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
不是的。
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
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
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
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
富农怎样回答呢？
“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
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
“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
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
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
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
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
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
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
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
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
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
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
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
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
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
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
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
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
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
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
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
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
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
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
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
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
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
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
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
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
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
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
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
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
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
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
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
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
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
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
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
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
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
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
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
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