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全省政法系统“75+寻找老政法精神”主题活动于7月正式启动。回望峥嵘岁月，一代又一代政法人不忘初心、忠诚履职，勇担使命、奋发进取，走访政法战线的老同志和先进模范，让崇高精神的薪火代代相传，汲取团结奋进的伟大力量。
在此次活动中，仪征市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边晓斌是唯一牺牲的寻访对象。2024年6月，记者前往仪征寻访，循着他工作生活过的轨迹，一路追寻，一路追思，思考他至今依然被很多人怀念和铭记的原因。
题 记
你去了哪里？
到处都有你的足迹
却又找不到你
你去了哪里？
天南地北多少朋友相聚
却又不见你……
2023年12月14日上午11时许，仪征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边晓斌同志在执行案件现场勘查任务时摔倒致伤，经全力抢救无效，因公牺牲，终年49岁。
“多少年，你使许多事情在春天发芽，而自己却在冬天离去，再也握不到你温暖的手，却到处都有你的温度，你的足迹……”
从田间到心间，
他想为更多人“撑开伞”
2023年12月17日，仪征市殡仪馆，边晓斌同志的送别仪式上来了500多人，王玲想起之前总问晓斌：“你天天忙什么呢？”他总是一脸神秘地说：“忙了好多事呢。”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送他，才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
余雷望着边晓斌的遗照，一声“师父”泣不成声，喊了23年的师父，再也没有回应了。
从2001年起，余雷便跟着边晓斌在仪征新城法庭工作，边晓斌是审判员，他是书记员。
那几年，法庭受理了大量拖欠电话费纠纷案件。电信局起诉拖欠电话费的居民，案件标的从几块到几十块钱，最多不过二三百元。当时新城法庭一年受理案件总共才三四百件，可涉及电话费的纠纷就有大几十件。
案情简单、矛盾不大，边晓斌却不急着判，而是挨家挨户到拖欠电话费的居民家里，一家家谈。
那时候，村民的家散落在各村各组，乡间小路又难走。顺利的话，一天能跑十几家，不顺利的话只有三四家，有时家里找不到人，边晓斌就去田里找。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他是个爱干净的人，灰里来土里去，却没见他皱过一下眉。
可最难忍受的还是乡亲们的抵触情绪，“见着我们也不愿搭理，可师父不气不恼，笑着找话题和大家拉家常”。
余雷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边晓斌拍拍他的肩膀说：“老百姓日子好过了，电话成了必需品，这个月判了，下个月再欠费怎么办？再判一遍吗？要让老百姓从心里接受，认识到问题才能治本。”在他眼里，老百姓不是不懂理，只是没有人好好跟他们讲道理。
兴许是自小在农村长大，边晓斌熟悉村里的人情事理，他总能很快找到话题，破除村民们的防备心理，然后再把法条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大伙从一头雾水到频频点头，很多人再也没有拖欠过电话费。
每每做通一家的工作，师父就会很开心。夕阳西下，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不时回头跟我闲聊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方法，那幅画面留在我心里很多年。
从田间到心间，这条路边晓斌走了很久。这一路，他遇到了很多人，也影响了很多人。
2006年前后新城镇企业发展如火如荼，用电负荷明显增加，跳闸断电的事时有发生，给当地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都带来不利影响，而当时如果要改造电网，就需要穿过农田竖一批电线杆。但电线杆立在田里影响种植，村民很不愿意，一家家抱团阻拦，施工没法推进。问题和矛盾反映到法庭，时任新城法庭庭长的余起宏只能和边晓斌挨家挨户去做思想工作。
那个年代新城镇的公共交通不便利，路也不好走，而且常常要等村民忙完农活再谈，夜里八九点才回家是常态。余起宏回忆：“别看当时晓斌年轻，但是老百姓还就愿意听他说，肯跟他商量。”
他总是搬个小板凳坐下来，先听老百姓说，然后才讲政策、讲道理。
就这样跑了一两个月，终于把村民的思想工作都做通了，一根根电线杆竖了起来，供电稳了，生产生活都不再耽误。
“乡镇法庭和院部法庭不一样，案件当事人大多是本地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也很淡薄。”秦海虹回忆起在新城镇法庭艰苦但快乐的时光，
边庭长带着我们，每天早上四五点天不亮就出门，基本都是步行去当事人家送达、调查。晚上要等村民忙完农活回到家，再打着手电筒，一家一家上门去找当事人谈。
每天奔波在乡间，自然和村民们打成了一片，时不时还会有村民们来咨询法律问题。边晓斌干脆在村大队门口支起了小摊，每周固定空出一天时间，安排法官轮流给村民们进行普法答疑。跟村民们交流多了，有一些小纠纷还能请到村里有威望的老人来现场调解，也算是现在的乡村网格法庭的“前身”吧。
当然，那些年，也有人不理解边晓斌，但是王玲懂。她记得刚和晓斌恋爱不久，每每见面时，晓斌不太讲工作的事。但是有一次，从刚见面开始，他就有点兴致不高，几番追问下，他才说：“你知道吗？现在农村里还是有很穷的人啊，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苦。”王玲微微一怔，他继续说道：“今天我们到一个当事人家里去，发现他们一家人一条新裤子竟然轮流穿。”晓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我们看着实在不忍心，去的每个人都拿了50块钱出来，希望能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吧。”
王玲说，这件事发生在1996年，28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她知道晓斌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正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想为别人“撑开伞”，也更能体恤他人的难处，他骨子里的淳朴从未改变。
是“定海神针”，
也能“逆风翻盘”
最后送别边晓斌的前一晚，尤志明挨个给律所的同事打电话，严肃要求：明天不许去！
“我们是律师，我们这么多人去送一个法官，人家怎么想边院长？”
“我们跟边院长有什么，人都不在了，我还做戏给谁看？”
“我说了不许去！我不能听到任何人怀疑边院长的清誉！”
也许，世上不乏出类拔萃之人，但真正能让人发自内心地佩服、敬重的人很少，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学识、人品和格局。
最终尤志明和妻子两个人作为大家的代表参加了告别仪式，他连花圈都没有送。“我就是单纯地想送他最后一程……”
告别仪式之后他就消失了，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去了哪。直到这一次，他才吐露：“那天我独自去了边院长出事的地方。我不相信！是什么破楼梯怎么就要了他的命？我要亲眼去看一看……”
尤志明和边晓斌相识二十多年，2000年前后仪征满打满算就20多位律师，法院也只有20多位法官，所以大家都认识。尤志明对边晓斌最深的印象就是亲和。
无论是他在乡镇法庭还是后来当了常务副院长，他的亲和是骨子里的，所有人在他这里都能感受到尊重。你在他身上看不到官气，他是在润物细无声之间让你发自内心地愿意接近。
尤志明回忆起10年前的一件往事，当时仪征最大的安置小区古湄家苑的拆迁建设引发了法律纠纷。“这个工程体量很大、牵涉人员众多，当年为了这个案子，整个仪征法院几乎是全员出动，而边晓斌就是案件的总负责人。”
2014年11月18日，边晓斌协调多方，组织了一场“阵容强大”的听证会，国土资源局、规划局、环保局、城建局、信访局、广播电视台，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席旁听。
听证会进行了整整4个多小时，阻工两年多的2000多户村民委托代理人把他们的不满、质疑、诉求都在听证会上一一表达，最终村民们听懂了、也看到了政府的诚意和用心，村民代表当庭表示愿意集体撤诉，困扰工程建设两年多的问题“迎刃而解”。
随后，工程项目建设方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对法官来说，先予执行就意味着责任担当。”法官柳宁说，
所有要考虑的，可能需要考虑的，边院长全都考虑到了。
这是大家看到边晓斌这份14页的先予执行方案时的第一感受。“方案涵盖了案件基本事实、先予执行的法律依据和参加执行人员职责分工，以及突发事件处置及预案、纪律要求等九个方面，大到古湄家苑平面图、人员站位点位分布图，小到法警需要携带喊话喇叭、工程车进出路线，执行后安排值班防止出现阻工返潮等，每一个细节他都考虑到了。”
出乎意料的是，执行当天村民们见到边晓斌，所有人都非常配合，拆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自此，边晓斌多了一个“定海神针”的美名。
而他的智慧不仅在于能定分止争，也能“逆风翻盘”。
凭借得天独厚、依傍长江的地理优势，仪征造船企业在业内曾名噪一时。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船企的生存与发展出现了难题。
2014年5月，仪征法院受理了本地某造船企业破产清算案。其后5年间7次流拍，破产财产变价处置迟滞造成200多名员工工资、社保、经济补偿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此外，沿江船企也直接影响着长江岸线生态建设。
那几年，船厂的事就像大石头一样始终压在边晓斌心头。
到2021年下半年，一直关注经济形势的边晓斌敏锐地感知到造船业的新转机，立即组织督促相关人员多方联动寻找出路，保障广大债权人能够尽可能多地得到清偿和分配，也让员工的合理诉求得到妥善解决。
作为负责船企清算的工作人员，尤志明全程参与了船厂的拍卖工作。“我到现在都记得最后竞拍那天，竟然有三家企业报名。第六次挂牌是1.8亿，实在不能再降价了，因为这个价格所涉劳动债权已经不能完全清偿了。没想到经过26轮激烈竞拍，最终船厂以2.34亿元的价格成交，竟然实现了劳动债权的百分百清偿。成交的瞬间，我们等待室内一片欢腾，238名职工和130余名普通债权人的钱全部拿到了！”
直到后来去办理产权更替，跟新的企业管理方交接的时候，尤志明才了解到，边晓斌跟很多人宣传过船企的优势并解释暂时的困境，主动为企业寻找意向竞拍人，做了大量工作。这其实不是他分内的事，而他做这些，没有跟任何人提过。
别人只看到他创造了“逆风翻盘”的奇迹，其实他也没有三头六臂，他有的只是一颗以企业为本位的初心。
99张保单背后的一个家庭
边晓斌离去了，我们从不同的人身上感受到了思念的不同模样。
杨玉珍没能赶上边晓斌的告别仪式，但她心里始终记挂着。2024年开春，她特地从常州赶到仪征北郊墓园。松林肃立，青草依依，她望着墓碑上边晓斌熟悉而温暖的笑容，红了眼眶，在他们家最难的那几年，边晓斌就像无边黑暗中唯一的那点星光，如今他却真的变成了点点星光。
在那次意外发生之前，40多岁的杨玉珍甚至觉得自己是“人生赢家”，虽不富裕，但丈夫能吃苦，儿子有出息，一家子勤快人，眼瞅着好日子就要来了。
不料祸从天降，丈夫老魏在给超市门头安装招牌时，不慎从8米高处摔下，颅脑严重受损、身上多处骨折，被鉴定为五级伤残。老板不愿承担高额医疗费用“躲”了起来，母子俩在仪征举目无亲，四处借债，只好起诉至仪征法院。
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边晓斌。
“边院长在得知情况后当场就给我们捐款，他还协调相关部门给我们发放生活救助。”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边晓斌多次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以尽快让杨玉珍母子获得应有的赔偿。
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回忆那段至暗时刻，杨玉珍说是边院长三次把她从崩溃求死的边缘拉了回来。
杨玉珍第一次想不开，是案件判决半年后。“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一朝打回重审，我那时就觉得老魏没救了，这个家没救了。”她漫无目的地走到一个小池塘，眼睛一闭，就想跳下去……
第二次是杨玉珍离希望最近的一次。“我找到了涉事老板的行踪，绕着仪征追了一大圈好不容易追到了，差一点就能抓住他了，他趁我不注意叫了一个出租车，还把车牌号蒙住，一溜烟又不见了。”这两次濒临绝望之时，杨玉珍都给边晓斌打去了电话，“他不停地开导我，反复跟我说，‘你放心’‘不要怕’‘我们来想办法’。那个时候，生与死真就是一念之间，是边院长一次次把我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杨玉珍孤注一掷。“一整天我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终于把他堵在了家门口。可我没法不上厕所，就在我上厕所的间隙，他家里没有声响了，跑了。”杨玉珍接受不了这个功亏一篑的现实，一屁股坐在地上，崩溃大哭，残存的一丝清醒让她拨通了边晓斌的电话。“那天是星期天，但是边院长很快就带人赶来了，敲他们家门，打他电话，虽然电话没接，敲门也没动静。但想到边院长坚定帮我的决心，我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勇气。”
2012年除夕是杨玉珍最难捱的一晚。“我们母子孤苦伶仃地在医院里陪着不省人事的老魏，儿子回家给老魏取衣服，家里一粒米也没有，到了12点，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烟花声，我和儿子抱头痛哭。”
没想到的是，大年初一一大早，边晓斌拎着年货，满面笑容地出现在病房门口。
“那一刻，真的就像从冰窖里被拉进了暖房，雪中送炭也不过如此啊！”
“过几年，儿子毕业工作就好了，你要是出了事，真就把儿子一生毁掉了。”
“小魏，现在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因为一时困难就放弃学业。有困难，我来想办法。”
那个清晨，边晓斌在病房里说的话深深刻在了杨玉珍母子心里。
边晓斌的帮扶并未止步于此。通过走访调查，他发现杨玉珍一家的遭遇是不少农村匠人碰到职业伤害后的普遍现象。
他在各村镇了解到，2013年仪征从事木匠、漆匠、瓦匠、水工、电工“小五匠”行业的农民工有17万人，其中在月塘镇，“小五匠”们最为集中。
“粗略估计有2万多名匠人，有很多全家人都在干同一工种。”月塘镇司法所所长曹明介绍，建筑行业劳动力密集、工种转换快、人员流动大，而且发生职业伤害风险高。一旦发生意外伤害，医疗费、误工费等少则三五万元，多则几十万元，是绝大部分“小五匠”家庭不能承受之痛。
“记得边院长多次来镇政府、司法所，和大家讨论能不能从治本上考虑，从给农村匠人们购买一份保险入手，从根本上规范农村建筑业劳务市场的用工行为。”曹明说。
仪征市委、仪征法院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和推进。
2014年6月，相关试点工作紧锣密鼓开展起来；7月，保险公司公开招标，中标的保险公司以团体意外伤害险的方式为“小五匠”们投保，最高保额达20万元；11月，月塘镇70名“小五匠”，29名包工头被列入投保范围；12月，月塘镇政府大楼内99张保单递到了“小五匠”们的手中。
“我听说，父亲的事故发生后没多久，边法官倡议开展农村建筑工人意外伤害保险试点，让遭受意外伤害的家庭维权不再困难。他一定是不想悲剧重现，于是竭尽全力让千千万万个家庭的顶梁柱有保障，让千千万万个小家不会轻易被压塌。”
‘法官办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别人的人生。’我常常在网上看到这句话，也总是想起边法官。是他让我明白，为什么法官是‘人民法官’，而他，也用生命赋予了‘人民法官’更深刻的含义。
杨玉珍说不出儿子这番话，这个淳朴的农村妇人只信奉：对人善良是一种福报。
唯一摆放的荣誉
和杨玉珍一样没能赶上边晓斌告别仪式的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都是边晓斌办公室书橱里那张照片的主人公。
苏福喜从手机里翻出这张拍摄于11年前的照片，回忆道：“那天我们拉了一车鞭炮开到仪征法院，边院长说千万不能放。然后我们凑钱要请边院长吃顿好的，他也拒绝了，最后就只留下这张照片。”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张照片和当时工人们送的纪念奖牌是边晓斌办公室里唯一摆放的荣誉见证。
1994年，仪征一企业征用土地招工时，当地近500名农民成为企业的合同制工人。公司与他们以逐年签的方式连续签订了十几年的短期劳动合同。
2007年11月，公司突然发布公告终止劳动合同，让这批工人与劳务公司签合同，再以派遣工的名义回原岗位。2008年5月，觉得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工人们集体诉至法院，提出企业要与大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诉求。
“这个案子很难办，涉及2008年1月刚生效的劳动合同法。连续10年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应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在劳务派遣的施行条件上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为一些企业采用劳务派遣方式节省人力成本、甚至大量裁员提供了操作空间，使得工人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当时工人们的代理律师陈冉回忆。
刚刚调任民一庭庭长的边晓斌，主动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
“我们法院当时几乎全员出动，成立了多个调解组。边庭长带队深入职工家庭，找每位职工谈话，工人们白天不在家就晚上去，力求逐个达成协议。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只有29名工人签订了和解协议。”法院执行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戴小霞说，当年她和边晓斌一个调解组。
双方僵持不下，企业的正常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考虑到这些问题，边晓斌开始采取“背靠背”调解的方式，分别找到双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商讨双赢共赢的解决方案。
晓斌庭长一直和我们商量，可以说是穷尽了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陈冉回忆，“他提出能不能先让这批工人和正式工人同工同酬，先提高他们的实际待遇，缓和冲突。”企业随后也做出了相应让步，但仍有180名工人坚持原先的诉求。
苏福喜也承认，工人们素质参差不齐，有的脾气急躁，沟通方式激进、甚至极端，拍桌子瞪眼睛，大呼小叫是常态。“最后一年，有些人看不到希望了，有一次几个女同志把自己剃成光头，拿着玻璃碎片到法院闹自杀，把边院长堵在办公室不给他回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都没见边院长发过一点脾气，有一丝不耐烦，他永远那么有耐心，那么和气，修养特别好。”
苏福喜估算过，5年多他们到法院100多次，每一次都是边院长接待。
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涉及到打官司的事情很少，他已经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法官‘天花板’了。每一次过来他都是亲力亲为，有时他不在院里，就会跟我们打招呼，让我们换个时间过来，有时晚上给他打电话，他也都是耐心听我们说。
最让苏福喜感念于心的是，有一次他在边院长办公室看到了满满三大袋材料，都是他们这个案子的。“我当时就想，哪怕最后事情解决不了，我们也感谢他，他是真的为我们做事，关心我们弱势群体。”
无论是工人还是企业，大家都在边晓斌身上看到一种温情，它是能化解问题的智慧、临危不乱的理智、尊重一切的善良，以及能充分理解别人的同理心。
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但事情出现了新的转机。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即将施行，边晓斌抓住时机，果断组织工人们与企业进行调解。6月30日，劳资双方与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7月1日，近500名工人（参与诉讼及非诉讼人员）与企业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场旷日持久、人数众多的劳动合同纠纷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法官的基本职责是维护公平正义，个中曲折，是非黑白，一锤定音。可是，真实的生活里哪来的那么多非黑即白？快刀斩乱麻，只会越斩越乱。
所以边晓斌的口头禅才会是：这个案子能不能调解？因为他深知，老百姓要的不仅仅是黑白对错，更要真正解决问题。可现实中很多矛盾并不能轻易化解。有时，一句“没办法”是力不从心更是情有可原。然而边晓斌并不这么认为，18岁高中毕业手册上他写道：“我特别爱幻想，也许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太天真了。但我并不悲观，别人能够做的事，我为什么不能？”48岁工作笔记扉页上他又写下：“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
“仙女”后援团
对于记者而言，最矛盾的是去边晓斌家中采访他的妻子和母亲。因为，每一次的回忆与讲述，对人家来说，都是无尽的伤痛。在采访过程中，边晓斌家里的电视一直是开着的，这是女儿边淑洁要求的。因为只要电视一直开着，无所谓播放什么，总能短暂的打个岔，冲淡些许悲伤的情绪。
边晓斌生前和母亲、妻子、女儿一起生活，他们的家庭微信群叫“仙女后援团”。
尽管工作忙、压力大，但他从未在家里流露出丝毫的疲惫和抱怨，总是把阳光和温暖带回家。每当走进家门，第一句话总是“妈，我回来了”。在他出事的前三天，是母亲的生日。那天他张罗全家人热热闹闹地给母亲庆祝77岁的生日，可是，吃完蛋糕后他却一个人躲在阳台上偷偷抹眼泪。
“我知道，他是想他父亲了。1997年他父亲得了癌症，那时候他在乡镇法庭，离家几十公里，我们都劝他以工作为重，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没有能在床前尽孝他很愧疚，这么多年一直是他的心结。”边晓斌的母亲葛亚玲理解儿子。
边晓斌很孝顺，正因如此，王玲觉得他是值得依靠的人。结婚24年，王玲觉得幸福满满。“他喜欢仪式感，喜欢给平凡的日子赋予特殊的意义。”
边晓斌出事后，王玲心情复杂地打开他的手机，发现每年自己的生日他都设置好了提醒，会提前准备惊喜和礼物。不仅如此，每年情人节，他也会给妻子发红包祝贺。
平常他有跑步的习惯，当年女儿高考三天，他特地跑出了6.66公里、6.67公里、6.68公里三个特殊的数字。女儿高考恰逢端午节，他还专门下厨做了“五红”的好彩头。
这么多年，边晓斌只有一次长时间离开家人，就是2016年按照组织安排去援疆。
“我知道他其实心里是纠结的。因为那年家里的事情比较多，恰逢女儿中考，他担心我一个人担子太重，但我也知道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当兵，守国土，护边疆。这是他年少时的理想，现在他当了法官，能有机会去援疆，把自己的所学传授给边疆的法官，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圆梦。”
所以，王玲坚定地支持边晓斌。
女儿边淑洁对那段日子有着特殊的记忆。她写道：
是的，边晓斌爱家，也爱生活，有时也会下下厨。
“他说每次做萝卜炖牛肉，开着小火，看着锅里的牛腩和萝卜咕噜噜地冒泡，就会觉得特别治愈。”王玲说，“每次工作顺利的时候他就会下厨。有一天，他特别开心，一个人在厨房忙活了一个小时，烧了一大桌菜，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什么合同成功签订。推算一下，那天应该就是苏福喜和工人们调解了五年的纠纷圆满解决的日子。”
有时候，人走得远了，难免容易迷失。边晓斌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所有的迷失，都是人为。无论身份地位，生而为人最基本的快乐，永远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和亲人之间的平安静好。
后 记
边晓斌的姐姐听闻噩耗，因悲伤过度突发脑溢血，一周后离世。
“我老伴儿也是冬天的时候没的，晓斌也是，这冬天怎么就这么难过去呢？我中年丧夫，老年失去了一双儿女，你知道我给他们办事的时候有多难过吗？”边晓斌的母亲葛亚玲哽咽着说。
“他出事的那天，早上我送他上班，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晚上回来把家里暖气打开吧。家里的电器都是他弄的，我也不会。结果那天他没能回来，那个冬天家里好冷啊……”妻子王玲久久不能释怀。
“你若问我80岁的老母亲，他儿子常挂在嘴边的人是谁，她一定会回答你，一个姓边的法官。”
“仪征所有人，凡是跟边院长接触过的，没有一个不说他好，我就敢说这个话，不信，你们去问，随便问！可是，不是说，好人有好报的吗？”
“无论是工作圈还是朋友圈，老边的待人接物是出了名的尽心又尽力。他性格直率，能办的事不用你多说，他办得干净利索，有些你都没想到的，他都能帮你想到、替你办了；不能办的事，他也一点不藏着掖着，直截了当地讲明原因。只是不同于电影中那些高大上的典型人物，他在说‘办不了’时，你能明显地感受到他脸上那份真诚的、有负朋友所托的愧疚。”
“我们仪征的城市精神是：尚义求真。‘尚义’就是去做正确的事情，‘尚义求真’就是知行合一、无问西东。”
可能，这就是仪征人民怀念和铭记边晓斌的原因吧。
政声人去后
民意闲谈中
尽管世间再无边晓斌
但处处都有无尽的思念
无边的爱
素材来源：江苏政法 江苏高院 文/赵柏恋茹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