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怎么在人类社会中不断进化的?

文摘   2025-01-13 19:50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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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MCN机构每天可以利用AI生成上千篇谣言文章、 “内幕”视频,“有图有真相”;网文平台靠AI创作,每日更新几十万字小说医学论文因使用AI生成的虚假配图而被撤稿……
清华大学在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近一年来,经济与企业类AI谣言量增速达99.91%。
敏锐的人们已经发现,我们在信息时代面临着巨大挑战:在追求知识的同时,我们也面临被其压倒的风险。
如今,我们似乎逐渐被剥夺了“知道”的价值——不再需要数学能力,不再需要读懂地图,不再需要记忆,如此下去,当我们的大脑变得空虚时,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失去人类引以为傲的深思熟虑?
——胡 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
西蒙·温切斯特,洞见深刻的历史学家与思想家。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名誉研究员。2006 年,获得了英国女王亲自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2016 年,荣获加拿大皇/家地理学会劳伦斯•伯比勋章,并当选为院士。曾任《卫报》海外记者及《星期日泰晤士报》海外特派员,长期为《纽约时报》《国家地理》《卫报》及BBC等媒体撰稿。
屡登榜首的畅销书作家。其作品屡屡登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畅销榜。作品选题涉猎广泛,尤其擅长叙事;写作视角独树一帜,能用渊博的知识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著有《教授与疯子》《天才与狂徒》《追求精确》等广为人知的图书。
闻名遐迩的探险家。毕业于牛津大学地质学系,地质主题研究和旅行调研贯穿了温切斯特的一生,他游历了亚洲、美洲及非洲的不少国家与地区,广泛深入世界各地,为其在文学、历史和地质学领域的卓越建树埋下了伏笔。
图注:2023年6月,温切斯特受邀参访华为,与任正非对话。一见面,任正非就对他说:“《追求精确》写得很好,对中国的工业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书籍简介】
一部详尽的人类知识进化简史
本书详尽地考察了人类从古到今是如何获取、保存和传递知识的。为此,作者首先考察了“知识”这个概念,接着讨论了儿童的教育;旨在存储知识的各种发明——百科全书、图书馆、博物馆等;分发信息的各种方式,如图书、照片、电视、互联网;操纵信息的各种方式,包括宣传和公关;帮助人处理知识的手段,如计算机、GPS和人工智能。
一部思索AI时代人类知识的价值与未来的前瞻之作
在作者如万花筒般的叙述之下,本书最终提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关注点——思考未来。如果如果机器能够替我们获取一切知识,为我们进行思考,那么请问——我们还有必要存在吗?

如果你对知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感谢的话,欢迎入手由思庐严选的《知识的进化》















我们需要信任知识、相信知识


在构思这本关于人类如何获取与传播知识的书时,我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获得知识的情景。无巧不成书,我记得自己当时被一只讨厌的小黄蜂蜇伤了脚,那时我才两岁多。后来,我知道了黄蜂在本书将要讲述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那件让我记忆犹新的小事便成了一个巧合。
虽然黑黄相间的普通蜜蜂蜇人很疼,但它也会酿蜜,所以深受人们喜爱,它的近亲黄蜂却截然不同。黄蜂有时看起来似乎只会做坏事,发出令人讨厌的声音,无缘无故恶毒地蜇人,两岁的我就被黄蜂蜇伤过。
然而,在2 000年前,东汉蔡伦在宫廷园林中着迷地观察黄蜂的行为,尤其是它们煞费苦心地建造巨大的复杂巢穴的方式。黄蜂在筑巢时会制造出一种易碎的半透明材料,蔡伦决定尝试模仿它们的做法,结果正如今天每个中国小学生都知道的那样,他发明了我们所熟知的纸张。
就这样,蔡伦创造了人类传播知识的一种全新物质载体。然而,这种手段并不是最早的知识记录方式。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已经掌握了记录知识的方法。苏美尔人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他们发明了文字,并用削尖的芦苇秆在由湿润的河泥制成的泥版上刻出短小的直线图案。这些图案便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字,各自代表相应的已知事物,比如母牛、桌子、月亮、母亲、父亲、农民、酿酒师等。
从那时起,语言文字迅速发展,埃及和中国相继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文学,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应运而生,书写在物质载体上供后人传阅或储存。在埃及,当时最常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莎草纸,它是用尼罗河沼泽中生长的一种植物的髓制作而成的;有些文明把文字刻在用山羊皮或羔羊皮制成的羊皮纸上;在中国,汉字被刻在树皮或龟甲上,至今仍可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找到,而且可以识读,因为在过去的5000年里,汉字的变化并没有大到无法辨识的程度。
这些早期书写材料的共性是质地脆弱、不易于携带或制作成本高昂,其中记录的知识可能只传播给少数人或者只在局部地区传播。蔡伦的发明改变了这种情况。
到了公元1世纪,纸张以卷轴和后来被称为“书籍”的简陋装订形式呈现,这使当时的知识传播变得廉价、迅速和普遍。西安的知识可以写在纸张上,通过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运送,不久后它们就会出现在安条克或君士坦丁堡的集市上,被人阅读和翻译。当时,知识处于得到普及的边缘。
当然,将其推向普及边缘的是活字印刷术的发展。我无意冒犯那些远在中国西部的印刷商,他们印制的《金刚经》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无疑是已知最早的印刷文献。然而,600年后,也就是15世纪50年代,古登堡在法兰克福的印刷室开始大量生产印刷品,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局面。
此前,一名抄写员用纸和笔抄写一份文献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巨大的铁制印刷机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生产出十份、百份、千份甚至数十万份完全相同的文献。知识革命正式开始了。
与其他革命一样,这场革命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影响,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这些责任今天仍然压在我们的肩上,相关内容在本书中占据了很大篇幅。一旦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人们就会提出无数深刻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理?什么人应该获得知识?什么人应该受到保护以免受其害?知识应该由什么人保管?
在17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这些问题主导着西方人的思想,学者和科学家开始挑战公认的教会教条。书籍和小册子开始面向大众,当然都是纸质印刷品。与此同时,第一部印刷版《百科全书》在巴黎问世,创作者狄德罗信誓旦旦地称它的出现将“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这部《百科全书》的出现让教会感到担忧。过去,教会一直严格控制自己的各种知识的传播,那些知识通过布道和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了几个世纪,现在是否会受到这种危险的现代观念的挑战?以逻辑为基础的理性世俗知识最终是否会取代古老的天赐真理?梵蒂冈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了传信部,首次引入表示宣传的propaganda一词,最终形成了如今的局面。在当今世界,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他们所了解的知识是真是假,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在印刷品还盛行的时代,这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例如,在战时的欧洲,甚至早在19世纪后期,关于外国士兵在战场上犯下暴行的夸张故事就被当作真相来讲述,目的是让本国公众的怒火熊熊燃烧。《第一个伤亡者》(The First Casualty)是当时一本关于战时信息的书,作者称那些信息都是虚假的,因为战争中最先“牺牲”的永远是真相。广播和随后的电视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宣传效果,各种虚假信息能够轻松地灌输给愤怒的公众,并让他们信以为真。

如今,印刷品已经不再是知识传播的主要媒介,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及统称为社交媒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它们发挥着与印刷品相同的作用,但传播速度和普及程度提升了几个数量级,而且更加隐蔽。与此同时,百科全书已经消亡,大多数报纸也是如此,有些人认为报纸的消亡是对自由和善政的巨大打击。现在,只要轻触电脑按钮或滑动一下智能手机屏幕,人们就能获得任何知识。不过,在一些社会中,近期发生的某些事件根本没有与之相关的知识可供获取,结果就是有些无人知晓的事件可以说从未发生过。
知识传播媒介在现代的发展引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现在知识如此容易获取,我们动脑思考的需要突然受到了明显且日益严重的威胁。其二,即时获取的知识可能根本不值得获取,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知识是否真实,或者这些知识是否遭到了当今知识保管者的操控或歪曲。
我认为,这正是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有赖于所寻求的知识的完整性,我们需要信任知识、相信知识。然而,这种信心如今似乎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似乎又有那么多的知识摆在那里,只等着我们去索取。

最早给知识下定义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使用了后来成为名言的短语,称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柏拉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说我面前的这个物体是一把椅子,我真诚地相信这是一把椅子。这里有其他椅子的图片,它们证实了我面前的物体是一把椅子。因此,这一定是一把椅子,而且我知道它就是椅子。我有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我所知道的都是真的。”
如果有一天,你再也不能确定自己所看到的真的是一把椅子,而且人工智能的新奇功能能够使你相信你所看到的不是一把椅子,而是一张桌子、一匹马,甚至是一个人,那该怎么办?这会对社会、人际交往和未来造成什么危害?
这就是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警世故事,其中不乏英雄人物,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蔡伦、古登堡、狄德罗等,同时也蕴含着对未来的警示、对世人的警醒。无独有偶,黄蜂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尾巴上也有毒刺。因此,我们需要小心谨慎,需要保持警惕。我们也需要相信知识,需要信任知识。

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

“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这个早在很久以前就得到验证的概念从此成了认识论的基石。认识论是一门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英文为epistemology,源于希腊语单词epistēmē。柏拉图对知识的定义如今被称为标准分析,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圣经”,更准确地说是被视为三位一体般无懈可击的论断。“确证的真信念”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概念。如果某个命题P是真的,人们也相信P是真的,而且相信P为真的人有理由相信它是真的,我们就可以非常简单地断言P是已知的,已经成为知识。或许这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并不简单。
如果你认为“确证的真信念”这一古老原则没有进一步分析和改进的余地,那就太轻率了。从德国哲学家康德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从英国哲学家罗素到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到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一大批令人敬畏的思想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不断改进和完善对“确证”、“真”、“信念”以及“确证的真信念”的理解。他们就“信念条件”“真值条件”“确证条件”中的每一个主题撰写了多篇论文,出版了多期期刊,召开了多场持续数日的会议。
此外,自18世纪的康德以来,人们对先验描述性知识和后验描述性知识做了明显的区分。描述性知识又被称为命题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恒常性知识等。一方面,先验描述性知识源自演绎、推理和理论,例如数学运算和推导出的知识,类似于泰阿泰德的凸多面体,这种知识不是来自实际经验,而是通过对这些物体的推断得出的,尽管有可能是想象出来的。另一方面,后验描述性知识是基于观察和经验。然而,由于哲学的本质,对“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跳舞的天使”这种问题的思考在哲学实践中至关重要。因此,尽管柏拉图的观点可能只在这个时候显得轻率,但它已经多次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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