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年轻时看高尔基的《克里萨木金的一生》第一卷末尾，那个女孩在第一次性经验时想，这就是朱丽叶所希望而没有得到的么？细节完全记不清楚了。但这一点似乎没忘记。当时我感觉她提  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性与爱的关系、二者的共同和差别问题。

在现代，“爱”这种罗曼蒂克被一些人认为早已过时了，只堪嘲笑，因之强调的完全是性的快乐。性的快乐当然重要，它在中国长期遭到传统禁欲主义的过分压抑，值得努力提倡一下。而且性的快乐（做爱）也有人的创造，并非全是动物本能，如中国房中术、印度《爱经》所描述的种种姿态、花样。但它们毕竟不是人类心理发展的全貌。从整个文化历史看，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总是陶冶性情——使“性”变成“爱”，这才是真正的“新感性”，这里边充满了丰富的、社会的、历史的内容。性爱可以达到一种悲剧感的升华，便是如此。同时它也并不失去有生理基础作为依据的个体感性的独特性。

每个人的感性是有差异的。动物当然也有个性差异，但动物的差异仍然只服从本能以适应自然。人类个性的丰富性由社会、文化和历史而远为突出，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而“新感性”的建构便成为极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交融、矛盾和统一。

人有“七情六欲”，这是维持人的生存的一个基本方面，它的自然性很强。这些自然性的东西怎样获得它的社会性？像安娜·卡列尼娜、林黛玉的爱情，那是属于人类的。可见，人们的感情虽然是感性的、个体的、有生物根源和生理基础的，但其中积淀了理性的东西，从而具有超生物的性质。弗洛伊德讲艺术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也正是看到了人与动物的这种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三从四德”，提倡恋爱自由，反对守节“贞操”，完全正确，包括“破坏”传统一元的情爱观念、夫妻观念的功绩。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丈夫死后，没有选择新配偶的权利，这还有什么对生命的尊重？一个妇女，结婚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根本无法与丈夫相容相处，也包括上述丈夫死亡这种变化而希望嫁给另一个男人，展开情爱的另一页，这就不是一元，而是二元。所以离婚再嫁，也可理解，多元并不神秘。

“从一而终”、“终身大事”都是在传统社会人际接触相对固定和观念极端狭窄的时代中形成的，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生活接触面极大地扩展，男女产生恋爱的机遇和可能极大地增加，上述规则的失败理所当然。对下一代男女便不可能用上述标准去要求或规范。他（她）们的性行为、恋爱经验会丰富得多。如果“度”掌握得好，这绝非坏事；相反，它使人生更充实、更丰富、更有意义。

我对青年男女只提三条：

一、不要得艾滋病；

二、不要怀孕或使人怀孕；

三、不要过早结婚。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两相情愿，不能勉强对方。这看来似乎太简单，其实做到并不容易。当然，不要过早结婚包括不要早有小孩，美国未成年的妈妈成为一大问题，按中国话说，简直是“造孽”。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我不大喜欢周作人，但赞成周作人特别尊重妇女的观念。我觉得所有的男人都应当尊重妇女，谁也没有什么特权，所以我对顾城杀妻特别反感：他以为他能写点诗就可以如此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真是岂有此理，完全是罪犯。我认为他死有余辜，他倒聪明，自知不免一死而自杀，其实应由法庭判决他死刑才更好。但奇怪的是他死后居然有那么多人怀念他、讴歌他。我当年也称赞过他的诗，但我是“原则问题”绝不让步的。

我认为爱情可以多元，就是要堵塞这种暴虐。中国的帝王贵族，自己可以有三宫六院，妻妾成群，但不许妻妾有情人，一有迹象，则处以极刑。顾城不就是这种变形的暴君吗？值得惋叹的是顾妻，倒有情爱多元的襟怀，真情一片，牺牲一切，容得下英儿，却落得如此痛苦的死。没有对性爱的宽容，就不可避免如此。在这种观念下，自然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自然是“男女之大防”，自然是对隐私生活进行无休止的侵犯。过去和今天的一些伦理观念、道德准则其实质与顾城这种简单的“一元化斧头”来解决问题，相差不远。

食、色，性也。关于食，研究得较多，财产制度、阶级斗争等等，都可说在“食”的范围内，但“色”的问题却研究极为不够。弗洛伊德开了个头，但太局限而且片面。在中国，更如此，以前连弗洛伊德也不让谈。其实人的性爱情欲，既不全是动物性，又不脱离动物性。我讲人类的“情本体”，就是说人的情爱，既不等于动物界的“欲”，也不等同于上帝的“理”。所以就变得非常复杂。

人是很复杂的。性，感情，爱欲，是很复杂的，既可以有精神度很高的爱，也可以有精神度不高甚至很低的爱，也可以并行不悖，特别男人更如此。男人对所爱的女人常常有性行为的要求，对不爱的女人也可以有性行为或性要求。女人似乎不同，女人对所爱的男人不一定有性的要求，对不爱的男人则绝对不愿意有性行为。这当然就一般来说，但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讨论。

人类的爱，特别是男女的情爱，总是包含着性、性的吸引和性的快乐。性爱中常常一方面是要求独占对方，同时自己又倾向多恋。男女均如此。这既有社会原因，又有生理原因。纯粹的精神恋爱，柏拉图式固然有，但究竟有多大意思，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如此，我怀疑。

没有性的吸引，很难说是男女情爱。但一般来说，人的性爱，又总包含着精神上、情感上的追求。人与动物的性爱之所以不同，就因为人的性爱不是纯粹的生理本能，而是人化了的自然，也就是人化了的性。这就是所谓“情”。“情”也就是“理”（理性）与“欲”（本能）的融合或结合，它具有多种形态，具有多种比例。有时性大于爱，有时爱大于性，有时爱扩大到几乎看不到性，有时性扩大到几乎看不到爱。总之，灵与肉在这里有多种多样不同组合，性爱从而才丰富、多样而有光彩。夫妇的爱和情人的爱，就不能相互替代。中国只讲夫妇的爱，认为此外均邪门；西方则要求夫妇之爱等于情人之爱，于是，现代离婚率极高，问题愈来愈严重。其实，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比例、不同种类、不同程度、不同关系的性爱。我们不必为性爱这种多样性、多元性感到害羞，而应当感到珍贵。

还想再重复一次，我说的“多元化”当然不只是对男性，对女性也一样。有人说男人多恋，女人单恋，这已为性心理学所否定。但如前所说，男女性心理和生理也确有不同。而不管男女，个性差异在这方面更是特别显著、特别重要。人的生理、心理、气质、爱好等不同特点会充分表现在性爱上，自然（生理）和社会（如观念）不同结构的个性复杂性，都会在这里展现、表达，所以不能强求一律。所有这些，都说明要慎重对待这一问题，并深入地进行研究。

性爱中有好些矛盾和悖论，如一开头讲的“独占”与“多恋”以及双方感情支付的不均衡等等，都不能用政治的或某种既定的先验模式、伦理道德来简单处理。顾城杀妻就是这种简单处理的一个极端例子。1993年美国畅销小说《廊桥遗梦》描写一位始终忠实于家庭的妻子与一位路过的单身汉的爱情故事，那么狂热（包括性行为描写）和执着。那位女主人公对丈夫、子女、家庭的情爱与对男人的“真正的”情爱极为痛苦地并存，在现代的生活背景下颇为苍凉，作者似乎力图把它升华到一个近乎宗教感情的高度，使我感到有点回到19世纪的味道，这种浪漫和温柔，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美国，恐怕少有了，但它是“畅销书”，大家仍愿意读它。为什么？文学以情为本，离开妇女，文学就失去“本”的一大半。文学应当是最自由的，作家可以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体验和认识做极端性的表述，所以我主张作家有各自独立的文学选择，而不必管各种社会观念的干扰；但是，如果要我做选择，当然站在易卜生这边，只是我也会像鲁迅那样提出疑问：娜拉走后怎么办？

情爱与文学艺术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和情况。对于有些作家艺术家来说，性爱是创作的动力。例如毕卡索，就在数不清的女人身上得到灵感。但也不一定都这样，达·芬奇一生独身，鲁迅的生活也相当简单。这里有巨大的个性差异，陈独秀嫖妓出名，胡适则并不如此。

有的婚后才华发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巨著是在婚后安宁幸福中写成的。有的则相反，婚后贫病交加却创作出很好的作品。总的来说，作家在性爱上有更多的观察、思考和体验，其作品将会更加丰富。我反对婚姻与性爱上的随意性、不负责任和利己主义。但主张对性爱要宽容，不要太多地干预和指责别人的私生活，这不仅是对作家，应该包括所有的人。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并无特权，如上面已讲的顾城事件。尽管作家艺术家因为更加放任情感，风流韵事似乎更多一些。

所以我说不能简单化地对待情爱这种复杂问题。鲁迅一生极其严肃。他以最大的力量承受旧式婚姻的痛苦之后，做婚姻方式之外的情爱追求，并不破坏倒恰恰完整了他的整个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念。

作者:李泽厚

来源:《美学四讲》三联书店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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