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苏联1932～1933年饥荒发生时的情况与死亡人数

时事 2025-01-04 21:58 浙江

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发生时的情形，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段的情况不尽相同。如在饥荒发生的较早时期，也就是1931年初春时节到1932年春季，饥荒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以及哈萨克自治共和国的一些地方，主要是在那些被流放的“特殊移民”即富农中间出现饥饿现象，其数量不是很多，饥荒所指的情况主要是口粮不足，人们必须把粮食和树叶、树皮等其他东西掺杂在一起来果腹，这时的饥荒不是在大部分人群中出现的，并且具有一定季节性：在冬季和早春，即粮食青黄不接的时节发生，而到春夏之际情况基本有所缓解。但到1932年冬～1933年春时，饥荒则呈现出广布性，在很多产粮地区都出现了饥饿现象，人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吃了，最严重的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形，整个村庄的人都因饥饿或因饥饿带来的病症而死亡这样极其严重的情况也出现了。

乌克兰的饥荒情况

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乌克兰就开始公布有关1932～1933年饥荒的图片、书信等各种证据。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乌克兰的国家档案馆以及一些地方档案馆有关1932～1933年饥荒情况档案材料的公布，还有俄罗斯、乌克兰一些研究者在各地对饥荒亲历者或者其家人的访谈调查，饥荒发生的情形被越来越全面且真实地揭示出来。

苏联著名文学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又译作《新垦地》），以20世纪30年代初顿河流域的乌克兰农村生活为主要题材。出于政治和宣传的需要，他在这部上下卷的小说中并没有提到“饥荒”字样，相反，在小说中人们在集体农庄吃的“大锅饭”都是有面包有汤的，看起来似乎没有哪位庄员吃不饱，也没有哪位个体户挨饿。即便是那些被赶出村庄或者被流放到很远地方的富农好像生活也都能过得去。但这些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如赫鲁晓夫所评价的：“……肖洛霍夫写这本小说时，斯大林还活着，因此他除了按照斯大林式的解释来描写集体化外别无选择。”不过，这位作家并没有完全掩盖实情，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肖洛霍夫对顿河流域农村中的饥荒情况和在实行集体化中的过火行为都做了介绍，他的介绍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当时饥荒情况的真实画面。他曾这样转述顿河流域乌克兰村镇在1933年春季的饥荒情形：

有的家庭从12月开始就没有粮食吃，只吃乌菱、死动物。这样的家庭是大多数。现在顿河右岸又有了黄鼠，很多人彻底地“活了过来”，吃煮的和炒的黄鼠，再也不到牲畜埋葬场去拖死动物了，就在不久前还不仅吃新死的动物，而且连因患鼻疽病被开枪打死的马匹都吃，吃狗、吃猫，甚至吃炼油之后没有任何营养的动物死肉……现在从事农田劳动、完成工作定额的集体农庄人员，每天领400克粮食，他家里不工作的人（儿童、老人）什么也领不到。能找到几个铁石心肠的人，当一家人都浮肿的时候，他肯一个人独自吃掉这可怜的400克粮食呢？这位先进工作者一定会把一半粮食留给孩子们，他自己忍饥挨饿……他一天比一天更虚弱，再也不能完成定额，那时他就只能领200克粮食，最后由于极度虚弱和经受各种痛苦，他会像一头备受折磨的牛一样，倒在耕地上。他不仅不能再工作，也不再能行走了。从田里把这样半死不活的人运到家里，饥饿的家人又能拿什么来挽救他呢？

苏联杰出作家瓦·谢·格罗斯曼在小说《一切都在流动》中，对乌克兰南部的饥荒也有描述：“人们从秋天起就开始抢购土豆，由于没有面包，土豆卖得很快。圣诞节前人们开始宰杀牲畜。这种肉骨头多，肉少。鸡当然也杀了。这点肉很快就吃光了，而牛奶一点也没有，全村找不到一个鸡蛋。主要问题是没有面包……”“当雪开始融化时，村子陷入极度饥荒。孩子们哭声不断，睡不着觉：夜里都闹着要吃面包。人们面带土色，双眼浑浊、无神……饥饿使人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能走的人已经逐渐减少，躺倒的人越来越多。”“村里人开始大批死亡。先是儿童、老人，然后是中年人。起初还有人掩埋，后来便不再掩埋了。死人就这样躺在街道上、院子里，而最后死去的人就躺在房子里。这里变得寂静无声，全村人都死光了。”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档案材料以及口述历史等渠道得到的有关乌克兰饥荒情况的介绍越来越多。乌克兰学者库里奇茨基教授在其著作中，对1932～1933年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农村地区的饥荒情况有十分详尽的介绍，还列出了很多图片来证实当时的情形。哈佛大学1986年出版的《1932～1933年在苏联乌克兰的饥荒》书中，一组图片反映了当时在基辅被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以及因饥饿而死的人的情形，还有饥饿中的人们在“外宾商店”门前排着长队等候购买面包的情形。

1933年基辅街头“外宾商店”门前排队等候购买面包的人们

一位名叫A．费内尔伯格（А. Винербергер）的澳大利亚工程师1933年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也拍摄了一系列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当时饥荒中的哈尔科夫居民的情况。这里有居民在“外汇商店”门外排着长队等候购买面包的情形（在当时，这需要用黄金、外汇或者黄金制品以及珠宝类可以作为“硬通货”的物品才能换得）。有饥饿的农民无力地躺在地上等死的情形，还有的人已经因饥饿而“倒毙”在路边。

1933年在哈尔科夫市“外宾商店”门外排队等待买面包的人们

从上述几个例子不难看出，在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情况的研究成果中，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农村中的饥荒是十分严重的。的确，在1932～1933年几乎遍及苏联农村的饥荒中，乌克兰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灾区。乌克兰国土资源丰富，多为平原，其黑土地面积广大，土质肥沃，可耕地面积达3300万公顷以上，并拥有比较丰沛的水资源。广阔的黑土地、丰富的水资源以及适宜的气候为乌克兰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自17世纪后期“并入”沙皇俄国后，乌克兰就成了俄国的“粮仓”。苏联时代，乌克兰生产的小麦、大麦、玉米、甜菜等农副产品供应苏联全国，在乌克兰农业人口居多数。而就在这样一个资源富足、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却发生了上百万农民因没有粮食而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情况。饥荒的规模与死亡人数竟然居当时各加盟共和国“之首”，饥荒时期，农民以野菜、树皮充饥，并出现人吃人甚至父母吃掉亲生子女的现象。农民在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却食不果腹甚至大量饿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都是难以理解和解释的事情，就此意义说，尽管当代西方及乌克兰政论家和研究者对于“大饥荒”的政策性原因及人为因素有很大程度的夸大，但是乌克兰作为苏联的粮食及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出现大范围的饥荒，其原因与教训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1933年在哈尔科夫市城郊饥饿的农民

俄罗斯各产粮区的饥荒情况

不过，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不仅仅发生在乌克兰，在当时苏联的其他农业区也发生了程度不等的饥荒，虽然没有图片来证实，但是通过其他档案文献资料，也可以反映当时的情形。苏联解体前，在一些文学作品或回忆录中就已经能够看到饥荒的“影子”。例如，1983年的《共青团真理报》上就登出了一位老战士的回忆文章，那是没有直接明了地说出的对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的切身体会：

深秋，下着阴冷的蒙蒙细雨。我和母亲早晨到玉米地里去。那里有许多同村的人，都是和我一样的9岁、10岁的孩子。我们捡落下的每个上只有三四颗谷粒的玉米棒子。晚上，我们把玉米整整齐齐地（为了不撒落）码放在炉子上，烘干它们。然后在一台小手磨上磨碎。用磨出来的粉烤成玉米饼子。如果在冬天，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举着玉米饼子到大街上去，我们就把这些人叫作富人。

准确地说，当时这种还可以用玉米饼子来果腹的情况应该叫作粮食供应不足，或者饥饿现象。2006年12月24日，俄罗斯《消息报》登载了一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档案馆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饥荒死难者的文献。这篇稿件题名为“我们那里饥饿的人们甚至吃死马肉”，主要是从饥荒地区发出或者往饥荒地区发送的信件，这些信件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俄罗斯北高加索边疆区一些地方十分严峻的饥荒情况。在开头“作者的话”中，作者叶莲娜·洛丽娅说明了公布这些文献的意图：

11月25日是乌克兰确定的纪念“大饥荒”死难者的日子。离这个发生灾难的日子越近，乌克兰最高拉达（即最高苏维埃——笔者注）中的一些党派感觉到的压力就越大，因为人们更急切地要求承认1932～1933年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实际上，饥荒波及的地区，还包括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斯塔夫罗波尔、远东、北高加索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乌克兰的政治家们极力回避这些情况。《消息报》上登载了一些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档案馆中找到的文献，这些文献反映的饥荒情况，实际上是遍布苏联全境的。其中的一些文献不能不令人震惊，但这还不是全部文献。在文献中读者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因饥饿而全身浮肿，孩子被吃掉了，而政府对此态度冷漠甚至残酷无情。

因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而有多少人毙命，到现在谁也说不出准确数字。人们的说法是各种各样的，在各种表述中，全国死亡人数从400万到750万。苏联农村发生的这场饥荒，是过去一个世纪中最具灾难性的事件。在当代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这个问题几乎不曾提及，连历史学家也是直到不久前才有可能仅根据公布出来的饥荒见证者提供的资料来研究这个问题，而档案资料却拿不到。在部分文献得以公开之后，饥荒的规模开始清晰了。从紧急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一些文献，有的是从发生饥荒的村镇寄出的信件，有的是被截获的军事情报，有的是党的决议，这些都可以见证苏联农村死难者的历史。

1933年哈尔科夫，在街上讨饭的小姑娘

到目前为止，关于饥荒的原因在历史学家中还没有一致看法。一些人主张主要原因还是粮食歉收；另一些人（占多数）认为，最主要的过错在于政府的粮食储备运动，它的结果加剧了粮食歉收……多种原因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

星期五我们还将公布一些文献，这是联邦安全部给《消息报》提供的档案。文献覆盖的饥荒地区有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边疆区、乌拉尔……

也就是说，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主要目的是说明当时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边疆区、乌拉尔以及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大规模饥荒。饥荒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在乌克兰：饥饿中的人们把各种可吃的植物都采集来吃了，连死马肉都吃，甚至从饿死的人身上割肉，出现了用人肉做的香肠……

“全都是碎渣子，别拿棍子戳它”

北高加索边疆区土壤肥沃，只要播下种子，就能长出东西。1930～1933年，边疆区赶上集体化四处出击。当时，富裕农民被“专门迁移”到国家的北部和东部，集体农庄承担着明明知道完不成的粮食储备计划和余粮收集任务，而在道路上则站着阻止人们离开村庄的哨兵。

正是在那个时候，在民众中间出现了令人苦涩的谚语和俏皮话：“1933年，都在吃滨藜，手和脚肿胀，死在道路上。”“有传说，小麦被运到国外，而集体农庄的人正在吃茨冈小孩和滨藜。”“我不怕严寒，我也不怕冷，只怕集体农庄，进去就要饿死。”“装水的小水桶，装着碎粮渣子，全都是碎渣子，别拿棍子戳它。”

在城市里，特别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很少有人能猜想得到农村饥荒的程度。现在在联邦安全部档案馆能找到的极其少见的文献，都是饥饿的农民写给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兄弟、丈夫和儿子等人的信件，信件都没有到达目的地。这些信件是被军队的书信检查部门截获的，为的是不要让有关饥荒的消息传遍全国。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封从诺沃－捷列维扬卡镇发出的信，寄往沙赫特市，收信人是红军战士尤尔琴科，写信的是他的双亲：

……我们这里许多人都快饿死了，一昼夜能撂倒五个，没有谁能活下来。人们都在挨饿，都挖不动坑了，地冻得非常硬，死人都放在棚子里或花园里。人们的样子很可怕，脸色吓人，眼睛无光。临死前人都是肿胀的，开始变黄，被人抬到屋里躺下就死了。年轻的姑娘们为了要一小块西葫芦或者黄瓜而乞讨。不知道我们将会是什么样子，等着我们的也是被饿死的命运……

一封寄往斯塔夫罗波尔的信，收信人是Г. Г．图米林柯，写信的是他的父母：

……很多人都快要死了，每个农家院子里都有两三个死了的人在那摆着，谁都想不起埋他们，大家都要被饿死了，没有粮食，就连红甜菜和南瓜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人们往后都不知道怎么活……

一封从诺沃－亚历山大城寄出的信，收信人是红军战士别尔秋克，写信的是他的妻子：

……集体农庄不给我发粮食，我现在没东西吃。这不刚刚去了趟车站，自己去弄了点麦糠，用这东西烤了饼子，不过这饼子很苦，像药片。我把饼子给托尼吃，她却哭着把饼子扔到地板上说：“你给我，妈妈，你给我面包！”我的心在颤抖，她最好还是死掉吧，省得活受罪，我也最好能死掉，比这样活着好……

一封从克雷洛夫镇寄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炮兵团，给一个名叫扎波罗热人的信，写信的是他的姐妹：

我们镇子里现在是那么可怕，甚至写信的时候都害怕，怕的是被抢劫、被当面威胁。饥饿的人们在街上走，当他们走到院子里时，你赶不走他们，你不可能立马给他们吃的东西，而如果不给吃的东西，那就要遭殃了。家里现在就有这么一些饿得浮肿生病的人，看着简直太可怕了。我们这里的人们已经饿得连死马肉都吃，这里有个克拉姆瓦利指挥部，那里的马一死，人们立刻就跑去弄死马肉吃。

一封从顿河畔罗斯托夫发出，寄往斯塔罗明镇的信，收信人是Л. И.柯斯坚克，写信的是他的女儿：

……我们，大概很快要被饿得肿起来。我们这里有那样的传言，说人们已经在吃人。18号的一大早我去买面包，看见人们往尼古拉耶夫胡同跑，原来在那里发现了被烧过的手和脚。警犬跑了过去，赶走了人们，当然，我不知道结果怎样。只是，昨天在市场上人们从一个妇女那里买了香肠，香肠是用人肉灌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香肠颜色很新鲜，是黄色的，味道我不知道……

一封从阿尔马维尔寄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第九炮兵团的信，收信人是Н. И．卡尔宾科，写信的是他的朋友：

……在阿尔马维尔抓到了13个人，他们割下人们身上的肉，再卖出去。公开的说法说这是一些富农，当审问他们，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回答：“为了在人们中间制造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情绪，还为了证明国家确实出现了饥荒。”你明白了吗？这是真有的事。

除往来信件外，在当时地方管理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有关于饥荒情况的汇报。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办处秘密警察局就下伏尔加边疆区有关边区粮食困难的特别报告，根据1933年3月20日的数据：

1933年3月28日

粮食困难继续发生在新的地区和集体农庄：3月10日……清查了33个区里的110个集体农庄，生活严重困难的家庭有822户。

……大多数人家的食物都是各种各样的替代食品（把面粉和谷物的糠秕、滨藜、南瓜以及马铃薯皮、黍壳、捣碎的“蒲草”类植物掺到一起，有的人家吃的食物是一些没有掺入面粉的替代食品，营养补充唯有靠白菜，南瓜和别的蔬菜），人们甚至吃死了的动物的肉，还有个别人吃人的情况。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办处下伏尔加边疆区代表

全权代办处秘密警察局雅库波夫斯基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警察局有关中伏尔加边疆区和乌拉尔州粮食困难的专门通告：

1933年4月3日

乌拉尔州托洛茨基区。在以斯大林命名的米哈伊洛夫村苏维埃集体农庄里，因疫病而死并被浇上石灰水的牲畜尸体，被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族的集体农庄庄员们从埋葬场偷回去，以作为食品。

在粮食困难地方的集体农庄庄员中，反对情绪急剧上涨：“我一夏天干活干到累得不行，剥掉一层皮，赤裸着身体，光着脚，难道就是为了现在没有粮吃，饿得浮肿吗？要知道我家里有七口这样的人，所有人都坐着，叫唤着：‘给我面包！’可这些东西上哪儿能弄到呢？我就去躺在拖拉机下面，我改变不了这样苦难的日子。”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警察局局长莫尔恰诺夫，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警察局副局长柳什科夫

一位饥荒亲历者的回忆也再现了当时那惨痛的一幕。

萨拉托夫州勒吉谢沃镇居民柯·瓦·菲利波娃的回忆：

我的一生中最可怕的是什么时候？就是饥荒的时候。人们倒下去了，饿得摇摇晃晃地就倒了。有一次我和父亲在集市上买了肉冻，他一回到家就要吃，却发现那是用人肉做的，因为在里面找出了人的指甲。我的祖母几乎在整个饥荒期间都躺着不动，每天都在期待着这一切快过去。有一次有人给了点粮食，我们加工后送给她一小块甜面包说：“给，奶奶，现在起来吧。”她接过这一小块面包，送到嘴边，又放了下来。最开始我们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掉过头一看，奶奶已经死了。在她的面颊上还能看见刚流出的眼泪，也就是说，她一直就在等着一小块面包。

除了档案文献外，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对1932～1933年饥荒的情况也有很多描述，被当代历史学家引用。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历史著作《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就引用了文学作品中的下述记载：

在彼得拉科夫斯克村，家畜因缺乏饲料而减少，人吃的是用荨麻做的面包、用亚麻籽做的小饼、用欧白芷煮的粥。不止一个彼得拉科夫斯克村是这样。全国都遇到了一个饥荒年——1933年。在地区中心城市沃赫罗夫，在车站旁的小公园里，常有奄奄一息的被从乌克兰赶出来、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早上在那里见到死人是常有的事，总会驶来一辆马车，医院的马倌阿布拉姆把尸体一个个搬上车。并非所有的人都奄奄一息，许多人拖着由于没有血色而发青的浮肿的双腿在尘土飞扬、凹凸不平的路上徘徊，像狗一样用乞怜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在沃赫罗夫没有人施舍。居民们自己要想得到凭卡供应的面包，头一天晚上就得去商店排队。1933年……

1933年春天，这场饥荒达到了顶峰。“1933”成了人们关于饥荒的黑暗记忆的一个沉重的年份。正如康德拉申教授所描述的那样：“1933年人们都吃滨藜，手脚肿胀，死在路上。”在奔萨州的村庄里，后来的人们是这样回忆那场灾难的：在玩罗托游戏下筹码时，人们把33这个数字叫作“饥荒年”。而在一些村镇中，人们为饥荒的死难者建造了一个个纪念碑，或者在埋葬饥荒死难者的地方安放东正教的十字架，上面写着“这里安放着1933年的死难者”。而在乌克兰以及苏联其他经历饥荒的地方，这样的描述以及纪念活动更是普遍。

1933年哈尔科夫，街上以及农家院子里的饿死者

由于苏联政府采取了向饥荒地方拨发救济粮、停止大规模粮食出口、降低粮食收购指标等措施，加之新谷物的收获，在1933年夏秋之际，饥荒情况开始改变。不过，正如饥荒的发生在不同农业地区有不同的时间一样，饥荒的停止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从1933年夏秋到1934年，在有的地方还有后续性的饥荒，并延续了一段时间。当然，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到1933年夏秋基本上没有了。

由于最初提出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是乌克兰人，因此，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早期研究也主要围绕在乌克兰的饥荒，尤其是在乌克兰农村发生的饥荒，这种情况实际上限制了对这个问题的宏观研究视野。正如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总结的那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饥荒的规模还没有搞清楚，只是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乌克兰流亡者那里获取了一些材料。而当文献开始公布后，人们马上就会清楚，饥荒不仅发生在乌克兰，还发生在国家（苏联）许多别的地区。”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确实是这样，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不仅发生在乌克兰共和国，也发生在俄罗斯的广大地区，包括北高加索和哈萨克共和国。具体地说，饥荒发生在苏联的重要产粮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乌拉尔，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哈萨克。在乌克兰主要包括基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顿涅茨克等州；在俄罗斯的饥荒地区有沃罗涅日州、库尔斯克州、斯维贝德洛夫斯克州、车里亚宾斯克州、鄂木斯克州等。苏联全部饥荒地区覆盖大约5000万人口，几乎遍及当时苏联的主要产粮区，受灾者主要是农民。

饥荒的死亡人数

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在苏联时期以及当代俄罗斯学界都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数字，苏联时期档案文献的封闭以及国家的限制政策让这个问题的研究成为禁区。苏联解体后，很多档案文献得以公布，但公布的档案文献并不完全，而是有选择和有限制的。另外，饥荒发生当时的一些统计资料本身并不完整，历经几十年，又经历联盟国家解体的大动荡，一些资料的遗失和破损也给材料的收集带来困难。苏联解体后，在原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与苏联历史相关的资料，现如今，无论哪个原加盟共和国的研究者想把这些材料完全收集到一起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最后，虽然研究者都声明自己采用了人口统计学的档案资料，但是在人口统计过程中，对于因饥饿而死亡或者因其他疾病而死亡的人口怎样区分，是否将那些因饥荒而刚出生尚未来得及进入户籍登记簿内的婴儿，以及因饥荒导致人们不生孩子而带来的人口损失也计算在内，对这些因素引起的死亡率增加又该怎样统计，等等，研究者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因此，对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遇难者人数的争议甚多，学者们提出的死难人数的上下差距也比较大，这种争议可能还要持续一段。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根据一些研究者的研究资料以及俄罗斯及乌克兰政府公布的数据推断出这个数字的大体范围。

五花八门的数字

苏联1932～1933年饥荒饿死者人数一直是一个模糊的数字。这里主要涉及苏联总的饿死者人数有多少，其中乌克兰的饿死者有多少，以及对于因饥饿或者疾病而死亡的居民如何区分的问题。关于苏联饥荒总的饿死者人数，最早在西方曾提出有1000万人之说：“西方经济学家对1929～1933年间丧失生命和自由的农民总人数的估计不尽相同。仅被放逐一项据说达500万户之多。根据若干年以后斯大林本人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谈话，在这个时期受到牵连的农民有1000万人之多。”在俄罗斯也曾有600万人、750万人、1000万人、1600万人的不同说法，还有学者提出有200万～300万人，或者以450万人为上限的说法，甚至还有死亡64万人之说。死亡人数上下差距之大，可以看出这个数字在统计上的巨大分歧。不过，随着相关档案材料的公布，近年来出版的俄国历史教科书中列举的数字要客观一些，如莫斯科大学历史系2007年出版的《俄国史》教材指出，饥荒中死亡人数有300万～500万，另一本历史教材中提出，饥荒死亡人数超过300万，同时注明也有死亡500万～800万人的说法。

作为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受害最深，其死亡人数特别引人关注。西方研究者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其著作中提出，饥荒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约有500万人。在当代乌克兰的教科书、广播、电视以及信息网站等媒体中，乌克兰人在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有时达到7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尤先科（Виктор Ющенко）在公开讲话中甚至宣布，饥荒时期乌克兰失去了1/4的居民。这些都是笼统说法，近些年，随着统计资料的公布，一些学者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数字。如有乌克兰专家认为仅1932年12月1日至1933年4月15日期间在乌克兰就死亡2420100人，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舒宾对这个数字有不同认识，他认为当时苏联总的饿死者人数有200万～300万，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应在100万～200万之间。另一位俄罗斯研究者马尔丘可夫提出，苏联总的死亡人数是700万～1000万，在1932～1933年两年中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直接死亡人数是290万～350万。最近一个有法律依据的数字来自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调查。2010年1月13日，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审理了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以“造成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种族灭绝事实”为根据提出指控并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基辅上诉法院以判决书的形式批准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侦查结论。结论中指出，根据乌克兰国家研究院“普杜希”人口与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庭审前的调查，从人口学角度做出了科学的技术鉴定，认为，1932～1933年在乌克兰进行的“种族灭绝”活动，造成3941000乌克兰人毙命。最新数字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提出的，他认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总死亡人数不少于7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300万～350万。这个数字基本上与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一致的。一般来说，后几个数字在学界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在俄罗斯方面，比较权威的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应该是在由俄罗斯科学院研究者达尼洛夫主持编写的《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与四处出击》之第3卷中，在2001年出版的这本书的附言中，对有关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死亡人数的各种说法做了汇总，并且还引用表格和数据加以详细分析。这篇附言的作者史蒂文·惠特克罗夫特（Stephen G. Wheatccoft）举出一些苏联以及当代俄国统计学家或者历史研究者的数字作为自己的观点的基础。根据他的介绍，由于苏联时期对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数据研究者的迫害，导致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饥荒的统计数字十分难以查找。在“大清洗”的年代，担任国民人口统计部门领导职务的米·维·库尔曼（M.B.Курман）及其同事伊·亚·克拉瓦里（И.А.Краваль）曾被逮捕，后者被枪决，前者被送到劳改营。在劳改营里，库尔曼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过程中记下了自己所做的统计数据。惠特克罗夫特将库尔曼和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相关数据做了比较。库尔曼在1937年所做的统计认为30年代初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为350万，其中经户籍人口登记的死亡者为250万，没有登记的有100万；而居住在北美的研究者弗兰克·罗里美尔（Ф.Лоример）在1946年根据非公开数据，将当时人的寿命与正常年代对比，得出的死亡人数是480万；别库诺娃（Бекунова）和罗德诺伊（Родной）在1964年通过秘密档案材料在比较了正常年代的死亡率后，得出1932～1933年的死亡人数为470万；马克苏多夫（Максудов）在1975～1991年间查阅大量资料，借鉴西方人口学研究方法，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导致乌克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40万，哈萨克和中亚为130万，北高加索为110万，俄罗斯联邦其他地方有300万，即共980万。马克苏多夫还把早期从事“大饥荒”研究的西方研究者詹姆斯·美斯和康奎斯特的研究结果列了出来。詹姆斯·美斯认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饿死者超过1000万，其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500万～700万；康奎斯特比他保守些，认为1932～1933年在苏联因饥荒而死的人数为700万，其中在乌克兰死亡500万人，在北高加索死亡100万人，在其他地区死亡100万人。另一位研究者察普林（Цаплин）在1989年得出的饥荒死亡人数是450万；另三位研究者安德烈也夫（Е.М.Андреев）、达尔斯基（А.Е. Дарский）和哈尔科娃（Т.А.Харькова）在1990年将因饥荒而未能出生的人口也统计进去，认为仅1933年死亡人口就超过700万。

在上述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史蒂文·惠特克罗夫特列出了一个表格，作为他的研究成果的根据。根据他的计算，1931～1933年苏联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为600万～700万，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300万～350万。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所计算的时间段是1931～1933年，在时段上，并不是具体的1932～1933年，因此，这个数字只能作为各种研究成果中的一个参照（见下表：苏联以及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加盟共和国1933年同1932年比较，死亡人数的增加）。

说明：“观点一”是指作者根据前述库尔曼、罗里美尔、别库诺娃和罗特诺伊、马克苏多夫以及作者本人的一些统计数据整理得出的数字；“观点二”是来自安德烈也夫、达利斯基和哈尔科娃的研究数据。

资料来源：Под ред. В. Данилова, Р. Маннинг, Л. Виолы,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ец1930－1933. том3.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 2001. c.885.

2005年，莫斯科大陆出版社出版了亚·尼·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Сумерки”，不久前被译成中文出版，名为《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雅科夫列夫之所以为自己的回忆录起了一个十分沉重的名称，起因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对苏联共产党几十年“统治”的批判性认识，正如他所描述的：“黑压压的雾霭笼罩在俄罗斯的上空，达数十年之久。”他把20世纪20～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与饥荒视为苏联前期几轮大清洗的一部分，对饥荒的死亡人数也做出估算：“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推行集体化过程中，500余万农民及其家属受到清洗。死于当局所策划的饥荒的人大致也是这个数字。”雅科夫列夫提出的这个数字并没有注明出处和计算方法，其可靠性还需认真审视。不过，作为一个从骨子里憎恶社会主义制度、亲西方的前苏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他所提出的这个数字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反证的参照数字。也就是说，在雅科夫列夫看来，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死亡人数大致在500余万。在时间段上，他认为这次大规模饥荒开始于1931年初。最初的遭难者是“所谓破坏粮食收购和其他经济政治运动的人”——主要是富农。由此不难看出，他所提到的500余万人的数字至少应包括从1931～1933年这个时间段，比本书所指的时间段还要稍长一点，如果只研究1932～1933年饥荒的话，其数字应该比500余万人更少些。

直到目前，中国学界涉及这个数字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并且，即使有所涉及，也多是一些对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情况的介绍性文章，没有比较具体准确的数字。当然，也有学者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中，乌克兰人死亡近300万”。由于其文中没有具体指出是1932～1933年饥荒，故按该文作者之意，1932～1933年饥荒在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应该小于或最多等于这个数字。另有文章引用俄罗斯政府于2008年公布的最新数字，饥荒死亡人数为700万。这个数字应该是俄罗斯政府以官方形式公布的准确人数，但支持这一说法的根据并不清楚。

根据近年来较新的数据材料，有文章提出苏联1932～1933年饥荒造成的总死亡人数是400万～750万。综合上述各种数据材料与观点，可以看出，就眼下各方研究者的说法以及所得的全部统计资料来看，这场饥荒的死难者人数目前还很难有一个能够说服各方接受的、比较具体的数字。笔者基本赞同最后一种说法，即饥荒的死亡人数大体在400万～700万之间。当然，随着新的档案材料的不断发掘，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国际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努力，对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史实的研究将会不断深入，学者们还会提出更具体的数字，或者用新材料来证实已有的统计结果，使这项研究更有成效。因此，这个数字还不能作为最终数字。

研究方法：怎样计算饥荒的死难者

对于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饿死者的人数的统计，可以说从饥荒发生后在西方就开始了计算。不过，直到如今，各方研究者在统计方法上还存在很大分歧。如前述，从饥荒的受灾范围以及时间段上，对于这次饥荒的表述就不完全一致：“苏联1932～1933年饥荒”，指1932～1933年苏联农业地区的大规模饥荒；“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饥荒”，在时间段上要更长一些，起自1930年或者1931年，终止于1933年或1934年；“大饥荒”或者“乌克兰大饥荒”，主要指20世纪30年代初在乌克兰农业地区发生的大规模饥荒。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研究者在计算饥荒遇难者人数时就可能出现范围上的差异。

另外，在统计饥荒死难者人数时，哪些人应该被列在统计范围内，哪些人不应当被视为饥荒死难者，在学者中间也有争议。有学者指出，饥荒年代死亡的人，不一定都是因饥荒而死。尽管从表面上看，在饥荒年代确实有不少人因粮食不足而饿死，有因吃不到蔬菜，身体缺乏营养，造成身体机能衰退而死，但也有因伤寒、痢疾、疟疾等疾病而死的。在户籍管理部门的登记中，这些死亡统统被写成“不明原因”的死亡，因此，其中到底有多少人直接死于饥荒，并不好区分。确实，在很多档案材料以及后来的回忆录中，在强制迁移富农以及对那些抵制集体化政策的农民进行惩罚而将其全家流放到边远的北部或东部地区时，在旅途中因气候恶劣、饮水条件不好、食品质量差、衣物不足而导致人们生病，加之拥挤的交通工具以及到达目的地后居住地人口过密，又加剧了诸如斑疹、伤寒甚至白喉类疾病的流行与传染，这些情况均有记录和描述。另外，被强制迁移的人们还有不愿意居住在指定地区的，他们从一个地方逃往另外一些地方，同时也将疾病带到新的地方。这种情况不仅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中存在，在对世界上其他一些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地方的研究和统计中，这基本上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有现代研究者根据大量经验性研究得出结论：“即使在饥荒时，绝大部分死去的人也都是因各种疾病而死的，而非直接被饿死。”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学的统计中，把消失的人都算作死亡人口，并不是很准确的，因为“‘消失的’居民，不仅仅是死亡的，还有从灾荒地区离开的，以及未能出生的，因为在困难时期一些夫妇决定推迟生育孩子。”因此，“不是各种各样死亡人数的提高都可统计成因饥饿而死。死亡率提高很明显的一部分是由于疾病，这确实与不良的营养状况有关，但不能直接按饿死来统计”。不同研究者基本上是按照自己对于统计学的理解来计算的，这也导致对于饥荒死亡者的数字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说法。

总体来说，对于饥荒死亡人数的计算，在计算方法上就反映出俄罗斯学者和乌克兰学者以及西方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看法。出于政治考量，乌克兰上层社会和一些乌克兰研究者极力强调乌克兰遭灾范围之大，死亡人数之多，以证明那一场饥荒就是针对乌克兰人而来。就乌克兰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死亡人数比较来看，实际情况也确是乌克兰死亡人数最多。对此，俄罗斯研究者认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乌克兰受灾最严重是事实，不过，饥荒不仅仅是乌克兰一个民族的灾难，俄罗斯、哈萨克也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饥荒的发生只是在产粮区与非产粮区以及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居民之间有区别，却“没有民族界限，也没有政治学说之分”。乌克兰历来是苏联主要产粮区，农业人口多，损失相对也就大一些，但“乌克兰共和国遭灾特别重并不是因为那里生活着乌克兰人，而只是因为，那里是苏联的主要产粮地区”。因此，把乌克兰因饥荒而死的人数规模夸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一定意识形态以及乌克兰民族主义色彩的说法，从科学依据上看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

摘自：《不忘过去着眼未来：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与当代乌俄两国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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