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缴枪。
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
“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
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
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
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
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
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
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
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
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
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
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
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
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
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
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
“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
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
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
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
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
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
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
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
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
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
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
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
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
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
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
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
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
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
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
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
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
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
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
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
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
原因：
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
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
三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
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
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
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
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
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
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
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
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
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
“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
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
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
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
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
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
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
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
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
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
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
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
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
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
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
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
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
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
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
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
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
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
号令一出，谁敢不依？
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
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
塘坝也是一样。
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
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
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
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
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
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
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
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
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
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
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