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 方勇：七论“新子学”

“孟学史”即关于孟子及《孟子》一书的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部较为特殊的文化经典，它存在着多种身份，这也使得孟学史与多种学术门类存在关联。首先，《孟子》曾是一部子书。孟子作为先秦诸子的重要代表，其思想的载体《孟子》一书最初自然被归于“诸子类”的著作中，宋之前的图书目录分类皆如此。其次，《孟子》亦有经书的身份。从唐朝兴起的“孟子升格运动”到了宋朝则蔚为大观，孟子因为其思想中心性论、道统论等要素契合儒学发展的需要而受到了儒者空前的重视，《孟子》在宋代也成了科举书目，并列于当时所刻的“石经”之中，目录学家已然认为“《论》《孟》并列为经”（《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语孟类》），此后元明清各朝，《孟子》一直列于十三经之中。成为经书的《孟子》其论点观念在古人看来具备权威性，不可随意质疑，同时又要在尧舜至周孔这一脉道统上来阐发《孟子》，研究者对于《孟子》“述”的成分要多于“作”的成分，这些都是经学式《孟子》研究相较之前子学式《孟子》研究的差别所在。再次，《孟子》亦被视为一部哲学著作。近现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发端于西方的哲学在中国学坛确立了牢固地位，哲学经历了学科化之后，大致形成了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分支，它们恰与《孟子》中的天人之学、心性说、民本论相呼应，《孟子》研究由此转入哲学学科体系中，当然其他学科门类如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亦有相应的孟子学研究。相较于对《孟子》的子学式或经学式研究，哲学式《孟子》研究以一些专门的哲学问题为切入点来阐发《孟子》，其论述显然更专精。

可见，孟学史与子学、经学及哲学皆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界多将孟学史置于经学史或哲学史的脉络下来讨论，很少从子学史视域对其展开论述。但下文正要对孟学史展开回顾，由此展示子学不仅是孟学最初的归属领域，孟学史各个阶段亦皆渗透着子学式研究的色彩。

魏晋以前，除了一些专门注《孟》的成果外，学者对《孟子》的探讨也常以辩难的形式展开，这显然是受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风气的浸染，子学色彩极其鲜明。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与各类学说论辩，亦曾辩难过孟子的性善理论，并基于其建构客观制度的诉求，进而反思孟子思想“幽隐”“闭约”等问题（详见《荀子·非十二子》）。汉朝时，以批判精神而著称的思想家王充亦有《刺孟》一文，着重于辩难孟子言说不周之处及“莫非天命”等论点。孟学史中的“辩《孟》”“难《孟》”是一种延续不绝的传统，例如宋代“尊孟”思潮盛行，但像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等重要学者也曾责难孟子的论点。此类传统的意义绝不可小觑：《孟子》一书正是在诸子相互辩难中淬炼而成的，欲使《孟子》在后世保存其原初的生命活力，就必须保存其原初的争鸣语境，让《孟子》直面后人的辩难。对于辩难者来说，正因为《孟子》的论说已然很精当，他们在超越孟子后而找到的结论才更有价值，此即苏轼所说“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载于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此外，孟子的维护者在应对这些批判时，一般会对《孟子》的相关观点做进一步解析，使人们对孟子思想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能增加《孟子》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可见，孟学史中的辩难传统传承着子学时代的学术风气，辩难者及维护者在此过程中都是受《孟子》启发而开辟了新境界，在这层意义上，《孟子》可谓是保存了原有的活力，而不是被当成教条限制人的思想。

唐宋时期，《孟子》一书所蕴含的义理价值愈发受到儒者的重视，义理是子学的核心关切，唐宋孟学史所出现的重义理发挥的风气可谓是将《孟子》的子书特质充分彰显，尽管此时《孟子》经历了由子入经的演变，但是孟学史中子学式研究的色彩依旧鲜明。中唐时期，李翱着力发展《孟子》中的心性论，重内圣、通天人的《孟子》在义理层面上的优势被重新发现，这成为后世理论家探索《孟子》的关键切入点。晚唐时期，则有林慎思作《续孟子》一书，依据孟子的核心主张、套用其文体形式而衍生出新文本，他能直探孟子仁政等学说的主旨并以己意发挥之，这显然不同于前代赵岐等注《孟》者据于文本为之训诂的方式，其重心显然已转向更深的义理层面。宋代学术对义理更为重视，宋代理学家对心性、宇宙等问题的认识更是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精密思想体系。而《孟子》则给他们提供了理论资源，他们同样将孟学的义理思辨维度推向新高峰，比如以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来发展孟子性论、以“明理”来解释孟子“知言养气”等尝试，这些成果对孟子学说的义理规模是一次重要扩展。合而观之，无论是唐儒据《孟子》主旨续写《孟子》的文本，还是宋儒重构《孟子》的概念与体系，他们都以义理为依凭而进行自主的发挥与创造，使孟子思想得到了新的生长，这种做法与诸子时代诸子后学扩展子书、衍生新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子学作为义理之学所必然导向的现象，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由子入经”的唐宋孟学仍有子学的色彩。

宋明时期，逐渐崛起的心学一脉给孟子学又带来了新的气象，心学家侧重自身精神与孟子的会通，这种对孟子思想的接受方式在子学传承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此种孟学传统亦有子学色彩。宋明时期的几位心学巨擘的思想源头都被归到孟子那里，如陆九渊自谓其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陆九渊集·语录下》），陈献章则被时人称为“活孟子”（《明史·陈献章传》），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更是直承孟子理论。这几位心学家作为孟子思想的直接传承者，他们却都没有对《孟子》的专门注疏作品，大概因为心学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自己本心，便能与孟子之心相契会，立文字来说明这种体验纯属画蛇添足，这种由“自得”而体悟到的孟子真精神才能造就“活孟子”。可见心学家对孟子理论的传承不是偏重义理的解析，而是偏重心灵的体验，追求在实践中展现孟子的真精神，他们用自己生命活动与《孟子》相交融，双方相互诠释彼此。许多诸子学派思想在后世的传承亦与之类似：诸子本身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者，诸子本人的真精神直接地贯注在他们各自的实践活动中，间接地呈现在他们所著的子书中，而后人必然会有与之相类似的实践，人们在相关实践中的心灵体验便能会通相关诸子学派的真精神。这种“会通”常常没有义理解析、文本注疏等形式的加持，仅呈现为一种“隐性的接受”，后世的隐士对于老庄道家，帝王对于申韩法家，侠士对于墨家思想，及此处的心学家对于孟子思想，都体现着这种子学传承中基于实践层面、臻于精神境界的“会通”。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看到了孟学发展史中一直未曾淡化的子学色彩，包括论辩氛围、义理发挥、在实践中会通前人精神等方面，它们对当前学界把握子学本质、探讨“新子学”的开展路径都有重要意义。当然，孟学史中还渗透着经学色彩、哲学色彩，在孟学史上，子学范式与经学范式、哲学范式所处的微妙关系值得探讨，下文依次论之。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

当然，随着程朱理学的《孟子集注》在元明成为科举时应答的标准，它亦确立了近乎经学的地位，人们渐以权威视之，其僵化的趋向也愈发明显，而心学一脉的崛起则再次释放了《孟子》原本作为子书的活力。前文提到子学传承者与先秦诸子具有相近的实践经历，所以他们对于诸子与子书不以权威视之，双方有一种平等的、近乎知音的关系。而心学家面对着已然成为经书的《孟子》，他们仍然能高扬自身的道德主体性，欲发明自己本心来遥接先圣，与之实现精神上的会通，这显然有着子学传承者的气质。既然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实践活动便是先圣真精神的展现，自己阅读经典时偶然间契合于己心处才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由此“六经注我”从最初的理论命题发展为诠释模式，这在《四书评·孟子卷》《四书遇·孟子卷》等晚明孟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此时已归入经学的孟子学获得了新气象，在当时的经书研究中独树一帜，而这又与子学式传承模式密不可分，在这里，经学与子学互补而相得益彰的规律再次得到验证。

在当代，由经学角度切入孟子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学者会强调孟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他对尧舜禹汤到孔子、曾子、子思这一脉“道统”有完美的继承，《孟子》与先王之典（《诗》《书》之类的“五经”）及圣贤之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等）在内蕴上是相统一的，要在“四书五经”的系统中理解《孟子》。这种理解自有其理论依据，无法轻易否认，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仅将孟子放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这一历时性脉络中来理解，必然是不全面的。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亦在于他与同时代的杨墨后学、告子、宋子、许行门人等先秦诸子相互辩论而进一步地确立了自身的立场。孟子与孔子、曾子、子思在学说上有所差异，正因为他们面临的具体时代课题不同、面临的论争对手不同，百家争鸣对诸子学说的塑造作用绝不可小觑。“新子学”注意到这种作用，故主张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孟子的理论对手，对他们的论点同样给予深入的剖析与同情的理解，继而扩大范围，将目光转向儒家的荀子及道家、法家诸子等等能与孟子形成对照的学者，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孟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定位。这种基于先秦诸子群体内在共时性结构的孟学研究途径体现着子学的本位，它与前述在历时脉络中理解孟子的经学式做法恰可相互补充。

这种审视孟子的新角度同样能启发我们重新看待《论语》《大学》《中庸》等经部的儒家典籍。孔子、曾子、子思诸儒的思想不仅仅是尧舜诸先王道统的延续，它们同样处在诸子争鸣的大背景之下，他们与同时代诸子分享着相近的论说语境，这些极具共性的思想家彼此间相互映衬、时有精彩的理论对话，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在诸子系统中理解孔子与《论语》，自然要将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大家老子作为重要参考，在孔老对照中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界定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六论“新子学”》对此已展开探讨。同理，对于《大学》的作者曾子，我们亦应置之于同时代的诸子群体中来认识，在子游、子夏、子张等曾子同门的参照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曾子忠恕孝悌等核心主张。而且理解了曾子与子游诸人的密切关联，我们亦可认识到其弟子子思并非单一地继承了曾子思想，子思作《中庸》是对前代诸子各类立场的综合与开新。可见，以诸子群体为参照来理解孔、曾等思想家及其著作时，不像以先王道统为基准的经学视野那样特意强调某一人或某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主干地位与权威性，而是能保证诸子地位的平等性，由此把握此人此书的独特性，从而复现先秦学术图景的多元性与生命力，这正是“新子学”欲使《论》《孟》诸典还归于“子”的愿景所在。

哲学化的《孟子》研究早在宋明理学那里便有了端倪。哲学学科常关注一些普遍、本质的问题，宋儒深入挖掘《孟子》中心、性、天、命等形而上学概念的理论意蕴，兼收道家理论资源，将儒家固有的仁义礼智等原则置于宇宙论、本体论等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框架中，使儒学与印度佛教的形而上学理论实现了对话与论争。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儒学由此具备了更鲜明的哲学形态，此时的孟子学不仅属于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也和印度、古希腊乃至近代欧洲的各种学说一样有着相同的哲学元素。现代新儒家基本延续了宋明理学的理论兴趣，同时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巧妙地融合在中国既有传统中，如借用神秘主义、道德自律等西方概念来发明《孟子》奥义，都取得了可观的效果。随着哲学在现代中国实现了学科化，而子学、经学尚未找到进入现代学科体系的合适路径，现当代的孟子研究基本被统摄在哲学研究的框架下，“四书”中《中庸》《大学》的研究情况亦类似。

在“新子学”看来，子学式的孟子研究恰可与哲学式的孟子研究形成互补。结合哲学学科的经典问题来研究孟子时，其关注点在于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等相关领域，这些问题是东西哲学的重叠论域，亦是孟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但当时孟子思想的形成却未必以此为出发点，在东周乱世的背景下，孟子应与其他诸子分享着共同的问题意识——“致治”，以此为出发点而逐步衍生出性善、仁政、民本等系列学说。子学式孟子研究应将孟子置于诸子百家求治的语境下，在诸子求治路径的参照中理解孟子的致治思路，由此对孟子性善、存心、养气、事天等内圣之学形成新理解。诸子求治是为了拯救在周代礼乐文明崩溃后的乱局，这也是对新文明形态的展望，诸子思想深入地参与到了秦后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建构历程中。“新子学”侧重讨论孟子及其他诸子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文明的论域与哲学的论域不同，它更关注经验的世界而非超验的世界，其论题涉及：文明体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各文明体之间的关系；文明体内在的秩序结构与权力形态；文明体中群体行动模式及其深层的精神依据；文明体的形成演进规律；文明的物质基础等等方面。当《孟子》《中庸》等书与这些问题结合起来时，我们讨论的便不再是具有普遍意味的哲学类问题，而是具有特殊意味的中国性问题。我们相信，在哲学视野下，孟子思想及中华文明会映照出愈发璀璨的闪光点，而在子学的视野下，孟子思想及中华文明会呈现出愈发完整而独立的轮廓。钻石因切割而璀璨，哲学便是切割孟子思想的刀，奇石则因无雕刻之痕而珍贵，子学正是要存孟子思想之原态、现中华文明之本色。

当然，“新子学”不仅有对中国性的描述，也会有关于文明一般问题的探讨，由此实现从特殊到普遍、从现象描述到理论建构的跨越。“新子学”将从人类文明共有的一般性问题切入，对比孟子等先秦诸子与国外古今学者在文明构建理念上的异同，由此理解文明间的差异、探讨文明对话的方向。“新子学”将平章百家、融汇中外，在现代的语境下对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从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寻找答案的过程是漫长的探索之路，虽然会很曲折，但为之付出精力是值得的。

那么具体就《孟子》而言，“新子学”应以何种子学式路径来开发其文化价值、使其助力于中华文明复兴呢？

首先，根据前文的论述，“子学路径”应是将孟子视为独立、完整的一“子”，避免孟子思想被撕裂支离于各个学科之中。除了哲学学科外，文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在描绘各自印象中的孟子，但显然它们即便合起来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孟子。如何把握到那个完整的孟子，这恰恰需通过文明的视野来实现。在“周文重建”的文明史论域中，孟子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学说，如人性本善、知言养气、先觉觉后觉、劳心劳力之辩、王道仁政等看似分属不同学科，其实它们蕴含着极强的内在统一性，它们都含在孟子构思理想文明体时所设置的理论框架之中。比如，在《孟子》中，先觉觉后觉似乎是教育学范畴，劳心劳力之辩似乎是社会学范畴，但“新子学”则在文明的大视野下汇通两者，认为两者讨论的都是文明的基础是差序还是齐同这个关键问题，孟子对此类问题的全局性洞见不仅影响着古代中国文明的形态，亦启发着未来中国文明的方向。

其次，“子学路径”还应将孟子置于先秦诸子的大系统中来开发孟子思想的文化价值，避免将孟子思想当成独断排他的权威。一方面，“新子学”要在其他诸子的参照下理解孟子，在对比中评定孟子思想的所长与所短，从而综合各家所长来应对当前文明发展中的挑战。另一方面，“新子学”不仅要做综合的工作，更要做创新的工作，“创新”亦是以孟子与其他某一子的对照为基础，不过其目的并非评定孰优孰劣，而是要发现这两种对立立场所共存的“局限性”，从而超越此局限性来创造更新的学说。相较而言，对各家学说的“综合”更接近杂家的传统，超越对立而后“创新”则是先秦大多原创思想家的法门，如孟子同时批判杨墨两派而为儒学开辟新境，庄子超越儒墨的论争而独树“齐物论”之新说。我们当下若欲在开发《孟子》文化价值时继承先秦子学的创新精神，就要展开孟荀、孟庄、孟老、孟韩、孟墨、孟告等一系列的对照，通过一一超越各对立组合来创新理论、适应当下。当然，在超越对立的同时，我们也应善于发现共识，前者有助于我们文明的创新，后者则稳定着我们文明的传承，如前文所提到的诸子关于“治”的共识，在我们文明中有着核心、标识性的地位，《论》《孟》研究亦应强化此方面。

最后，“子学路径”应从义理与实践两个层面来发展孟子思想，避免把《孟子》中的文字当成金科玉律式的僵化教条。诸子之学相较于三代的王官传统似乎是“载之空言”的纯理论，但它相较于后世的玄学等学术形态，则又多了很多实践力行的色彩。前文也讨论了子学传承的两类重要特质，即在义理发挥中开拓诸子学说的规模、在实践体验中会通诸子本人的精神，亦可见义理与实践是子学内部的两条主干线。而无论是义理发挥还是实践体验，它们都要求传承者能够超越子书文本的局限，汰其粗而寻其精，遗其迹而通其神，不固守盲从书中的个别词句。具体到《孟子》而言，“新子学”主张今人不应将《孟子》中的一些话奉之为圭臬、亦步亦趋地遵循，而是应直探其中的义理核心及其可延伸的空间进行发挥，同时也通过自身的亲身体验把握孟子的真精神，将孟子的真精神灵活地付诸社会实践中。这种孟子学可谓是一种“活的”孟子学，它能够作为一种纽带贯通古今，而不是作为一种枷锁以古限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