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资格去告诉袁凌应该怎样生活
2024-08-21 17:45
重庆
从“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这篇文章才知道的袁凌，知道他是写非虚构的大师，中间有几次往上一蹬，就身居高位，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但是他都放弃了。我不知道文章中是否隐瞒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我疑惑袁凌从体制、大厂中离开，或许还有一些外人不得而知的原因。不可否认，身为一个作家，袁凌的人生经历是有趣的。他这样“苦行僧”式的写作者，我相信在美国格林威治村也能抓一把，这一类搞文学艺术的。他们都有一种波西米亚情结，是自毁式的，希望把自己放逐，让自己过得足够的边缘，然后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文字。但是我概括来概括去，脑海中都想不到余秀华老师提到的“白嫖”这两个字。余秀华大概是在惋惜，袁凌不应该拿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献祭。但是，指责他通过搜集底层人的生活细节，白嫖，然后换取自己的出版和名利，这个却是不恰当的，用袁凌的话，“有乱骂胡咬之嫌”。余秀华是写诗的，她大概不清楚，非虚构文学，也是一种文学，它不是说把底层人的生存细节暴露出来，就能成为一篇好文章的，它也需要大量的艺术加工，这并不是在卖惨。撇开理想主义的东西不说，非虚构这门手艺，就需要常年的练习，天赋也是必要的。当前国内公共表达领域，之所以文字水平大部分都过不了关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欠缺了非虚构的训练。王路觉得，“袁凌写底层老百姓，也有一个原因，他们好写：越底层的人越不太在意你的接近，越容易向你倾述。他们甚至闹不清楚袁凌到底是干什么的，哪怕袁凌告诉他们，我要写你，他们恐怕大多数也不知道被袁凌写意味着什么。袁凌如果去写别的阶层，写中产，那种写法绝对容易遭到写作对象的愤恨和攻击。写底层往往不会。”然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贾樟柯这样的现实主义导演，也是在压榨穷人的生命经验不成。选择写穷人，恰恰是因为穷人的生命体验是值得写的，而中产，值得写的价值不大。依然回到非虚构的专业角度，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其实有很多技巧，比如把当事人的名字隐去，使用一个昵称，这都是可以去操作的。如果继续沿着王路的思维去批判袁凌，恐怕会让我们走入“递刀论”的陷阱，这会进一步伤害我们的公共写作。我注意到，袁凌对余秀华的批评给予了回应。他提到了前段时间的油罐车事件。他还提到，自己不仅仅写底层人，也写“有独立思想和骨气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跟我不谋而合，而我比袁凌走的更前的一步是，他在文中提到的那个拼音的名字，我早已写过了。还是那句话，非虚构是个手艺，而袁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他的自由。无论是他离开名利场，还是重新找工作，都是他自己的生活。但我依然怀疑，就像《月亮和六便士》中的那个原本名利双收、家庭美满的证券经纪人一样，他放弃了外人眼中看似完美的生活，一定还有很多外人不得而知的隐晦原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没资格去告诉袁凌应该怎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