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比达尔一家人似乎都没有对那个周末所发生的事过多评论。旅行回程，胡安决定沿他们莫名其妙偏离的路线返回。他的意图是找到他们原本停车的那个地方。然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与路边长着高高杂草的停车地点相似的地方。
在经过一个加油站时，胡安问工作人员，如果要从250号公路外开到格内萨将军镇附近，大概需要消耗多少油，得到的回答是大约四分之一箱油，然而他非常确定在那段路程中他的车一滴油都没消耗。
比达尔一家驾驶的特拉菲克汽车
1995年2月14日，星期二午后，他们回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在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一些亲密朋友之后，胡安收到了一个朋友的消息，说在当天的《内格罗河报》第33页上有一篇关于在圣安东尼奥的格罗塔斯海滩上空出现不明飞行物的报道。这个朋友甚至还跟他开了个玩笑，说就是这些不明飞行物在上周末把他带走了。
除了这些偶尔的调侃，玛丽亚一家从未公开提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也许是因为他们谁都找不到一个足够令人满意的解释，事实就是他们把这件事保密了起来。
开始调查
像比达尔一家所经历的这种事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在阿根廷，类似案件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的媒体报道了一位名叫杰拉尔多·维达尔的律师的遭遇。在从查斯科穆斯前往马德普拉塔的旅途中，穿过一片奇怪的浓雾后，他竟然出现在了墨西哥城。关于这个案子当时有很多议论，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人能采访到那家人。一些调查人员认为，这不过是当时一部阿根廷电影的宣传手段。
不过，在1995年的这个案子中，调查人员有幸采访了证人，并与他们相处了一周时间。确实，在这个事件中，除了玛丽亚的讲述以及她身上的印记外，能够收集到的具体证据很少。不过这些仅有的证据，不仅给予了这个案子较高的可信度，还使其成为了该国最重要的外星绑架事件之一。
此外，在长时间与这家人一起交谈、观察和讨论的过程中，调查人员看到了他们惊讶的神情，还有胡安在讲述自己出现在另一条路上、距离停车处93公里时的那种焦虑，以及在当事人有意识记忆恢复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数据（就像在其他事件中观察到的模式一样，这些都表明他们与这种现象有着个人的“故事”），所有这些都给出了清晰且有力的迹象，表明在1995年2月10日凌晨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玛丽亚·安杰利卡·比达尔
当事人之一玛丽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接触中，她向调查人员讲述了自己的童年、青春期，以及她关于父亲、叔叔的情感记忆，她的兄弟姐妹，海边度假的经历，她生过的病以及遭受的痛苦，还有她的欢乐时光。
玛丽亚·安杰利卡·比达尔（2020年）
通过这些，调查人员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一位47岁的女性，嫁给了胡安，是胡利奥的母亲，是一名劳动者也是伴侣，有着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靠努力获得了这一地位，并且在1995年的阿根廷，为维持这一地位付出了更多努力。她性格内敛，但在捍卫自己的立场时毫不犹豫且坚定，不偏激、不狂热，能客观看待自己所在省份的现实，内心世界丰富，这从她的眼神、沉默中都能体现出来，习惯沉默，观察力极强，充满好奇心，容易受到那种寻求答案却无果之人所具有的合理程度的影响。
玛利亚看起来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从她对待动物的方式、容易惊叹的特点就能看出来，有时候她就像一个受惊的孩子，害怕提问或者回答一些别人可能认为不正确的事情。
她身高约1.65米，身材壮实，有点圆润但还没到肥胖的程度，经常双手紧握，仿佛要保护自己免受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的伤害。她很朴素，在调查人员拜访期间，她穿的衣服颜色通常都偏暗，头发总是束在脖子后面，露出圆圆的脸庞，额头挺拔，但并不显得傲慢，她的眼神会因害怕某些问题而闪躲，她知道自己的局限，不善言辞。她情感丰富，看得出很放松，决定直面自己，渴望了解真相。
在对调查人员进行一番审视后，她决定信任，敞开心扉，接受有意识放松的可能性。
有时候，她似乎在见证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世界，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的讲述中没有任何迹象会让人觉得她是一个编造不明飞行物或绑架故事的人，她似乎不太看重电视，知道村里人们的议论，也知道其他地方的传言。偶然间看到调查人员根据她的讲述画的一幅画时，她会愣住，惊愕万分，呆若木鸡，只能用手指着那张纸，眼睛瞪得大大的，认出了那些通常在绑架事件中出现的典型形象，那些“光头小孩”。她看着调查人员的眼睛，仿佛在询问：“你们也看到了，你们也知道！那我就没疯！”
在得知画的内容是基于她的讲述以及世界上成百上千声称看到过同样东西的人的讲述后，玛利亚感觉更平静了，放松了下来。但她还是不停地惊讶地看着纸上的画，把它当作一种战利品，一种证明自己心智正常的战利品。
在第一次采访的大部分时间里，采访的内容被录制在了录音带和录像带上，此外还有一系列照片能证明玛丽亚左臂上穿刺痕迹的存在。
胡利奥的出现
大约在调查人员第一次访问的下午6点，玛丽亚唯一的儿子胡利奥出现了。调查人员试图迅速与他建立联系，以便向他询问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玛丽亚是在编造故事，那么按理说在她儿子的记忆中就不会有任何所谓绑架的痕迹。要知道到这个时候，玛丽亚还只是把那件事称作一个“梦”。因此，为了避免错误线索，调查人员决定不从主要的感知者（玛丽亚）开始进行有意识记忆恢复工作，而是从一些次要感知者入手。而在这个案例中，胡利奥非常适合这个角色。
一开始，胡利奥表现得很不情愿且含糊其辞，极度不信任，似乎想保护他的母亲，不让她陷入他认为不利的境地。胡利奥不停地以防御的姿态重复说他不记得有什么奇怪的事，只记得自己在车里睡着了，仅此而已。但也许正是这种态度让调查人员能够首先运用几个月前构思出来的新的记忆恢复技术开展工作。
调查人员以一种玩笑的方式试探他的勇气，向他解释了他们想对他母亲做的程序，这似乎让胡利奥感到不自在。他对调查人员表现出一种怀疑的态度。在玩笑和评论间，调查人员向他提出在他的记忆中可能存在能弄清楚所发生之事的线索的可能性，并提议让他尝试进行首次放松练习。
无论是为了保护他的母亲，还是为了展示一个16岁没什么可隐瞒的年轻人的勇气，又或者从心底里确信在睡觉的那几个小时里什么都没发生，胡利奥虽有些不安，但还是接受了挑战。调查人员上到楼上的一个房间，调整好光线条件，准备解开二月那个清晨所发生之事的谜团。
二月的谜团
引起调查人员注意的一个情况是，胡利奥和他的家人都表示他们当时并不困，困意是突然袭来的。如果不是在绑架事件的背景下，这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要知道突然入睡在这类叙述中是最常见的模式之一。
当问到把车停好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什么样时，胡利奥回忆说：
一个小小的路肩，有很多杂草......我和我表弟坐在后面......我不想睡觉......因为我已经没了困意。
胡利奥说之后他躺在座位上，一切突然都安静下来了，然后他睡着了。
我当时正在和我表弟聊天，然后我......我就睡着了，不是慢慢有了困意才睡的，是突然就睡着了。
从胡利奥的叙述中出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情况。虽然胡利奥确实可能受到他家人口中所谓发生之事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叙述中的一些元素极具意义，尤其是当调查人员将其与玛丽亚·安杰丽卡回忆时出现的情况相比较时。
接下来对胡利奥回忆起了一些奇怪的场景。首先是他感觉到了冷，这似乎在暗示他来到了车外。然后他看到他们的那辆特拉菲克挺在路上，周围什么都没有，包括草。胡利奥不知道车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而且胡利奥说，他从上面看到“特拉菲克”！
我从上面看到的，从上面......有什么东西托着我，有个东西从后面抓着我......我在外面。
胡利奥说当时周围是黑暗的，他感觉自己在转圈，自己“好像在什么会转圈的东西上面”。他确认当时自己很清醒，没有做梦。
好像有什么事在我身上发生......不......我好像被什么黑色的东西从后面抓着......我好像在朝下看，但我是倾斜着的......我感觉自己在前后移动。
当被问到他是如何回到车内时，胡利奥说他就是直接出现在了车里，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去的。而且，当时车里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都不在。此时的汽车也没有停在公路上，而是在一个像个大棚的地方，“一个黑暗的地方”。之后胡利奥的记忆并不清楚，他只是记得下一个场景是来到了公路上，而且他人也在车里。
胡利奥所说的看到车辆时自己所处的倾斜姿势，与玛丽亚·安杰丽卡关于他们如何在光中上升的叙述（稍后会看到）完美契合，而且他在某个时刻独自一人在车里这一情况，也与主要证人所述自己是最后“回来”的说法相符。至于背上的痕迹，除了“被什么黑色的东西束缚着”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怎么造成的。
玛丽亚·安杰丽卡
调查人员在拿到肯尼特·林格采访过玛丽亚·安杰丽卡·维达尔。他在后来的一本著作中提到，大多数被绑架者以及那些有过濒死体验的人都有着复杂的童年经历，要么是遭受虐待，要么是身患疾病。在调查人员遇到的各种案例中，这些模式不断出现，玛丽亚·安杰丽卡的情况也不例外。
在玛利亚的童年时期，她会出现长达数天的“失神”情况。她被认为是个问题儿童，会目光呆滞，甚至有一次长达三天不吃东西。她一直服药到青春期，有可能这些情况对应的是一种被称为“小发作”的癫痫类型，不过调查人员还没能证实这一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证人在这些“失神”事件之后的陈述，这些情况通常始于一种好像来自她家外面某个地方的呼唤声或嗡嗡声，听到这个声音后，她会请求父亲带她出去，之后她通常会恢复正常感知。但她会有一种“确定感”，觉得她的某个家庭成员或身边的某个人会有不好的事发生，比如遇到某些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或暴风雨。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证人的父亲习惯了女儿预测的准确性，常常会给不同的亲属打电话，结果往往会得知一些悲惨的消息。
玛利亚的这种发作情况一直持续到她17岁，她甚至还接受了药物治疗。从那个年龄起，发作停止了，但引人注目的是，这与她在叔叔家时发生的一件事恰好重合。一天晚上，她透过厨房的窗户看到一道光在两棵树之间移动，她走近窗户想看得更清楚，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在叫叔叔来看这一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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