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章报道，大约20年前，在香港岭南大学，曾经举办过一次主题为“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著名学者刘再复在大会发言中说到，中国现代作家里，他最喜欢5个人，分别是鲁迅、丁玲、萧红、张爱玲、李劼人，这其中尤以鲁迅和张爱玲为最。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刘再复认为还是鲁迅更伟大。他的理由是：鲁迅和张爱玲都是天才，但张爱玲是夭折的天才——她到香港之后，在美新处的资助下写作，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在刘再复看来，比起她早年在上海的作品，这是一种滑落。据说，同时与会的夏志清马上表示不同意，并说鲁迅才是“夭折的天才”。许子东是会议组织者之一，认为双方都是学界权威，而且分别代表了中国内地跟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价值系统。
夏志清是华裔学者，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与张爱玲交往多年，是张爱玲在美国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张爱玲在港台及内地受到重视以及“张爱玲热”的兴起，跟夏志清的大力推介有着很大的关系。上个世纪60年代，夏志清在美国教书期间，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在这本书里，夏志清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作了重点介绍和推荐。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甚至认为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醉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
并非所有海外学者都与夏志清持有相同的观点。同为华裔学者、同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唐德刚就有着绝然不同的看法。他说：“一个社会，纵在异族和暴君统治之下，也不能无文艺，因此在敌人豢养之下的汉奸报刊崛起之后，另一种作家艺人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作家艺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一定要为凶残的异族统治者和无耻的本族汉奸所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顺民文学’，写得好的，也颇能承继战前‘性灵文学’的技巧，也颇能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息，一丝微笑——这种作品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的小圈圈内，装模作样，山鸡野狐，终非上品——这就是张爱玲了。”“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有文学也。”
这种极端的、绝然相反的观点，在国内学界中反倒少见。大陆学者对张爱玲的评价也较为包容，相对于海外也显得更为理性。柯灵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重要人物，也是张爱玲在上海时私交较好的朋友，她的很多作品是由柯灵编发的。1985年柯灵在《收获》发表《遥寄张爱玲》一文，是解放后国内最早介绍张爱玲的文章。应该说，柯灵对张爱玲的才情、作品、经历、为人等都是十分熟悉的。柯灵认为，日军占领上海这个特别的时间和空间，给了张爱玲的去政治化创作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柯灵在一次应邀到台湾出席相关会议时提到对张爱玲的评价，“写得嘛也是好！捧得嘛也是高！”陈蝶衣（著名指挥家陈燮阳父亲）被香港人称为“歌词大佬”，有“教父的教父”的盛誉。早年也在上海，对张爱玲也十分熟悉，“对于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概括而言之，若不是营造‘男欢女爱’，便等于做足‘吹影镂尘’的功夫，求其与‘共赴国难’的大时代，挂得上钩的，绝无仅有。”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放许子东长期研究、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对张爱玲也深有研究。他的观点相对而言是较为客观的。他在谈到对鲁迅、张爱玲的评价时用了一句比喻，鲁迅是一座山，张爱玲是一条河。这句话回避了比较的“同一标准”，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解析空间，也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许子东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忧国忧民，要救世，希望文学作为武器能改造中国。鲁迅、巴金，茅盾等左联作家，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文学是文人自己的园地，不一定能救国家，但先要救自己。林语堂等属于这一类。第三类，目的是娱乐，怎么畅销流行就怎么写，一切以读者的需求为第一。鸳鸯蝴蝶派等属于这一类。許子东认为张爱玲或受其影响的作家，有忧患意识，但不一定去救世界，是为自己，又为社会，是严肃的，又要通俗的方式，又有娱乐的效果。从許子东的分类及评价里，张爱玲作为作家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作品则介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我个人认为，这个解析和判断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香港著名专栏作家张文达说，“论一个作家，不能离开那个作家所处的时代，不能只论他的作品而不涉及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为人。知人论世，二者是无法分开的，数十年间，论张爱玲作品的文章多矣，但很少直指她和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关系。离开了这一点，就不能得其全”。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中国历来有知人论世的传统，能够称得上伟大作家、名留青史的，不仅要有传世的作品，还要看其作品的崇高境界和悲悯情怀，至于作家本人的道德人品自然亦有严苛要求。舍弃了这个衡量尺度，即便贴上“伟大”的标签，也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也必然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