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准备冒昧地谈一谈，在我眼中一部好的小说应当具有哪些特点。
首先，它应当拥有一个能在广泛的读者群体中引发兴趣的主题。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好小说的主题不应当只限于引发某一个小群体的兴趣——不论这个小群体是评论家、教授、知识分子、酒保，还是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它应当具有更加广泛的人性，从而对不论男女的读者群体具有普遍的感染力。
同时这一主题的趣味性应当是持久的：对于小说家来说，围绕某一仅在当前具有话题性的主题进行创作无疑是轻率的选择，因为一旦该主题失去话题性，小说本身也就变得像上周的报纸一样没有阅读的价值了。
其次，小说的剧情应当有条有理，并且具有说服力，它应当完整地具有开端、中段以及结尾，并且结尾应当是由开端自然演变而来的后续。插曲式情节的发生应当具有合理的可行性，同时它应该既有利于主题的发展，又是随着故事的展开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小说家塑造的角色应当体现出作者的个人特质，同时他们的行为又应当源于小说中本身的性格。因此小说家绝对不能让读者作出这样的评论：“某某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与此恰恰相反，读者应当不得不承认：“这正是我认为某某人会做的事情。”
同时如果人物本身也塑造得很有趣，那就更是再好不过了。虽然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获得了诸多知名批评家的高度赞誉，但他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个索然无味、毫无特色，并且空洞无味的角色，这让这一人物的行为和遭遇几乎完全不可能引发读者的兴趣，因此本书虽然具有许多优点，但整体来说依然难以卒读。
我想我必须在此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小说家笔下的角色应该具有个人特质。因为对于小说家而言，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全新角色完全是强人所难。小说家创作的素材是人性，然而人群固然形形色色，人性在不同的环境下也会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特质，但这一切也并不是没有尽头的。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创作着各种小说、故事、戏剧与史诗，这使得某一作者创作出全新角色的概率变得微乎其微。
纵观古往今来的各类虚构作品，我唯一能想到的完全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只有堂·吉诃德，不过倘若有博学的批评家也为他找到了什么古老的原型，我也并不会觉得惊讶。因此，如果以为作者能够借由他自己的个性来观察笔下的人物，而他的个性又足够鲜明，能够为这些角色带来一丝具有独创性的错觉，那他就已经称得上是成功并且幸运了。
如同人物的行为一样，他们的言辞也应该源于性格。倘若某一人物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子，那么她的谈吐就应当符合上流社会女性的身份。同样街头妓女的言谈就应该像妓女，在马场兜售赌马消息的人或者律师也应当有符合各自身份的说话方式。（我不得不在此指出，梅瑞狄斯和亨利·詹姆斯都有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都千篇一律地用作者自己的口吻说话。）
人物的对话既不应过于杂乱，更不应当成为作者借机发表个人观点的途径，因为对话必须为角色性格的塑造与推动剧情发展服务。叙述性的段落应当写得生动而明确，并且只将人物的动机与所处的环境交代得清晰可信即可，不宜过于冗长。
小说的文笔应当相对简洁，以教育水平相对普通的读者也能轻松阅读的程度为佳；行文的风格也应当与小说的内容相匹配，就像精工细作的皮鞋贴合形状匀称的双足一样。
最后一点是，优秀的小说必须引人入胜，具有娱乐性。虽然我将这一点放在最后才提起，但这是小说最基本的特点，缺少这一点的话，以上其他特质也都无法成立了。
小说的娱乐性越是机智巧妙，这部小说也就越优秀。毕竟“娱乐”一词可能包含许多含义，而提供消遣与乐趣也只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人们往往误以为获取消遣是娱乐的诸多含义中唯一重要的一项。实际上与《项狄传》或者《康第姐》相比，《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呼啸山庄》同样具有娱乐性，它们的表现或许不同，但无疑都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小说家自然有权利探讨那种每个人都会思考的伟大问题，譬如灵魂的不朽，以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过在具体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谨慎的小说家应该时刻铭记约翰逊博士的一番至理名言：就这些问题而言，人们已经不可能再提出足够真实的新见解，或者足够新颖的真知灼见了。小说家唯一的希望，也只不过是让读者对自己涉及这些主题的见解产生些兴趣而已。
这一点的前提是，这些见解是小说叙述的故事中的组成部分，并且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能够影响到人物的言行举止。——换而言之，这些见解应当体现在人物的行为之上，如果没有它们，某些行为便根本不会出现。
然而纵然一部小说已经拥有了上述全部优点——那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它在形式上的缺陷也或多或少难以避免，如同珍贵的宝玉总会有些瑕疵，无法达到尽善尽美。这也是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能真正称得上完美的原因。
短篇小说则有所不同，因为它的篇幅不长，读者在十分钟至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之内就能读完，它所探讨的也往往是单一而明确的主题，叙述的也要么是一桩单一事件，要么是一系列在精神层次或物理层面上彼此联系的事件，因而非常完整，足以达到不容增减的程度。因此我相信，短篇小说是可能达到完美的境界的，而列出一系列堪称完美的短篇小说也并非难事。
然而长篇小说却是一种篇幅难以限定的叙事体裁，它的篇幅可以像《战争与和平》一样庞大，并包含着诸多彼此关联的事件，以及置身于同一时间阶段之内的众多人物；也可以像《卡门》一样短小精悍。
为了让小说中的故事越发真实可信，作者需要叙述一些与故事相关的事实，但这些事实本身通常称不上有趣。情节中的各个事件之间需要时间上的间隔，而为了维持作品的平衡，作者还需要尽可能地插入一些足以填补这些时间空白的内容，这些内容就是所谓的桥接段落。
大多数作家都具有跨越桥接段落的能力，虽然在处理的技巧上水平各异，但在过程上却难免枯燥无味。小说家当然也是凡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处环境的风气影响，何况他们原本就拥有远胜常人的感受力，所以总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写下那些注定昙花一现，其吸引力会随着风尚变化而逐渐消逝的内容。
我刚好有一个恰当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之前，小说家们不怎么注重对景物的描写，短短一两个句子就能实现他们想要达成的效果。但是自从诸如夏多布里昂的浪漫派作家受到公众追捧以来，为了描写而描写一度风行一时。哪怕只是描写一个人出门去杂货店买把牙刷，作者也一定要事无巨细地告诉你他路过的房子都是什么模样，路边的商铺里又有哪些商品。黎明与落日、群星密布的夜幕、万里无云的晴空、白雪皑皑的山脉、阴森幽暗的密林——所有这样的景物都会引来无休无止的冗长描写。
不少描写本身当然很美，但它们与主题完全无关。而作家们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不论他们观察景物的眼光有多么诗意，不论他们描写所用的笔触是多么形象逼真，只要它无益于推动情节发展，或者不能向读者传达理解人物所必需的要素的话，那么这些描写就是无用的废话。
在长篇小说中，这种情况还只是偶尔会出现的缺点，而另一种缺陷则是内在且必然会产生的。由于篇幅较长，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是需要一定时日的，创作周期少则几周，多则几个月乃至于几年，因此作者的创作激情很有可能日渐衰退，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一旦这种情形出现，作者就只能依靠自身的勤奋与能力硬着头皮勉强继续写下去，如果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还能让读者兴致不减，那就简直称得上奇迹了。
过去的读者更加在意小说的篇幅而不是质量，因为他们既然花钱买了小说，就希望篇幅的长度能值回买书的本钱。于是作家们往往为了扩充篇幅而拼命向作品里填塞更多的内容，而他们也发现了一条捷径，那就是在小说中插入另一个故事。这种插入内容的长度有时甚至有中篇小说那么长，而它们和小说的主题要么完全没有关联，要么仅仅有一点牵强附会的联系。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就深谙此道，而他运用这种手段的冷静大胆更是无人能比。虽然人们往往把这些节外生枝的部分视作《堂吉诃德》这部不朽巨著中的污点，读起来也只会让人感觉不耐烦，与塞万提斯同时代的批评家们也就这一点对他大肆攻讦。但是我们知道，在《堂吉诃德》的第二部分中，作者规避了这种不良习气，并且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伟业——他居然写出了一部比前作还要优秀的续作。
可惜后来的作家们却并没有放弃这一便捷的手段（他们很明显并没有看到那些针对塞万提斯的批评），他们照旧以这样的方式向出版商提供着大量篇幅傲人的畅销作品。
到了十九世纪，全新的出版形式又让作家们面对着全新的诱惑。愿意挤出大量篇幅来刊登那种被蔑称为“消遣文学”的作品的月刊往往借此大获成功，这也为作家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连载的方式将作品呈现在读者眼前，并独享连载带来的报酬。与此同时，出版商也发现了新的商机：如果将当红作家的作品以每月连载的方式发售的话会很容易获利。
依照合同的要求，作家必须每个月为出版商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写够一定的页数。这种模式必然鼓励作者把叙事拖得冗长而缓慢，就连创作这些连载的作者们自己也会承认——这其中还不乏某些最为优秀的作家，比如萨克雷、狄更斯和特罗洛普——不得不在固定的截止日期之前上交连载用的文稿实在是令人厌恶的重负。难怪他们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啰唆！难怪他们往小说里塞那么多完全无关的内容！
每当我想到小说家创作时要处理多少障碍、规避多少陷阱，我就再也不会因为发现最完美的小说也有不尽完美之处而大惊小怪了。实际上，我反而会为那些不完美之处并没有想象的多而感到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