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整个城市笼罩在沉闷的湿气中。12楼的窗户半开着，冷风灌入病房，伴随着雨滴轻拍窗沿的声音，似在提醒着什么。就在几个小时前，这里发生了一场无声的悲剧。
柳芳芳，一个被抑郁症折磨得形销骨立的女人，静静地躺在医院楼下的绿化带中。她的脸被雨水冲刷得苍白，周围是一片泥泞的狼藉。窗外的冷风此刻仿佛变成了一声声冷嘲的叹息：是谁没守住她最后的防线？
刘光颤抖着双手，回忆起那个雨夜。他至今记得，那是一个让人窒息的夜晚。柳芳芳终于入睡，他自己却早已筋疲力尽。连续几天的陪护，压得他喘不过气。医生反复叮嘱，要24小时看护，他也尽力遵守。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他实在撑不住了，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醒来时，病房空了。
“柳芳芳人呢？！”
刘光一把抓住经过的护士，声音嘶哑得不像话。护士们慌乱地四处寻找，楼道里的喊声和雨声混杂在一起，像针刺一般扎进他的耳膜。时间过去得像一个世纪那么久，直到有人在大楼前的绿化带发现了她。他赶过去时，已经迟了。
她躺在那里，脸上是难以掩饰的平静，仿佛终于挣脱了所有痛苦。他跪在雨水中，撕心裂肺地喊她的名字，但她再也听不到了。
悲剧发生后，愤怒几乎压垮了刘光。他无法接受，妻子明明已经被送到医院，明明有那么多人在场，却还是没能阻止她从12楼一跃而下。
“医院有责任！”刘光坚定地说。他认为，柳芳芳患有抑郁症，是特殊病人，医院没有尽到应有的看护义务。如果窗户不是那么容易打开，如果有人能及时发现她的异样，她或许不会走上绝路。
可医院却不这样认为。
“我们已经履行了所有职责，”院方态度冷硬，“家属陪护是医生明确要求的，是您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窗户的设计也符合国家规范。”
医院的陈述像一记重拳击在刘光的胸口。他的怒火没有地方发泄，只能通过法律手段追究责任。他向法院起诉医院，索赔237万元。
法庭上，双方争论不休。医院拿出各种监控记录和规定，证明自己没有过失，而刘光则不断重复，医院对特殊病人没有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争论焦灼不下。
最终，一审、二审的判决都倾向于医院。法院认为，医院的管理并无不当，责任主要在于家属未尽到看护义务。考虑到人道关怀，医院象征性地赔偿三万元。
刘光在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眼前一阵发黑。他不敢相信，妻子的命在法律的天平上，居然只值这象征性的三万元。
这场官司结束后，刘光变得沉默了许多。他没办法再去质问医院，质问社会，甚至没办法质问自己。他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承受失去妻子的痛苦，承受那些冷漠如雨水般打在脸上的嘲弄。
柳芳芳的死，让他意识到精神疾病的看护远比想象中复杂和艰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无法释怀。柳芳芳的生命像雨中的泥泞，被轻描淡写地碾过。
窗户的规范无懈可击，院方的管理滴水不漏，所有程序都看似合理。可就在这些程序的夹缝中，柳芳芳找到了她的出口。
“生命的价值呢？”刘光曾在心里无数次呐喊，可这问题没人回答。仿佛所有人都在冷冷地注视着他，然后移开目光，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
雨停了，但刘光的世界从此再无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