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大多数德国大学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盛行，绝不只是失业者或没受过教育的人才热衷于纳粹。自1931年夏天以来，纳粹大学生联盟一直主导着德国学生会。”
相比分辨能力有限、容易被蛊惑蒙蔽的普通人，知识精英的选择更耐人寻味。乌维·维特施托克以希特勒上台后到3月中旬的短短四十多天为节点，试图展示柏林作家和艺术家在大时代中的抉择——这些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走向。
对于这批知识精英来说，思考的时间和空间都已很小，他们必须马上抉择，到底是坚持理想、反抗到底，还是流亡海外，抑或是选择下水、同流合污。这是因为希特勒上台后，仅用了短短两周时间就破坏了旧有的政治秩序。作家和艺术家们成为最先被冲击的群体，抄家、逮捕甚至处决都迅速发生，让他们措手不及。
2月28日，国会纵火案发生，昔日魏玛共和国向往的民主随着《国会纵火法令》的颁布化为泡影。《国会纵火法令》废除了所有重要的基本权利，国家于涉不再受任何限制，言论、新闻、结社和集会自由统统失效。警察可以随意逮捕任何人，无限延长拘留时间，并阻止被拘禁者与家人或律师联系。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托马斯·曼、亨利希·曼、拉斯克-许勒、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乔治·格罗兹、凯绥·珂勒惠支、埃丽卡·曼、里卡尔达·胡赫、乔治·格罗兹、玛莎·卡莱柯、奈莉·萨克斯、卡迪佳·韦德金德……这些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们，面临着德国文学寒冬的到来。
乌维·维特施托克坦言：
“这不是英雄传奇，而是命悬一线者的故事。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不愿承认危险，要么低估了危险，要么反应得太慢，总之，他们错了。”
其实，知识精英对于时局往往会有更早也更准确的预判，只是执行力各有差异。“德国民众还在幻想，幻想希特勒上台后能实现他的承诺，让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不在，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奶与面包。但敏感的知识分子早已是惊弓之鸟。有些人果断逃亡，有些人还在犹豫。”
希特勒固然能够蛊惑人心，但当时并非无人始穿。正如乌维·维特施托克所言：
“希特勒的演讲听起来很有纲领性，但几乎没透露任何具体内容，全靠浮夸的比喻和宏大词汇的音调支撑。那些被他按节奏不断重复的信号词甚至让一些句子失去了意义。”
与卡夫卡齐名、以《拉德茨基进行曲》等作品传世的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后来就在一封写给茨威格的信中感叹道：
“放弃一切希望……我们的文学和物质的存在已经被摧毁，不止于此，我们的生活已万念俱灰。野蛮成功地统治了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地狱当道。”
当时的约瑟夫·罗特已经被迫流亡法国，1939年在贫病中离世。
如果跳出《文学之冬》的时间框架，将视线延伸至纳粹上台前后，知识精英的思考、预判、抉择，还有如何记录历史，如何面对凛冬，都更值得探究。文学能带来更敏锐的感知力，有助于预判；它还可以作为武器，与黑暗对抗，当然，也可能沦为黑暗的工具；它还是记录历史的最好方式。文学也是脆弱的，总是成为写作者的“罪证”。那些抉择与碰撞，有力或无力，都在文字中呈现，并交织成为知识精英们的人生。
希特勒上台后，作家与艺术家的苍凉
在希特勒构建的语言体系中，各种概念听起来都极为崇高，比如“敬畏”“洁净”“民族性”等，“德意志”更是所有议题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但正如《文学之冬》中所言：
“现实情况是，一个在基本问题上众口如一的同质化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国内的民众早已分散到利益和意见相左、只能彼此妥协的不同阶级、阶层和环境之中，但希特勒对此只字不提。民粹主义者希特勒为他的听众杜撰出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梦境，在这个梦境中，所有差异和个性都被熔炼消失，成为‘德意志农民’‘德意志工人’那样不可分割的集体，或‘德意志文化’‘德意志历史上的伟人’那样难以定义的想象。”
“戈培尔还会成立一个隶属该部的帝国文化院，它设有七个独立分院，分别负责上述文化领域：帝国文学院、帝国音乐院、帝国电影院等。今后，任何想在德国公演、发表、展览或放映作品的人都必须是各分院成员，并永远受其控制。戈培尔创建了一个几乎滴水不漏的政治审查机关。”与此同时，各种文化演出的审查越来越上纲上线，“警察总长在剧场内认真做着笔记，‘可能是为了不漏掉剧团的任何一个包袱，放肆的段子和暗示。’”
《文学之冬》以日期为脉络，从大量报纸（如《福斯日报》《法兰克福日报》《柏林晨邮报》等）、日记、文学作品、艺术档案、信件等材料中提炼真实可信的内容，以日记和新闻通讯形式，讲述了三十三位德国知识分子的“关键时刻”。许多故事都令人唏嘘，有着浓浓的历史宿命感。
比如埃里希·艾伯迈尔与克劳斯·曼，这两位早早成名的年轻编剧不得不中止剧作《夜航》的彩排。在那个萧索的午夜，已经感受到危险的他们挥手作别。他们对未来仍有憧憬，却不知道这是两人最后一次相见。
戏剧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则上演幸运大逃亡，“他的护照次日就将被当局吊销，此后他就再也不能离开德国了……（内政部的新主人们）要确保，可以在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逮捕他。”好在他及时得到消息，不顾发高烧的孱弱，迅速逃往布拉格。
《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此时已是世界级作家，但在试图粉饰战争的纳粹看来，雷马克的写作无异于挑衅。《西线无战事》的电影版在德国首映时，戈培尔的冲锋队进入德国各地电影院进行各种破坏，甚至殴打观众，迫使放映取消。失望至极的雷马克在一场舞会后前往瑞士，住进自己刚刚购买的别墅，从此与德国诀别二十年之久。他的别墅之后成为流亡者的中转地，雷马克为流亡者提供住所，并为他们送上前往意大利或法国的机票和其他盘缠。
也有人必须审视自己曾经的狂热，比如托马斯·曼。1924年，托马斯·曼发表长篇小说《魔山》，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战时期，托马斯·曼陷入民族主义的狂热中不能自拔。在他长达600页的著作《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民族主义论调不时响起。他不仅捍卫德意志文化的特殊传统和色彩，还在魏玛古典主义、德国理想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的背景下，产生超越其他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在此意义上，对任何外国文化的接纳都必然被他理解为对德意志理想的削弱和贬低。艺术家中的世界主义者，像他的哥哥亨利希一样，把文化视为各种外界影响与自身传统脉络交织的无线网络，一度成为他要坚决反对的假想敌。
1930年，当纳粹成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二大党时，托马斯·曼感受到了危机，政治立场发生变化。1933年，他终于明确意识到，德国人重文化轻民主政治的思维模式，对政治乌托邦的幻想，还有一战前后的宿命情结，都成为纳粹滋生的土壤，使得人们对希特勒炮制的宏大谎言毫无抵御能力。1936年，托马斯·曼与纳粹彻底公开决裂，被剥夺国籍，作品被查禁。
纳粹对文学和艺术的厌恶，本质上是一种恐惧，因为美是戳穿谎言的最有力武器。书中写道，纳粹冲锋队希望抓捕的画家、设计师和漫画家乔治·格罗兹，其罪名就是以画作攻击纳粹信仰——“（格罗兹嘲笑）他们的元首、他们的男子联盟、他们对战争的热情，还嘲笑他们，把他们表现为自负的傀儡、酒鬼、麻木的暴徒、嫖客和流氓。任何想在政治斗争中被认真对待的人，都不会低估这样的对手一讽刺可以致命。”
焚书之后，他们就会焚人
1933年的焚书事件，发生在《文学之冬》所描述的时间节点之后。乌维·维特施托克写道：
“两个月后的5月10日，德国学生会在柏林及其他21个德国大学城组织了大型焚书活动。纳粹党并未强迫学生这样做，是他们自主开展了行动。……为准备焚烧，从4月26日开始，学生们便根据一份匆忙开列的名单，将遭禁作家的书籍集中到收集点，起先是私人藏书，后来大学及其他公共图书馆、书店和阅览室的所谓禁书也被搜罗出来。5月10日晚，各大学阶梯教室的煽动性集会结束之后，火炬游行队伍走向书籍的刑场。有人装腔作势地高呼约定的点火口号，同时把受迫害、受鄙视的作家的书扔进大火。”
当时，德国的大学里没有人抗议。2008年，德国出版了《焚书之书》。作者福尔克尔·魏德曼写道：
“学生没有（阻止焚书），教授也没有。违反德国精神的论纲，准备焚书仪式的工作，一切都毫无阻力地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也没有反对言论。只有很小一部分城市，教授们在想办法保存图书馆的藏书。他们的做法是，即使并非德意志的书也是‘研究用’书籍，必须保留在图书馆中。”
据记载，当时在柏林倍倍尔广场上聚集了四万人，广场所在的菩提树下大道上还聚集了几万人。现场还有学生代表发言，表示同学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烧毁那些“可能瓦解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的书和文件”，他还相信从此之后，“德国文学一定会纯洁起来”。
戈培尔随后出现并讲话，他宣称：
“犹太人的唯理智论已经死亡。民族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德意志民族再一次能用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眼前这些熊熊大火不仅仅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它们也照亮了新的时代。年轻人们第一次有这样的权力来清除旧时代的产物。如果老一辈的人无法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那么让他们明白，我们年轻人已经这样做了。旧的东西在烈火中消亡，新的事物将在我们心中的火焰里诞生。”
《焚书之书》记录了焚书事件中被列入首批名单的94位德语作家和37位外语作家的情况。在这个名单里，包括了作家、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记者，有人称之为“人类文化精华”，并不为过，仅仅耳熟能详的名字，便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茨威格、杰克·伦敦、海涅、卡夫卡、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雷马克、瓦尔特·本雅明、爱伦堡、哈谢克……
当然，魏德曼也坦言，当年被焚毁的书籍并非都是大师之作，“有的并不那么有趣，也有写得不怎么好的、媚俗的，或者立意虽好却碍于文笔表达不出的。”但不管是何种情况，焚书与焚人都是野蛮的。
焚书的学生们▲
对书籍进行封禁的理由很多，比如公共安全等。有作家在报纸上愤怒回应：
“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步？难道这样对吗？如果当局的处理完全不让我们有机会去批评时才能谈论？一旦宪法被严重伤害时，任何谈论，甚至是最客观的建言都被禁止，这种情况让人如何忍受，它将造成国家的沉沦。”
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出于恐惧必须缄默”，这确实是焚书时代的真相，也是德国知识分子们的污点。在焚书事件发生后，德国知识界陷入窒息般的恐怖中，直到那年秋天，这种恐怖演变为丑陋，德国各大学的近千名教授集体公开宣誓，表示支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第三帝国的兴亡》将这一幕称之为“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
早在焚书当日，茨威格就写信给友人罗曼·罗兰，这是两位伟大作家对焚书一事的见证。茨威格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要告诉你，5月10日是光荣的一天，因为我的书在柏林劈柴堆上被焚烧了，就在我曾经当着千人的面做过报告的那个大学面前。”
最让茨威格失望的，是德国知识界的表现，他写道：
“有一个作家抗议过焚烧韦费尔、瓦塞尔曼、施尼茨勒和我的书！没有！没有！没有！连在私人信件中都不敢提……好了，再见！再过几小时，柏林的劈柴堆就要燃烧了。但我要继续活下去，我希望，我的书也要继续活下去！”
两个“活下去”，只如愿了一半。茨威格的作品确已不朽，可是，他本人却在这之后颠沛流离，有家难归。1942年，他怀着“欧洲文明已死”的绝望，在巴西自杀。
茨威格并不是唯一的悲剧，爱因斯坦在焚书后坚决离开，并发誓不再回德国。有许多学者和作家被驱逐被流放，最终客死异乡，还有一些人未能离开，后来被抓入集中营，再也没有出来，比如评论家卡尔·冯·奥西茨基。
也有一些人，在焚书事件中选择与狂热青年们同流合污，出现在倍倍尔广场上，以换取一时安定，却留下了一生的污点。他们中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诗人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学者汉斯·瑙曼……海德格尔后来甚至投怀送抱，表示效忠纳粹。作家乌利茨曾在一战后写过反战小说，作品也被列入焚毁之列，但他迅速“摆脱旧有心态，成为大环境的一部分”。二战期间，他的新小说已经被纳粹当局专门派发给纳粹军队，用于鼓舞士气。
纳粹焚书▲
也有人即使献媚，也没有被纳粹看上。作家埃维斯在自己的书被焚烧后公开献媚，称戈培尔是伟大作家和演说家，还将一个希特勒半身雕塑送给戈培尔。但纳粹仍然没有看上他，将他的全部作品都予以封禁。
1937年，戈培尔终于亲自制定了纳粹官方的政策，并宣称：“现在开始，由我一人亲自裁定一本书禁止与否，绝无例外。”
生而为人
在焚书事件之前，德国知识分子就已呈现分道扬镳之势。也可以说，焚书时期的噤若寒蝉，是因为绝大多数有抗争意识的知识分子已经在《文学之冬》的时间节点选择离开。相反，有些人实现了“彻底的政治归顺，放弃所有言论自由，不再与政府保持关键距离。”德国的学术领域也因此变得不堪，“学院失去了所有那些极富精神魅力的可敬作家……智识上变得乏善可陈。”
也有极少数人选择坚守，比如里卡尔达·胡赫。面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她表示：
“我认为，一个德国人有德意志情感，几乎天经地义；但对于什么是德意志、应该如何证明德意志的民族性，看法不一而足。现任政府所规定的民族信念，不是我的德意志性。我认为极权、胁迫、粗暴的手段，对异议者的污蔑，大言不惭的自我吹嘘，都是非德意志的、伤天害理的。”
此时的里卡尔达·胡赫已经68岁，但依然捍卫原则。乌维·维特施托克写道：“她从柏林隐退到比较安静的海德堡，但在捍卫公民自由和人道尊严的问题上，她绝对义无反顾、毫不胆怯。可惜，不论学院内外，几乎都没有能与她旗鼓相当的战友。对她来说，内心流亡的孤独岁月已经开始。”
埃里希·凯斯特纳则是“唯一目睹纳粹焚烧自己作品的作家”。当朋友们纷纷逃离德国时，他说自己要留在柏林，“他解释说，他想写关于第三帝国的小说。必须有证人，必须有人去讲述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他已经下定决心。”
米莉娅姆是一个坚决要给希特勒投反对票的人，书中写道：“现在，逃跑的机会来了，米莉娅姆却突然有了其他计划。她不想一起走，她想留到3月5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以投票反对希特勒。如果还有机会把他选下台，现在就需要每个人的票。”
面对劝说，米莉娅姆说道：“我们可不能，在不愉快或危险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躲避、逃跑。如果我们认可的东西真的有价值，如果我们坚信不疑，那就必须去证实它。”“选举之前，米莉娅姆面临着17个漫长的白昼和黑夜，让她感到威胁的白昼，以及恐惧汹涌来袭的黑夜。”
当时64岁的作家埃尔泽·拉斯克-许勒早早被纳粹盯上，“他们辱骂她、推搡她，直到她摔得倒地不起。有一次摔倒时，她狠狠地咬到了舌头，不得不缝了几针，成了一位被缝上舌头的女诗人。”即使面对各种威胁，许勒仍然在自己的剧作《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中给其中一章冠以“被缝上的舌头”之名，讽刺纳粹对言论的钳制。
幸存者该如何记录这一切
“文学之冬”是漫长的，它并不因为二战的结束而结束。对于《文学之冬》和《焚书之书》里选择流亡之路的那些作家与艺术家来说，如何面对内心沉痛，是早在离开时就无法避免的“课题”。
《焚书之书》中这样描绘雷马克：
“上个世纪没有一位德国作家活得像雷马克一样精彩……他拥有最美的房屋、最快的车子，集闪耀于一身。只是，一翻开他的日记，里面却是无尽的黑暗——孤独、寡欢、忧闷。他恐惧书桌，恐惧工作。他害怕孤独。”
这并不是孤例，在二战流亡知识分子中，人生下半场仍能取得巨大成就者是极少数。即使侥幸逃生，很多人也无法走出内心困境。
阿明•T·韦格纳就是一例，他曾是德语区最具世界性的游记作家。1933年，他写了一封给希特勒的公开信，希望对方禁止那些打砸犹太商店的暴行，结果被秘密警察抓捕，送入集中营。两年后，他被释放，移居意大利，因为心理问题而封笔。二战后，人们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在德语作家大会上称他已经死亡。上世纪70年代，媒体寻找那些还活着的“被焚书作家”时，在罗马找到了“身负无法解除的孤独重担”的他。此时的韦格纳，充满忧思，反复强调“我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
《文学之冬》里最能触动我的一句话，是：
“许多起步时前途无量的人生，再也没有从这个月的经历中恢复过来。这是决定所有人命运的转折。”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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