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创作的“一二三四”
——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谈
丁晓平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4年12月31日02版
像我这样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70后作家是比较少的。这些年，我先后创作了以五四运动史、中共建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抗美援朝战争史、改革开放史等重大事件为主题的长篇纪实作品，还创作了毛泽东、邓小平、胡乔木和陈独秀、王明、蔡元培、埃德加·斯诺等历史人物的传记作品，其间的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出版界有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专业“口头禅”，叫作“创作无禁区，出版有纪律”。因此，总有作家朋友问我：“你写了那么多涉及‘四史’的作品，怎么就都顺利通过审核出版了呢？”我能听得出来，朋友们询问“话中有话”，似乎在我的创作之外还有什么“门道”或“捷径”。其实，我哪里有什么“门道”，更没有什么“捷径”，但在重大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上，我是有一些来自于实践的经验，可以说出个“一二三四”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就是一个写作的根本原则。什么原则呢？那就是写有价值的历史和写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那么，什么是有价值的历史和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呢？我认为，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和科学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最有价值的历史，也是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历史是一条长河。主题主线如同“黄河之水天上来”，是趋势是规律；主流主体如同“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潮流是方向。在这个碎片化的浅阅读时代，微观的历史、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宏观的历史却越来越模糊。作为一名历史作家，就必须坚持“大我”，抛弃“小我”，以系统的、全局的思维来书写历史的整体和整体的历史。
“二”就是“两个面向”，即面向现实、面向未来。无论是作为历史作家，还是作为历史研究者，都要扪心自问：我们研究和写作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认为，写作和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过去，而是服务现实、美好未来。重大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四史”的写作，是一件严肃而高尚的事业，是一件政治性极强的工作。一些作家、学者对“政治”二字有一种普遍性的误读，似乎自己是搞文学的、搞学术的，以不谈政治、回避政治自居。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文艺和学术研究本身就具有政治属性。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阵营之所以分裂，正是因为陈独秀和胡适在“谈政治”的问题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争论和冲突。陈独秀主张谈政治，他说：“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绝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当年反对陈独秀“谈政治”、标榜自己“不谈政治”的胡适一辈子都没有离开政治，最终还是走上了从政为官的歧途。因此，我的历史文学写作始终以“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的话为座右铭，即：“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但是我知道，我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且，愈是为政治服务，我就愈感觉到政治不是目的，政治如果离开了人民的利益，离开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就要犯错误。”诚哉斯言！
“三”就是我历史文学创作的“三三法”。文学创作不仅仅是讲故事，重大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更是如此，尤其需要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一分为二又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才能做到呢？我的经验是，仅仅调查是不够的，还要研究，要辩证分析，要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到你需要的最本质的东西来还原历史、描绘生活、描绘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物、描绘人物的命运。如何研究呢？一方面要站开一点，从远处通观全貌，另一方面要一直追溯到产生矛盾的起因，从人物的心灵深处去看待事实。我通常把这种方法叫“三三法”，即：一是在创作方法上要把握好“三视”——仰视、平视和俯视。仰视，以敬畏之心深入调查采访、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平视，以平常之心去思考、比较、选择；俯视，以艺术之心去鸟瞰历史，居高临下，从而使得作品拥有敬畏、尊重和批判精神。二是在创作理念上要把握好“三观”——宏观，有高度地完整地看事物整体的发展进程；中观，从局部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发现核心；微观，从蛛丝马迹的个体和细节中发现关键节点和历史场景，还原人物和事件的现场和真相，从而使得作品怀抱全局、情节和细节，从而使得作品具备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情怀。三是在创作导向上要把握好“三场”——立场，就像毛泽东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说，“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表现时代的进步和精神，写出真、善、美，不带偏见却立足正义，且充满情感和情怀；现场，就是要亲临第一现场和利用第一手资料，通过辩证分析掌握最真实最准确的事实，无限地逼近真相；气场，就是要描绘和叙述历史和现实中最有益且最有趣的人和事，从掌握的材料的内部去发现它、分析它、理解它、洞悉它，从而创作它，发掘出它的价值和精神，给人以启示、启发、启迪。
“四”就是“四写”。20多年来，我探索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努力完成“四写”，即：一是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二是写别人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三是写给人们带来积极影响的东西，四是写让时间留下来的东西。正是在这种历史力量的驱使之下，我坚持到现在并继续努力。
历史对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精神的虚无将导致肉体的毁灭，历史的虚无将导致现实的毁灭。我相信，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无法抛弃历史，它将人们编织在一起，将不同的世代连结起来，既有世俗的也有神圣的意义。坏的历史叙事能解构一个民族，正如好的历史叙事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好的历史叙事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天性，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生活的意义和奋斗的价值。归根结底，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也是一种文化观和价值观，更需要一种理性。我在这里强调的理性，是一种在时间中、在历史中展开的“责任伦理”，即：只有那些面对前人的牺牲感到深深的愧疚，而对后来者怀有巨大责任的人，才是置身于历史中的人，才是置身于真实世界中的人，正是这种愧疚、正是这种责任，要求、命令我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地为后来者造福的事业之中去。因此，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称为理性的人，对历史负责的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配称为理性的事业。是啊！做一个理性的人，做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多好啊！这也是我作为历史作家的初心、责任和使命。
丁晓平，安徽怀宁人。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大校，编审。著述50余部单行本，计1000余万字。作品曾获中国文艺评论奖、文津图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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