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4年10月17日，美国知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发布了题为《美中关系2030年代：走向共存的现实场景》的报告，深入分析了中美关系在军事、经济及全球治理等多个方面的中长期发展趋势。这份报告的发布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关键倒计时阶段，外交政策处于调整和重塑的关头。卡内基报告无疑意在先声夺人，试图引导下一届美国政府关于中美关系的政策讨论。报告开篇强调，美国政策专家需要构建一个“现实的未来愿景”，以帮助中美两国在紧张的双边关系中找到缓和局势的路径。该报告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提出了比当前华盛顿主流观点更加积极的中美关系未来展望。
卡内基的这份报告也回应了近来在美国战略界持续发酵的“终局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议题在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究竟将走向何处？美国应当设定一个怎样的战略目标？以前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和前特朗普政府副国级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为代表的“制胜派”认为，美国必须设定“战胜中国”的明确政策愿景，质疑拜登政府当前所采取的“竞争管理”策略。而卡内基的报告则提出了一套以“共存”为核心的情景设想，意图为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提供更具现实色彩的路线图。
《美中关系2030年代：走向共存的现实场景》（图片来源：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二、报告主要内容
（1）基调设定：历史、经验与乐观未来
报告设定的总体基调是在激烈竞争的现实中探索理性共存的可能性：承认两国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强调竞争可以通过务实的管理避免升级为冲突。报告通过历史经验和现实主义逻辑，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缓和经验，指出大国竞争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只要双方采取现实的、基于共同利益的策略，和平共存的前景依然可期。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德奎利亚尔（Mariano-Florentino Cuéllar）从历史认识切入，认为中国的崛起印证了前任主席在1950年代提出的“中国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预见。这种历史回顾为后续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中美竞争的本质并非突发性的，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德奎利亚尔认为中美关系是一种竞合关系，两国既在所有“全球权力领域”展开竞争，也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规范、核风险管控以及全球疫情防控”等核心议题上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该报告主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治国方略计划主任齐维斯（Christopher S. Chivvis）进一步明确了报告的基调，即在高度竞争的背景下，中美之间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齐维斯指出，当前的美中关系充满了紧张与敌对，甚至战争在未来十年变得“可以想象”，然而，他也强调政策专家必须为两国提供一个“现实的未来愿景”，以引导双方找到缓解紧张局势的路径。
齐维斯特别提到，尼克松和基辛格通过缓和政策（détente）稳定了美苏两国间的对抗，虽然没有终结超级大国的对立，但为冷战的和平解决铺平了道路。齐维斯并未直接建议中美走缓和的老路，但他认为，未来的路径并非注定一成不变。当前的双边关系虽然处于一个特别危险的阶段，但历史表明，只要有合理的战略，就有可能避免更糟糕的局面。
缓和政策始于 1969 年，是尼克松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为了避免与东欧集团的冲突升级，尼克松政府推动与苏联政府进行更多对话，以促进军备控制和其他双边协议的谈判（图片来源：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2）情景设想：变量和表现
在报告中，情景分析法（Scenario planning）被用于分析未来中美关系的不同演变路径。这些情景的设计基于多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变量，如经济增长、技术竞争、军事平衡、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全球治理的变化。通过构建多个可能的发展路径，报告希望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为应对这些情境制定相应的策略。
卡内基亚洲项目非常驻研究员麦艾文（Evan S. Medeiros）具体定义了影响中美关系中长期趋势的七个变量。可以将这七个变量分为三个主要类别：结构性变量、互动性变量和外部影响变量。
在结构性变量方面，一是竞争的来源，即中美竞争的主要领域（安全、经济、技术、意识形态）是结构性的基本变量。每个领域的竞争强度和优先级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整体方向。二是国内政治。三是地缘政治环境：全球权力分布和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大国关系（如与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
互动性变量则包括：一是沟通渠道：中美双方如何处理高层和技术层面的沟通将决定他们是否能够有效管理危机并避免误判。二是双边合作：在某些领域的合作（如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可以为两国提供缓和竞争的机会。三是稳定的支撑力量：包括商业领袖、政策制定者、民间社会等曾经在稳定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角色。外部影响变量则是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态度和行动。
基于上述变量，报告提出了五个未来的可能情景：
1. 中美共管局面（Condominium）：最乐观的情景，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领导世界经济增长并解决全球问题。双方在安全和经济上达成了互补性的关系。
2. 中美缓和（Détente）：这是一个稳定但有限的合作局面，双方通过沟通和机制管理竞争与危机，避免军事冲突，但在技术、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依然存在。
3. 战略竞争中的逐步推进（Muddling Through with Strategic Competition）：这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延续，存在持续的竞争和有限的合作，但没有明显的好转或恶化。双方通过偶尔的外交对话避免冲突升级。
4. 走向对抗的缓慢燃烧（Slow Burn Toward Rivalry）：这一情景描述了中美之间竞争的逐步加剧，特别是在安全和军事领域，风险不断上升，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技术脱钩也在加剧。
5. 新冷战（New (Occasionally Hot) Cold War）：最糟糕的情景，类似于美苏冷战，双方进入全面对抗，包括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严重分裂，甚至可能发生局部军事冲突。
（3）中美平衡的“具像化”
报告进一步提出了中美在未来经济、军事和全球治理领域共存的路径。报告设想中美之间在经济上会趋于平衡，尽管会有一定程度的技术脱钩。齐维斯宣称，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大幅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已减弱。同时，双方的经贸往来仍然密切，技术脱钩也即将在下一个十年中“达到极限”。
曾提出中美共管的“G2”概念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主任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则认为，中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仍在不断增加，美国已经无法通过“遏制”来限制中国的发展。他宣称，美国需要承认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则需要向美国表明其并不寻求取代美国，而是愿意分享全球经济领导角色。
军事方面，报告设想中美在东亚地区实现一种粗略的军事平衡，两国将不得不共存。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和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首席研究科学家何理凯（Eric Heginbotham）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可能会减缓其军事支出的增速，从而影响其军事现代化的程；而美国与盟友的紧密合作，则为平衡中国的地区军事力量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两位学者认为，现代军事技术加强了防守方的优势，因此建议美国采取防御性的“拒止战略”（Denial Strategy）。
在全球治理方面，尽管中美之间围绕世界秩序的分歧会持续，但报告设想中美可以通过全球秩序视角寻找稳定的途径。牛津大学教授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认为，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恰逢全球秩序处于过渡期。两国不仅面临双边摩擦，还需应对全球秩序的变化。中美不仅需要处理双边的竞争关系，还要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多重诉求。两国可以通过全球秩序的重建来减少双边摩擦。
齐维斯则反驳了中国意图推翻现行国际秩序的观点。他分析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认为这些倡议更多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齐维斯认为，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完整替代体系，这使得双方在一些领域展开合作成为可能。
哈佛大学学者坎帕内拉（Edoardo Campanella）和任美格（Meg Rithmire）也认为中国没有挑战国际货币秩序的行为和动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希望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而是希望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提高金融稳定性和经济安全。人民币国际化所导致的开放资本账户、提升市场透明度和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性改革对美国也是有利的，会让中国更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因此，作者提出美国应鼓励人民币国际化。
三、战略自信的美国有利于世界？
不难发现，卡内基报告中对中美共存的预见建立在美国“战略自信”的核心假设上。针对公众对美国走向衰落的担忧不断上升，并开始拥抱“自我怀疑”，如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为首的精英曾提出反驳。扎卡里亚在去年底美国战略界辩论中曾批评了“衰落主义”的心态，认为这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过度防御性反应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还可能破坏美国自己帮助建立的国际体系。卡内基学者的看法反映了这一思潮。
2024年1月/2月期《外交事务》杂志，封面文章为扎卡里亚撰写的“陷入自我怀疑的超级大国”
构成美国学者对华“战略自信”的第一个假设是中国经济将持续放缓，并且认为时间在美国这一边。这一观点与美国时兴的“中国见顶论”（Peak China）不谋而合。这种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可能过于简单。中国的经济模式正在向内需拉动、创新驱动转型，尽管增速放缓，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依然强大。
正如麦艾文在《外交事务》上指出的，尽管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但将中国当前的困难视为永久性衰退是错误的。“见顶论”支持者忽视了中国在经济之外的其他实力维度，如在电动汽车、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
尽管这一认知是不正确的，但其带来的政策反应值得推敲。美国学者基于美国经济继续领先的预期，可能促使其在竞争中采取更为耐心和务实的态度，而非激烈对抗。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虽然仍具影响力，但其发展速度的放缓意味着中美竞争的时间框架有所拉长，这给双方探索合作和管理分歧提供了更多时间和空间，有利于减少摩擦和避免激烈冲突。
美国学者的第二个假设是，在美国有“防御性”的力量威慑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双方安全风险可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近年来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上的提升，使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然而，这一假设也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稳定性，进攻性行动的减少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双方误判和危机升级的概率。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台湾问题等攸关中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领域，仅仅采取消极的所谓“防御”策略无法根除双方根本上的战略分歧。美国加强涉台军售、鼓动区域国家展开涉台联合军演这种所谓“防卫性”的“威慑活动”往往容易被中国政府视为挑衅。这种误判和误读需要美国反思其“一个中国政策”被虚化掏空的现实，减少双方的认知鸿沟。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位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报告所持的第三个假设是中国并不意图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学者基于这一假设，认为中国更多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寻求改革和利益调整，而非彻底颠覆现有秩序。这一假设与中国的外交政策立场不完全一致。一方面，中国寻求在现有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而非另起炉灶。另一方面，中国认知的“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由国际社会共同确立的，其最根本的原则是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
这一观点与美方所认知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有一定距离。美国在冷战初期创设战后国际秩序时，有意排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与，导致在《旧金山和约》等战后根本安排中并没有中国的声音，造成台湾和钓鱼岛等一系列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也向来不承认“基于规则”带有的“人权高于主权”意涵。
虽然这一假设并不准确，但也可以为中美进一步沟通打开渠道。如果美国学者能够接受中国并非以颠覆性力量出现，而是一个愿意在现有体系中进行合作和推动改革的角色，那么双方就有可能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美国的战略自信如果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可能会促使其减少对中国的敌意，并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创造更多共识空间。
四、拥抱中美关系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在美国大选走向白热化之际，美国战略界的幕后讨论往往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纵观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对华政策陈述，往往是其选举策略和国内政策的延伸。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其过往言论和出身背景进行评判，忽视了美国战略界系统性、长期性的对华思路变化。
2024年美国总统辩论期间，特朗普提到对华贸易战的“成就”，哈里斯则攻击特朗普与中俄领导人的“关系密切”（图片来源：ABC News）
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有几个阶段：反思-成型-质疑-重构。其中最容易简化地描述的部分常常是已经成型的模版和“共识”。当前，美国战略界形成的对华共识正在解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在《质疑美国对华共识的假设》一文中指出，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达到顶峰，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和国内问题的压力（即顶峰论），这可能促使中国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和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扩展上，因此美国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战略来应对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挑战。
历史认识的差异也构成了这一差异的根源之一：尤其是关于“美国是否错误地促成了中国的崛起”的分歧。如何瑞恩指出的，美国战略界对“接触”政策仍然存在两种态度：一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经济接触和全球化“错误地”促进了中国的崛起；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政策在当时是合理的，美国无法完全阻止中国的崛起，因此当下应该修改而不是彻底抛弃这种政策。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也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全球霸权，威胁到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因此必须通过更具进攻性的政策来限制中国的崛起。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并不一定寻求全球霸权，更多是希望在现有秩序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因此可以通过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方式来处理美中关系。
卡内基报告通过解构美国对华政策的“共识”，释放了对未来中美关系更多元和灵活的想象力，尤其是在2024年大选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提出的“共存”情景设想，呼吁打破当前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固化思维，鼓励美国政策制定者跳出二元对抗框架，探索在竞争与合作并存中找到共赢路径。
1972年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开启了两国在冷战背景下的接触和对话。虽然当时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深刻分歧，但通过正视彼此的差异并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仍然实现了互利互惠的共存。未来的中美关系，仍需以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为指引：通过直面分歧和复杂性，寻求务实的共存之道。面对全球性挑战，需要认识到彼此观点的多样性，避免陷入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只有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探索建设性的竞争与合作框架，才能确保中美关系在未来继续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