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在中国年轻一代中的存在感正在减弱。据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起的“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在6828份有效问卷中，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明显下降。数据显示，95后（出生于1995年至2003年）中，仅约一半的人每周有不少于1到2次性生活，这一频率低于80后和早90后的群体。最为年轻的群体并非性表现最活跃的人群，这与传统印象不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最年轻一代中有14.6%的男性和10.1%的女性（均为有伴侣者）表示，过去一年里未曾有任何性生活。这一比例超过了70后、80后和早90后。
调查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於嘉指出，相当大比例的中国年轻人正处于无性婚姻或无性关系中。於嘉还提到，自己大学时期最流行的电视剧是《奋斗》，其中李小璐饰演的角色为爱情偷户口本结婚，展现了“为爱奋不顾身”的浪漫主义。然而，若是放到今天，这种观念很可能会被年轻观众解读为“恋爱脑”的表现，并受到嘲讽。从00后的行为模式中可以看出这一变化的端倪。
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等人在2022年的调查结果，全国32282名大学生中，有25%的人不仅没有恋爱经历，也没有恋爱的意愿；整体来看，46.14%的大学生未曾有过恋爱经历。在那些有恋爱经历的人中，仅不到六分之一发生过性行为。用某位日本学者的话来说，年轻人正在步入“嫌麻烦的恋爱时代”。这不禁让人想起有关当代年轻人生活状态的热点话题：新一代年轻人忙于考研、找工作（而非创业）、一次次经历大厂面试、无果的相亲经历、面对裁员风险、自愿做全职儿女、饲养宠物、购买黄金、考察低价房源、通过苦攒定期存款获得利息生活，以及为养老储蓄而忧虑……当他们疲于应对这些生活压力，哪里还有精力投入到恋爱当中？相比之下，在95前群体中仍可见更高的性活跃度。“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发现，在有固定伴侣的中国人中，性生活最活跃的人群是80后的男性和早90后的女性。
数据显示，67.9%的80后男性和64.6%的90初女性每周至少有1到2次性生活。然而，这一代人的性生活状况中仍隐藏着意想不到的发现——即便是中产阶级也未能幸免性生活的匮乏。性社会学专家潘绥铭曾提到，高社会经济地位男性往往更为性活跃。然而，此次调查显示，这种观点或许需要重新审视。在80后和90后男性中，教育程度与性生活频率出现了反向关系。
具体而言，80后男性中，高中以下学历者中有近三分之一（31.4%）每周性生活达到3到6次，这个数字远高于同年龄段受过更高教育的人。而在90后与早00后硕士及以上学历男性中，有超过半数的人月均性生活不足1次。报告建议，人们应关注正在崛起的年轻中产阶级。尽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但相对而言，他们在性生活方面显得尤为匮乏。这一现象引发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社会学议题。
30岁的刘也和她的丈夫赵睿的生活节奏颇具典型意义，与许多职场夫妻相似。赵睿每天晚上工作到11点，回家后需要在窗前静坐片刻以舒缓神经，为了保证第二天的精力，两人争取在午夜前入睡。而刘也则供职于一家外企，每天早晨7点40起床，准备花费一小时通勤时，赵睿已经搭上了公司的顺风车。 赵睿一周仅休息一天，而刘也则有时在周末兼职，看似紧凑的日常给他们出了一道算术题：刨除生理期，两人每月能完全摆脱工作的日子只有三四天。这无情地验证了哲学家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的观点：“绩效原则已全面支配了现代社会中的一切，包括爱和性。”对此，刘也总结说：“大家都在996，还谈什么性生活？生命力是性本质的核心，但当工作榨干你的生命力时，性与爱的空间自然无从谈起。”
方冰仪和陈昊这对二线城市的已婚父母，他们大部分下班后的时间都围绕孩子转。相比之下，陈昊对“性冷淡”现象颇有微词，他认为这是一个相对不普遍的“伪命题”，因为身边许多人的生活依旧丰盈而多姿。然而，他同时也自认妻子属于“性冷淡”阵营，毕竟他每天一次的期望频率令方冰仪头疼甚至崩溃。方冰仪直言：“一天忙完工作，当完妈，唯一想奢望的是摸会儿手机，什么时候困了什么时候睡。”
正热恋中的杨晓茜和小胡相隔一线城市东西两端，他们维持着每月五六次见面的节奏，而性生活频率则降低为其一半。这是双方理性协商的结果，他们更希望一起登山、攀岩、或者公园晒太阳。杨晓茜认为，这种安排反映了现实压力：假期过于珍贵。“远离都市的奔波，看蓝天、呼吸新鲜空气，也是身体需求的一部分，也是打工人迫切需要的释放形式。”
林萌则和男友吴飞过着介于恋人和室友之间的同居生活。在林萌看来，吴飞是精神和生活上的最佳伴侣，却并非身体契合的那一位。吴飞也坦言，他对肉体亲密并无多大渴望。林萌提到一种说法——婚姻第一年，每次亲密画下一个红对勾，以后每年用不同颜色记录，最终“红色”往往最多。这种错位关系使林萌的选择趋于妥协，她选择自己解决需求。
2024年1月，韩国推出了一部以当代爱欲矛盾为主题的电视剧《好久没做》。剧中沉重的话题引起观众共鸣，一条热评写道：“本来是冲着性喜剧来的，看完之后连性都懒得想了。穷人光挣钱就已经掉了半条命。” 对此，社会学者於嘉分析说：“东亚人普遍压力巨大，中国人尤其紧绷。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整体社会不像传统福利国家那样提供足够支持，更多依赖家庭和个人自救。如果稍作松懈，就可能面临生活滑坡。在生存危机面前，爱情和性自然成为‘合理牺牲’的领域。”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日本。书籍《不恋爱的年轻人》中讲述了泡沫经济崩溃对年轻世代爱欲衰退的影响。经济稳定感的崩塌让人们更倾向保护已有，而宁愿牺牲获得新关系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满足感。一句话道出了普遍的心境：“反正不过如此。”这种悲观主义最终催生了一种“简单生活”的低欲望模式。
在美国的一档关于亲密关系的播客中，一位女性分享了她对性生活频率感到不安的经历。她说道，这种焦虑感一直困扰着她，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种不安其实是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媒体和影视作品，包括成人内容，不断灌输一种虚假的频率、方式和快感标准，却被许多人当成了现实生活的参照。
《大西洋月刊》通过大量访谈印证了这一观点：大多数人总认为他人总是在进行频繁、有质量的性生活，但事实却远非如此。相比之下，在中国，大众文化中性羞耻感依然十分强烈。虽然中国同日韩在某些性观念上有相似的东亚困境，但较少见到如《好久没做》这类直面情欲探讨的影视作品，反而逐渐迎合“双洁”设定的潮流。这种设定原本是在网络小说中指男女主角都是性经验“纯洁”的形象。而即便是火热了四季的婚姻纪实真人秀《再见爱人》，该节目展示了娱乐圈中濒临离婚的真实夫妻，却依然保持了“纯洁”的尺度。 於嘉是《再见爱人》的忠实观众，我俩见面前，她还在手机上追看节目。她从某些嘉宾隐晦的谈话中感受到，这些夫妻可能存在性生活上的问题。譬如，一位男嘉宾曾提到性生活的重要性，而他的妻子却表现出回避态度。然而，这种内容在节目里无法被公开或严肃地讨论。
刘曾对无性恋人群进行过学术研究，并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矛盾现象：统计数据显示，无性恋群体在人口中的占比约为3%。但由于国内对性的讨论始终避而不谈，每个人都倾向于展现一种“无性”的表象。在这种氛围下，她指出，其实很难辨别哪些人是真正的无性恋：“在中国，人人都是‘无性恋’。”
中国关于个人生活质量的调查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年轻世代在性观念上的差异。数据显示，年轻女性的性观念愈来愈开放，同时，年轻男性却表现出某些保守回归的倾向。例如，在涉及“女性在性生活中的角色”问题时，整体来看，各性别和年龄段受访者均认为女性应更积极地参与，但年轻男性的回答却呈现出一种回流趋势。图表显示，80后男性倾向于支持性别平等，而90后男性则回归至较为保守的立场。相比之下，女性的态度图表则是一条逐步上升的直线，越年轻的女性越强调自己在性生活中的权利。此外，关于“性行为目的”的问题，大多数受访者不再认同“性行为只是为了生育”，这一转变被视为性观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年轻女性中，认为“性行为是为了履行配偶义务”的比例也显著下降，尤其是90后，仅4%的女性持这一观点。
而对相较男性而言，更多女性认为性行为的核心目的是表达感情，而非其他功利性用途。采访中，当夫妻方冰仪与陈昊被问及性生活频率及满意度时，方冰仪直言不讳地表示并不满意。她认为一周1-2次更为理想，而不是每天。她尝试以沟通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但丈夫陈昊对此缺乏反馈。她坦言，目前更多是在迎合对方，而非彼此取悦。而后，一向沉默的陈昊发表他关于“结构性冷淡”的看法，并强调这种状态因人而异。当被追问是否会因此改变时，他直接回应，他认为需要改变的是妻子。与此同时，社会中不同性别在讨论性问题时也展现了不同的轨迹。男性倾向于将性的讨论与权力相关联，例如通过讲黄色笑话来形成自我优越感，但很难揭露自身在亲密关系中的困境。而女性更多是在寻求理解，用平等和温暖的方式探讨问题。这种差异反映了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结构——男性更需要维护某种形象，而女性则聚焦于情感与体验。
在婚姻维度的调查上，约81%的已婚受访者对婚外性行为持否定态度（其中76%为已婚男性，84%为已婚女性）。但是，与20年前的数据相比，对出轨行为表示反对的比例已下降14%。尽管如此，中国的婚姻整体仍处于稳定状态。於嘉认为，这与中国家庭以“子女中心主义”为主导有着直接关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性、婚姻、生育甚至财务等价值链条紧密相连，就像学者伊庆春提出的“婚育套餐”一样，将恋爱、结婚、生育串联成一个整体。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2015年结婚的中国家庭中，有56%的夫妇在婚后一年内生育孩子，两年内这一比例达到77%。不过，这一传统模式也代价高昂。不少人因婚育附带的一系列压力和任务而望而却步，从而间接导致性冷淡或被动回避亲密关系的发展。
一些学者指出，与其强行建议年轻人无谓地乐观，不如创造更公平、更能承载自由选择的社会环境，帮助个体在现代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新的视角探索婚姻及性行为之外的生活模式，例如电影《好东西》中描绘的单亲妈妈与女性好友结伴带娃，以及社会热议的离异人士抱团养育子女、单身互助养老等新尝试。於嘉认为，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只要能够满足特定需求，就足以替代婚姻的传统功能，这本身是一种灵活且积极的生活方向。从个人角度来看，所谓的“性萧条”未必是一件坏事。如果它符合一段关系中被忽略一方的真实需要，例如方冰仪的诉求；如果它体现了跳脱婚育传统、追求独立选择的勇气，例如近年来一些人的生活转变，那或许它不仅是个人解放的一种形式，更是迈向自由的一种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