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于2014年9月25日发表了一篇朱健国的署名文章，题为《今日“官跳”也应避免》，同日“人民网”转载，“中国新闻网”换了一下标题，以《官员跳楼坠亡频发，媒体吁更人性化威慑制裁贪官》为题作了转载，今天我在这里也转载一下。
今日“官跳”也应避免
朱健国
年来“高坠”之事时有发生，不仅有民女携子从楼台跳下同归于尽，且多官员从高楼“坠亡”。9月24日的新闻就有，“深圳罗湖一派出所中队长（正科级）坠亡”，其从15楼跳下，险些砸中两过路女。
中队长有一当税官的公务员妻子，有一上名牌大学的孩子，如此幸福家庭，怎舍得高坠？目前没有明确说法，但参照前面许多有了结论的“官跳”，不外是反腐与“抑郁”——官员“抑郁”也多涉官场腐败，正常升迁渠道堵塞。
对于 “官跳”成为“主旋律”，有些愤青拍手叫好，认为“腐败分子走投无路之时，就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既显示了反腐大功，又增添了娱乐谈资，多多益善。但若有些阅历，有点长时段、大历史的眼光，恐怕结论相反，我们应当对以“官跳”为特色的“高坠现象”高度警惕，多点忧虑，有些恻隐。
余生也晚，但记忆中也有两个多“官跳”的年代。记得1957年，我随父母住在一个县委大院，常常和小朋友到机关食堂的水井前看人洗菜，守株待兔捡点红薯根或小西红柿当点心。但那年端午节后，水井前没人洗菜了，说是一个月里接连有两个“右派”跳井，井水不能吃了！长大后读县志，才知那几年全县有许多“右派”耐不住运动煎熬，以跳井、跳河、跳江、上吊、喝农药组成了50年代后期的一次“官跳”热。
10年后，又一次“官跳”热来了。此时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忠字舞”年代。这时跳井、跳河、跳江、上吊、吞枪、喝农药的“官跳”们，多是“三反分子”或“走资派”。记得一个邻居小朋友的父亲是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只因不小心用有“红太阳”照片的报纸包了油条，被人检举，吓得自己用手枪打穿了太阳穴。当时的报纸一面严斥“官跳”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一面欢呼“官跳”是“失道寡助，亲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无产阶级胜利也”。但后来修订的新县志说，这是“四人帮”肆意践踏法治的结果。
而今当然是“换了人间”。今之“官跳”与“反右”、“文革”的“官跳”，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有一点相通：无论怎样背景的“官跳”，多数百姓还是对其非正常死亡有点遗憾——纵然腐败了、有罪了，也还是以避免“官跳”为好。虽然今日的法治已改革得近乎完善了，是否还可以更上一层楼，以更多人性化人情化的方式去威慑、制裁违法者呢？从有些贪官在法庭上申诉受到逼供讯，且有承认犯了逼供讯罪的警察被判刑，我们减少或杜绝“官跳”的探索是亟待开拓的。
假如“官跳”都应设法防范，那么母子同跳的“民跳”就更应该一例也不能有了。试想，今日盛世好比一堂盛宴，席间不时出现高坠而亡的尸体，是怎样的大倒胃口，扰乱人心？我们可否反思：官不聊生尚且不合法制，民不聊生就更是与民主法治南辕北辙。无论“官跳”还是“民跳”，都应当想办法紧急刹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