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走读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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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其陡门的设立更是灵渠工程的精妙之处。陡门又称“斗门”，亦简称“陡”或“斗”，是建于灵渠航道上，用于壅高水位、辅助通航的建筑物，陡门的结构和功能类似于现代的水闸工程，是最古老的船闸雏形，因此陡门也是世界船闸之父。
灵渠因为有众多的陡门，故又叫陡河。唐代灵渠全线有陡门18座，宋代增至36座，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明确记述了陡门的数量并形象描述了其如何运行以实现通航：“渠绕兴安县，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灵渠上的陡门主要是在枯水时发挥作用，水少时关闭陡门，蓄积上游河水，等水深达到要求后，船只就可以航行。每座陡门都控制或改善相应的一段渠道水深、水流情况，船只就这样逐段通行。
灵渠具体始于何时修造陡门，一直众说纷纭，有一说是秦朝史禄奉命开凿灵渠时即已修建，另一说陡门最早是由唐朝李渤开创。秦朝修建灵渠的时候是否建有陡门，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但在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中，明确记载了李渤修建的陡门。
守陡人伴随着灵渠陡门的产生而出现。唐宝历元年（825年），李渤就已经安置专人看守，史载“观察使李渤遂叠石造堤，如铧嘴，劈分二水，置石斗门一，使制之在人开闭”，也就是说在唐朝，守陡人就已经出现。他们被称为“陡军”“陡夫”，陡军头目称“渠目”或“渠长”，负责陡门的开启关闭以及日常的维护，这也是灵渠形成的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
千百年来，守陡人一直默默无闻地履行着开闭陡门以便过往船只通航的职责，“启闭无时休”。兴安县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会会长杨迪忠介绍，关于守陡人的来源，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明朝季、颜、宿三姓奉命守护陡门的故事。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王朝为征讨桂西南丹一带农民反抗，派兵部尚书唐铎负责军事，敕命监察御史严震直负责通修灵渠保证军运。严震直疏通灵渠后，其部下季、颜、宿姓三位指挥使接到朝廷命令，留下护屯灵渠陡门。从此，季、颜、宿三将军和他们的后代定居在灵渠沿岸季家屋场村、枞树山村、茄子塘村、溶江街附近一带村庄里，奉旨实行军屯，世袭守陡，直到民国。
明永乐四年（1406年）黄福的《奉使安南水程日记》，是目前所知关于陡军的最早记录：“驿之南北，设闸三十六所。驿以北闸十，水流而北；驿以南闸二十六，水流而南。每处设军二人守之，船过则放闸。”这里所说的“军”，即留守灵渠陡门的陡军。据此推算，明代的灵渠陡军总人数在72人以上。
在古严关下，立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的《万古沾恩》石碑，记录了灵渠陡军为过往官船准备物料、升帆、过陡门、过堰坝等日常工作，这是目前发现记载陡军职责的唯一一块石碑。
杨迪忠告诉记者，在由三姓掌管灵渠陡门的时期内，出现雇佣等多种方式将陡门分配给他姓守护。因此，当今守陡人的后裔群体除季、颜、宿三姓外，另有唐、易、艾、周、汤五个姓氏宗族。近年来，兴安文史专家在灵渠奇景之一“古树吞碑”的碑文上，新发现有文姓渠目，这为陡军文化研究提供了又一重要史证。
东村是研究灵渠陡军文化的重要标本。
历经时代的发展演变，陡军由最初的几人发展为几十、几百人再到现今几千人的守陡人后裔。他们见证了灵渠历史，也参与和创造了灵渠文化。
作为三姓陡军代表的季氏家族，长期以来就是其中经济条件、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比较优越的家族。作为灵渠陡军的后裔，季氏后辈承袭先祖季从善的使命，在灵渠岸边世代繁衍生息，履行守陡护渠的职责，依靠守陡屯田，耕读习武，家富官达，逐渐成为兴安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
杨迪忠介绍，据东村季氏家谱及其开基祖公季登弟墓志碑载，大约在嘉庆年间（1796年—1821年），因为管理和守护村周边的灵渠几个陡门，季从善的第十一代裔孙季登弟从季家屋场村迁居东村。
东村因位于灵渠南渠东岸而得名。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水陆通达，背倚自南而北耸立的船山，只见灵渠从村前蜿蜒流过，有十六陡、十七陡等陡门遗址，东村桥横跨其上，其又名侍郎桥，据乾隆五年《兴安县志》记载，此桥是北宋兴安第一个进士、刑部侍郎唐则所建。村前的湘桂铁路上，不时有火车呼啸而过，东村一直见证着湘桂古道上的繁忙。
目前，村中有季、陈两姓，300多人，以季姓为主。村中原有杨姓人家，后移居他地，现在仍留有清道光23年(1843年)季氏与杨氏签订的地契。
走进东村，随处可见的老物件向世人讲述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历史记忆——古民居的红双喜窗，展现了季氏族人高雅的审美情操和祈求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两三百斤重的练功石，凝聚着村人勤学苦练的汗水；四面刻有关于五百堰禁止毒鱼等内容的清代碑，记录下了沿岸群众保护灵渠流域生态环境的共识。
季氏先祖依灵渠水运之利，经商有道，富甲一方，广结名门，勉励后代读书入仕，造就了兴安季氏家族在清中末时期的鼎盛，族人中有文举人和武举人兄弟，一些贡生和庠生，为官者有千总、知县、四品官员等，还有例授州同、武略骑尉、文林郎、奉政大夫、诰封二品资政大夫、二品夫人等。在东村季氏子孙中，有较大影响的当属季华甫，他是清代的道员，官衔为正四品，被称为兴安的善人和伟人。
杨迪忠介绍，季华甫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与彭榕和许鼎华两人有着密切关系。彭榕是兴安县最后一名举人，民国初年曾任广西法政学校校长，后脱离政界，回家乡做过中医，自办经馆教学。彭榕在青年时代就对季华甫十分仰慕，在他看来，季华甫的乐善好施，是造福于人民和社会的，是在实践社会主义，这与向寺庙捐钱积阴德有着本质差别。
“华甫先生，邑之伟人也。”这是兴安名流许鼎华为季华甫撰写墓道碑文里的称赞。许鼎华少时曾经追随季华甫，对其“立心行事”比较熟悉，他在碑文里记载了季华甫的三件事情：一是在行旅必经之处的溶江镇大溶江设立义渡，花重金造渡船两条，并捐田若干亩保障渡夫的工食，使渡夫“无取过客分文”。二是灵川县北的鲢鱼卡是湘桂走廊上的重要节点，但休息亭年久失修，给过往行人休息造成了很多不便，于是季华甫捐资招工，独建“茶亭”，并于亭内设茶以解行人之渴。第三件事情就是捐款数百金倡导创办兴安小学堂，后带动了许多人踊跃捐款，从而促成了小学堂的建立。其他修路建桥等善举，则不一而足。
“季华甫作为陡军后裔，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扎根灵渠之畔，用行动书写别样的历史，是应当值得称道的。”杨迪忠表示。
到20世纪30年代，桂黄公路和湘桂铁路相继通车，灵渠水运的历史终结，陡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慢慢变成了历史陈迹，陡军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是，陡军远离故土、守卫南疆，保障灵渠正常通航，为祖国安定、政治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种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在当下依旧意义重大，而陡军后裔勤耕勤读的精神更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灌溉成为灵渠的主要水利功能并进一步发展。灵渠水滋养着陡军后代们生活的大地，只见两岸人民精心耕作，陡门边群鸭戏水，泛起层层涟漪，时或还从群山之间，传来一声声火车的长鸣，呈现一幅新时代的乡村画卷。
立于东村的季、颜、宿三姓陡军始祖塑像。
劳动人民的智慧
来源丨桂林日报记者 胡晓诗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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