危机下，再一次叛明降清。公元1650年7月，郑成功兵败如山倒，退回福建。他迫切需要改变没有地盘的窘境，同时也必须挽回自己的威望，便决定刀口向内，清理可能存在的反对势力，整合郑氏基业。8月，郑成功出兵厦门，诛杀定远侯郑联、逼郑联的兄长郑彩交出兵权。10月，郑成功决定再征潮州，但先锋官施琅建议巩固厦门，郑成功大怒，直接剥夺了施琅的先锋职务，统兵前往潮州。结果，满清的福建巡抚张学圣、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等人偷袭厦门，洗劫了郑氏数十年积累的财富，仅黄金就有将近百万两。郑成功闻讯大惊，立即回师厦门，顺势剥夺镇守厦门的定国公郑鸿逵的兵权，并以“谋反”的名义逮捕施琅全家，施琅为了保命，被迫投奔满清。总的来说，这几年时间，郑成功除了整合郑氏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成，空耗时光。那时，明末义军领袖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以云南为根据地，攻取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的大片土地，形势一片大好。尤其是李定国，已经在广西桂林击败定南王孔有德、在湖南斩杀敬谨亲王尼堪，取得“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战绩，迫切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共同夺取广东，然后自福建、广东、贵州出兵北伐，陆续恢复江南地区。于是，李定国给郑成功写信，谈了自己的战略构想，郑成功同意了李定国的战略构想，并约定出兵日期。公元1653年2月，李定国自广西贺县出发，一举夺取梧州，然后沿西江而下，抵达广东肇庆。而受到李定国的影响，潮州总兵郝尚久，又一次叛清归明，地方武装也纷纷起义，配合李定国作战。李定国派信使三番五次的催，希望郑成功按照约定出兵广东，郑成功不听。郝尚久不计旧仇，写信给郑成功，想让郑成功配合一下，他也不理会。如果郑成功的水师能直捣广州，牵制满清的兵力，李定国和郝尚久就能从容应对。郑成功没有这么做，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便再无顾忌，先在4月集中兵力击败李定国，又在9月挥师东进，击败郝尚久，屠戮潮州城。而在4月到8月期间，郑成功两次到潮州征收粮饷，满载而归。李定国以为，郑成功没能及时出兵，是因为肇庆离出海口太远，不利于郑成功的水师作战，所以这次出兵，他的主攻地点是毗邻珠江口的广州新会。
为了实现会师计划，李定国给郑成功写信，叮嘱他准时到新会，千万别迟到。2月，李定国自广西柳州出兵，一路攻城克敌，6月就到了广州新会。但李定国没有想到，郑成功又爽约了，他在新会等了整整半年，都没有看到郑成功的水师，也没有得到郑成功的消息。12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靖南将军朱马喇等清军会师，而李定国已经师老兵疲，大战一场以后，无奈退回广西。同月，郑成功派出四百艘船、三万人到广东惠州征收粮饷，就是不到新会配合作战。就这样，李定国恢复江南的战略构想，因为郑成功的屡次爽约，彻底失败了。新会战役结束以后，城里的居民几乎死伤殆尽，其中一半是被守城清军给吃掉的——“自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从常理猜测，无非是两个可能。第一种可能，郑成功出身豪门世家，看不起草莽出身的张献忠，更看不起张献忠的义子李定国，所以他只希望李定国接受自己的号令，而不能接受李定国拟定作战方案，自己去配合执行。第二种可能，郑成功的规划里只有抗清，没有复明。他遥尊永历皇帝为正朔，也只是借明朝的招牌，割据东南，做自己说了算的土皇帝。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都是张献忠的义子，他们原本是平起平坐的，结果孙可望凭借大哥的地位，执掌了南明永历朝的军政大权，并谋划逼永历皇帝退位，自己做皇帝。但李定国和刘文秀不服孙可望，双方在公元1657年爆发一场内战，孙可望大败，随即投降满清，被封为义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孙可望向满清透露了大量的情报，做了满清征服南明永历朝的带路党。次年正月，满清任命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固山额真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分别从陕西、广西、贵州讨伐南明永历朝。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满清便攻入昆明，南明永历朝败亡。轰轰烈烈16年的抗清运动，随着各路英雄的消亡，至此仅剩下郑成功一家。公元1659年4月，即南明永历朝败亡的三个月后，郑成功统帅十万大军、三千艘船，自厦门出发，经舟山群岛、崇明岛进入长江，6月24日占领江苏镇江，7月12日抵达南京。从兵力和装备来看，郑成功的实力非常雄厚，这就说明，他不是没有能力配合李定国攻取广东，他只是不愿意而已。他的真正目的，极有可能是一人扛起抗清的大旗，一人独享抗清的胜利果实。南明永历朝亡了，意味着没人能替郑成功分担压力，满清不需要再分化瓦解，完全可以用举国之力，扑向东南一隅。从战略层面来看，郑成功已经输了。抵达南京以后，郑成功指挥军队，把南京包围的水泄不通，参军潘庚钟提议：“南京空虚，我们攻城吧，可一鼓而下。”郑成功认为潘庚钟的意见有道理，准备攻城。然而就在此时，满清的水师提督管效忠请求投降，但要求给他三十天的准备时间，等三十天的期限到了，一定打开城门。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管效忠的要求，有可能是缓兵之计，即便同意，也要有所防备。等到7月22日，满清援兵已经汇集南京，随即发起反击，两天后，郑成功的军队全面崩溃，被迫撤离南京，回到厦门。广东潮州，数次都打不下来，导致大军没有粮食来源。攻取南京恢复江南，失败了，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出兵北上。厦门的地盘太小，东南海洋贸易是只有白银没有粮食。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夺取地盘，巩固郑氏的基业，屯田种地，给日后的功业做铺垫。举目四顾，郑成功能选择的进攻方向，其实只有台湾。更何况，台湾原本就是郑芝龙做东南海洋贸易的据点之一。虽然说荷兰殖民者占据了台湾，但荷兰殖民者只有热兰遮堡、赤嵌城等寥寥几个据点、一千名士兵、四艘战船，实力并不雄厚。所以经过一年的军事、外交博弈，公元1662年2月，郑成功和荷兰殖民者签订协议，正式收复台湾。随后，郑成功颁布了建设台湾的纲领文件，其中一条是——“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安平镇、承天二处。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荒。”这条政策，事实上是把台湾的无主土地都收回来，分配给麾下的将士们，在农业经济方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政权建设方面实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尽管郑成功在台湾搞土改，目的是抗清或者割据，但在历史时间线上，郑成功开启了东南沿海向台湾移民的浪潮。明朝统治没有崩溃的时候，郑成功做为“海贼”郑芝龙之子，地位可能和李自成、张献忠等“流贼”差不多，都是明朝严防死守的对象。等明朝灭亡、南明成立以后，郑成功做为“权臣”郑芝龙之子，成为南明隆武朝的统战对象，赐姓、授官等重大举动，重点是拉拢掌握兵权的郑芝龙，而不是初出茅庐的郑成功。再往后，郑成功拒绝投降，满清肯定不会对他有太高的评价，定位应该是“抗拒天兵”的逆贼。而郑成功屡次毁约，不配合李定国的作战计划，那么孙可望、李定国等大西军余部控制的南明永历朝，定然把郑成功视为“坐山观虎斗”的贰臣。如果郑成功没有收复台湾，可能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郑成功这么一个人。那么在当代两岸分离的大环境下，郑成功自然是最佳的宣传对象。只要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过程宣传出来，两岸统一就有了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分裂就是完全说不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成功就不能是目光短浅的抗清人物，必须是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大英雄。而这样的现实需求，源头就是75年前的蒋介石迁台。我们也可以说，蒋介石挽救了郑成功的历史形象，为提高郑成功的历史地位，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