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班长
李瑞来
这张照片摄于青海巴音河，是班长由德令哈去巴音河团部送信时拍摄的，照片上的背景是布景。那位胸别毛主席像章、手揣《毛主席语录》，头戴帽徽、领章的军人就是我的老班长吴校选，虽说五十多年了，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
1968年，新兵训练完毕，接着就是分班。一天上午，三营营长邓君志骑着马，在通讯班长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八连。八连连长贾长江立即集合队伍迎接营长的到来，并进行队列演练，检阅完毕，营长让我出列，并问连长我的姓名，我被选为营部通讯员。
右手拿筷子 通讯班的工作是：服务营首长，打扫办公室，值班守电话，骑马送文件，班长吴校选就是我的直接领导。但难题就是我吃饭用左手，因为营长、教导员、副营长及通讯班等官兵一致，一桌人吃饭，人们都用右手，而我一人用左手，老翘他人。我把我变右手拿筷子吃饭的想法告诉班长，班长问：“你有决心吗？”我说“有”。就这样吃饭时，我用右手拿筷子，虽然右手没力气，不习惯，但我始终坚持，加之班长的不断鼓励，终于练成了右手吃饭，适应了营部就餐，最后还成了左右开弓的人。
眼勤手要快 一到通讯班，首先是为领导收拾房间，打水洗衣，打扫会议室，尽是些眼勤手快的眼色话。乡当梁慎德比我大，眼里有活，那里脏就扫，没事还替领导家属抱小孩，不但为领导服务好，还会说一些领导开心的话。班长让我向梁慎德学习：领导刚抽烟，火柴就点燃，这就是眼色。通过班长的指点，我才知道，领导的脸色就是我行动的准则，进门看脸色，出门看天色，领导一张嘴，部下跑断腿。
野外放电线 青海戈壁滩尽是小石子和骆驼草，没有高大建筑，没有电杆，就靠通讯员放长线，营房在那，那里就放电话线。一天，班长让我背上线滚放线。放了很长的线，然后，又把线收回滚子，累得我腰疼腿酸，但我还是咬牙坚持，因为平时艰苦训练，就是为了实战。后来在几次通信训练中，我都轻松地架好电话放好线，受到班长的表扬。
骑马送文件 那时青海部队没有摩托、车辆，没有手机，通信设备落后，一些文件和信件都要靠骑马送达。一天，班长教我骑战马，营部的马都是骑马兵连退下来，再说送信也不要奔跑，我们叫它“走马”。班长让我牵着马，他把马鞍放在马背上绑好，踩蹬示范上马，跨一大步就上了马。然后下来让我骑马，我蹬上马蹬因为步子不大没有上去，他让我胆大一点，我左手拉缰绳，左脚蹬上马蹬，跨了一大步才上了马，然后把疆绳甩了一下，马就小跑开了，越骑越胆大，后来两腿一夹马肚，马就跑的更快了。我曾单独骑马穿过矮小的杨树林，越过清澈的小水河，到七、八、九连送信，合阳战友们对我都很羡慕。
坟地练胆量 学会骑马后，班长又让我练胆量，白天两人骑着马看了营部后边的大坟地，那里埋葬着解放后死去的犯人，坟地好大好大，有的尸体被野狼拉出来，呲牙咧嘴，还有的腿上没有肉，只剩下骨头和皮鞋，很恐怖。到了晚上，他让我骑马到坟地取封联络信。明亮的月光下，坟地蓝色的磷火一闪一闪，好象神鬼在游动，虽然身上还背着半自动步枪，但对鬼神毫无办法，我战战兢兢在坟地发现信件，骑上马头也不回地直奔营房，老是觉得后边有人追，夹夹马肚跑回营房，完成任务，把信给了班长。然后按照“早请示，晚汇报”的惯例，身背步枪立正，面对毛主席画像敬礼、汇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学着吹军号 班长是司号员，每天都要吹起床号、出操号、开饭号、熄灯号，还有集合号、冲锋号。他年龄大了，需要培养司号员，就选中了我，因为我年龄小。吹号首先要吹响，吹响才能变调。早上他带我 吹号，不知是气力不足，还是什么原因，吹了几次就是吹不响，再吹了几次还是如此，我就打了退堂鼓。
学打信号枪 学吹号不久，班长又让我学打信号枪。信号枪管子很粗，首先把信号弹放进去装好，然后对准天空扣动扳机，信号弹分红、绿、黄、白几种，根据不同情况，发射不同颜色。（红色代表紧急情况，白色代表非紧急情况，绿色代表指令进攻，黄色代表识别照明），我练习了几次很快达到了要求。从此，一有情况，背信号枪就成了我的任务。一天夜里，上级通知，马步芳残匪发动叛乱，需要集合部队进行剿匪。当连队快到时，营长下令，我打了几颗绿色信号弹，标明了集合地点。不一会儿，班长吹起了集合号，集合起来没剿匪，才知是军事演练。
藏区搞宣传 一次，毛主席下达了最高指示，好象是“要斗私批修“吧，班长立即带我们去藏区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在藏族包里前，一群黑狗狂叫乱扑，班长身子猛一蹲，黑狗跑的老远。藏族夫妇及女儿“高原红”（脸腮高红）接待了我们，高原红开口就说：金珠玛咪皮子盖、阿姥，意思是解放军同志好，进帐后男左女右分开，然后给我们倒酥油茶，因不懂藏民“喝毕翻碗”风俗，我一连喝了几大碗，班长接过茶碗一翻，高原红就不倒了。我们拿着最新指示的报纸让藏民看，他们指毛主席说：统帅，指着林彪说：副统帅。我们给他们讲：斗私，就是取掉私人杂念，批修就是批判苏联，中国的修正主义。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还给我们讲他们学喝“早到几那代哗单桂”（大海航行靠舵手）情况，走时一家人弯腰分开两手齐谢“巴扎咳”。
十一月，七连成立了宣传队，我又调到七连，和李宗奇、拉毛东智等战友在一起，走时老班长对我恋恋不舍地说：“不管走到那里，都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送我一张照片和毛主席像章，还有一只补发的军缸，我就这样离开了时常关心我的老班长。
七十年代，我和老班长都复原，我被安排在合阳邮电局，他被安排在大荔国棉十三厂。我去看望他，他还是那种对党忠诚的本色，他说：“要服从党支部的领导，要团结同志，要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他让我吃大荔卤肉和炉齿面，走时又送我一张青海戈壁滩上的骑马照。
因为年龄关系，我把地址丢了，只知道是蒲城三合人，不能看望，但老班长给我的军缸我一直用着，老班长对我的关心，我终生难忘，愿老班长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