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纪实】张亦民：21军与浙江的情怀

时事 2024-11-27 00:20 安徽

编发||拂晓哨位（ID:fxsw2021）

作者||张亦民王皇义推荐

张亦民（1930~ )浙江省东阳县人，1949年4月入伍，历任文化教员、秘书、正副科长，团副政委，秘书处处长，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员。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下令发起渡江战役。第2、4野战军，组成东、中、西3个集团，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滔滔江面上，百万雄师过大江。整个渡江部队都围绕开展“京、沪、杭”战役的预定方向，解放军第21军在3野7兵团指挥下，作为中集团主力在安徽省溪口地区渡江，向杭州方向进军。

21军从4月进军浙江开始，到1952年底奉命执行抗美援朝任务，前后度过3年又9个月近4个年头。4年，在人生道路上是宝贵的时段，在社会历史上是瞬间的流逝，但在野战部队的驻军史上是空前的，而与以后和平时期的驻军相比，又是短暂的。然而，21军在浙江的4年不同寻常，既是党和国家建设新政权与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新时期，又是军队本身从革命战争向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21军与浙江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新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关系，值得记忆。主要表现在：

一、担负解放浙江的主要任务，为浙江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作了贡献。

旧中国的浙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前沿阵地，是江浙财阀主要发源地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苦心经营的地盘。在解放军强渡长江后，国民党重兵据守上海，企图负隅顽抗。地处上海南翼的浙江，对实现京沪杭战役计划和解放东南沿海各省都有紧密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解放浙江的过程中，先后进驻经略浙江的有11个野战军。4月26日，首先从浙北进入浙江的有东集团的第9、10兵团的第20、23、24、27、28军。他们势如破竹地解放了从长兴到嘉善与上海、江苏毗邻的浙江广大地区，为组织上海战役准备了条件。作为中集团的第7兵团之21、22军是从皖南进入浙江的。21军于4月29日解放孝丰后，日夜兼程，挺进杭州。5月1日，作为西集团的2野从皖南、赣东北进入浙江的有11、12、14三个军。他们从浙西向浦江、义乌沿浙赣线阻击退敌，转而进军大西南。7月，35军调归7兵团，进驻金华地区剿匪。这样，进驻过浙江的11个军中，从解放浙江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3年间，完整地在浙江执行战斗队工作任务的，只有21军和22军。但由于22军受地域局限，所以在进驻和经略浙江的前4年中，为浙江贡献最大、影响最深，最具代表性的当属21军。

21军从4月21日突破长江天险后，为执行京沪杭战略计划，千里奔袭浙江，对解放杭州作了周密部署：61师直插杭州市中心，接管了归省府机关的电台、报社及火车站等；62师神兵天将飞奔钱塘江大桥阻敌退路；63师渡过钱塘江，抢占浙赣线，拦截敌向南逃窜。鉴于敌主力在我军到达前撤退，3个师3个方向歼灭敌残余主力和地方保安部队4000余人，顺利完成了解放省会杭州的任务，完好无损地接管了这座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风景名城。

然而，21军在杭州仅2天，就奉命转移了。原来5月5日，7兵团政委谭启龙收到23军军长陶勇的电报称：23军在郎广战役中伤亡1. 3万人。谭政委想，1个军伤亡那么多，还能有战斗力么？于是即调23军进驻杭州，并命令21军将警备杭州的任务移交给了23军。5月4日，21军部队撤出杭州，3个师分别进驻肖、浙赣线待命，向全杭州的解放进军。21军撤出杭州1周后得知，谭启龙译电员由于笔误，将阿拉伯数字多写了一个“0”。就将伤亡1300人误为13000人。本来7兵团是让21军在杭州稍加休整后。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因为这个“0”，让21军与23军换了任务。历史跟21军的将士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但事后资料显示，21军解放杭州后向浙东南沿海进军，是毛主席为防止美军可能在浙江登陆，以阻滞解放上海的一个部署。23军也因译错传真电报真相后不久，参加上海战段行列，杭州警备任务移交给了35军。

21军3个师分头向浙东南进军后，在浙东、浙南游击纵队的配合下，解放了进军线上的大片地区，并进军闽东北，配合10兵团解放福州后回师浙江。7月上旬，61师配属22军组织了宁（海）象（山）战役后，浙江大陆全部解放。然而，虽然解放了，但残余的匪患十分猖獗，许多乡村仍为反动势力所控制，有的还攻入县城，公然挂出“县政府”“专员公署”等伪政府招牌，杀害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仅从5月到9月间，全省乡以上干部被谋杀的就达350人，一时民不安生，人心浮动。

8月开始，在浙江省委统一领导下，组织驻浙野战军、地方部队、地方干部和青年学生3万余人，组成农村工作队，深入乡村开展剿匪、反霸、建政和减租、征粮工作。21军分兵于宁波、绍兴、温州、丽水的广大地区，采取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自卫三结合的方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据资料表明，浙江全省从1949年5月开始到1951年为止，剿匪作战3229次，消灭匪特9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把浙江变成其“敌后游击区”的梦想，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政权，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保障了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大运动的胜利展开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圆满完成。

21军在解放浙江过程中，在各地都留下了严守纪律爱护群众的故事，特别是61师于5月25日解放溪口时，部队根据上级指示（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特別提出的），对蒋介石祖居的任何东西都按原来摆设不要移动，既教育了部队，也改变了当地百姓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种种误解。一些担心蒋介石八月十五回来过中秋节，会受到报复而不敢接近解放军的群众消除了疑虑心理，主动配合部队解决食宿生活问题。据说，蒋经国曾在80年代初秘密派人回故乡了解情况，当得知丰镐房和蒋母墓都完好无损时，颇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军队到了湖南，把毛泽东的祖坟都扒了，人家以德报怨，了不起呀！”于是在中共和平统一的号召下，他一面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一方面要国民党做好心理准备，准备台湾问题必须在80年代加以解决”。可惜蒋经国不久病逝，两岸统一搁浅。

21军在解放浙江过程中，有2000多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浙江大地。同时，也有相当一批干部战士先后转业复员在浙江，为浙江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21军与浙江人民3年多的共同奋斗，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浙江人民忘不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帮助翻身之恩，忘不了21军这支英雄部队为浙江做出的贡献。

二、21军在浙江练就了渡海作战的本领，创造了登步岛战斗精神，实现了战争手段的一次升级。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战争的胜负也一样，是以能否适应掌握作战地域地形地貌、水文天气、民风社情等兵要地志为条件的。21军这支部队从大别山起家，在江淮大地上，平原上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技能，创造过新四军抗战第一仗的荣誉，获过蒋介石的嘉奖，也从战略决战中积累过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被誉为一支“有历史、有文化”的铁军。

然而，浙江不同于中原江淮大地，是除了台湾与海南之外，陆海兼有的海洋大省。什么样的环境打什么样的仗。自7月份解放浙江陆地部分后，接着就是发起渡海作战。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干部战士欣喜若狂，纷纷表示要以战斗胜利向毛主席报喜，向新中国献礼。10月6日，22军率先切入金塘岛，全歼岛上之敌。接着，配属22军的61师突袭六横岛，追歼桃花岛之敌，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海上防线，拉开了舟山战役渡海作战的序幕。

与此同时，62师在台州海面上攻南田、占披山、平定三门湾；63师在温州湾攻占洞头岛、活捉王云沛，解放鹿栖岛、俘获叶金克；还在进军闽东北时，解放了沙埕港外的大小渔山等。这样，基本上解放了杭州到闽北近海诸岛，为下一步渡海作战创造了条件，鼓舞了攻岛部队用木船战胜军舰的信心。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福建前线的10兵团组织金门之役失利1周年之后，舟山战役中的登步岛战斗再一次失利了。金门之战损兵折将9000余人，是建军以来继湘江之役与西路军之惨败后的第三次重大失败。参战登步岛战斗的61师，是21军的一张金名片，从大别山中磨练出来的红军师，新四军抗日第一仗的创造者，从10年的内战以来还没有过大的失败记录。毛主席对金门失败指出两条原因：一是轻敌，二是急躁。登步岛之战的决策者，未接受这一教训。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红军师的战斗力，加上邀功创绩的思想，就给61师下达了攻岛命令，结果给国民党当局造就了“南有金门，北有登步”的胜利战绩。61师则背上了几十年“吃败仗”的包袱。

事实是，原来所得敌情是登步岛为国民党青年军221师2个团（缺1个营）在坚守，却不知敌从广东败退的部队分别运送到金门与舟山，从而增强了后援兵力。只要我军登陆成功，用1:1军力攻占登步岛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当我61师2个团（缺1个营）于11月3日晚成功登陆与敌交火后，敌方在4号、5号两天增援到6个多团，形成了我5个营与敌陆、海、空三军配合下六七个团对阵的危局。就这样，61师虽然伤亡1487人，但敌方也付出了3394余人伤亡的代价。这一战，参战部队虽然打得英勇顽强，但毕竟未达占岛目的，落得一个“败仗”之名，而敌方虽然付出惨重代价，又终因守住该岛有了吹嘘“胜利”之本。

究竟怎样看登步岛之战？如何评价一次战役一个战斗的成功与失败，怎样总结战争中的经验教训？一直成了参战部队的指战员们思考的问题。时间延伸到90年代，熟知登步岛战斗经过的战友吴新华率先在新四军研究会的《东南烽火》上发表了揭示真相的回忆文章，接着，具有权威性的《百年潮》杂志上再次发表了《回顾登步岛之战》一文。鉴于金门失利之战早在80年代公之于众，这就引起社会公众有了对比的认识。于是反“失败”之战，为“成功”撤退的典型范例，被赞叹为“战争史上奇迹的登步岛精神”。

据台湾史料显示，当时一方面大力宣传金门、登步之胜利，一方面蒋介石又批评了在登步岛之战中让共军逃脱是无能。连时任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的高官袁守谦也认为61师是“共军战斗力最强、最剽悍的一个师”。事实也如此，当台湾当局得知中共正总结经验教训，准备发动强大攻势时，怯于我军的战斗精神，最终作出从1950年5月13日开始悄悄退出舟山的决策。我军获息后，61师立即跟踪追击，先后解放了登步岛、朱家尖，再从沈家门登上舟山本岛，与22军部队会师，至18日，舟山群岛全部解放。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台州海面一江山岛、大陈岛未能及时解放，暂被拖延下来。1952年夏，随着朝鲜停战谈判开始，21军又奉命加紧海上训练，准备解放上下大陈岛屿，广大干部战士写血书、表决心，誓死为解放浙江海岛作出贡献。但时隔不久，又通知停止海上训练。以后得知消息，当时中央军委决定将沿岸海岛和解放台湾一起来考虑。不久，21军奉命执行抗美援朝任务，21军的防务由朝鲜回来的20军接任。

这里，不是要讲21军在浙江有多少战功，而是说21军在浙江练就了海上作战的技能。野战军之区别于其他部队，就在于战略机动中能适应各种自然环境开展对敌斗争。历史上的北方是重马轻舟，南方是熟驾舟楫，故有“吴越之败，败在不善马战”之说。21军在浙江近4年，弥补了这种不足，是战争能力上的一次提升。这是浙江的大自然和人民给予21军的一种恩赐，也是21军不会忘却浙江记忆的重要部分。

三、浙江人民向21军输送了大批知识青年，极大地改变了部队的文化结构，为“向文化大进军”作出了贡献。

21军从进军浙江，解放杭州的那一天开始，就重视吸收知识青年参军入伍，到1950年舟山战役结束的1年时间里，接收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知识青年不少于3000人。这个数字同兄弟部队相比，可谓独占鳌头，全军居首。这是21军的文化传统与浙江的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成果，也是21军与兄弟军相比的一大特色。前已讲到，参与解放浙江的10支野战军为什么唯独21军接收知识青年特别多？正如《三野十大主力传奇》一书中唯有将“有文化”这顶桂冠加冕了21军，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首先，21军有重视知识分子和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就以创建这支部队的先辈将领，如张云逸、徐海东、高敬亭、郑位三、罗炳辉、彭雪枫、邓子恢、吴芝圃、黄克诚、张爱萍、韦国清等等来讲，不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领导干部，就是工农化的知识分子。罗炳辉是《从奴隶到将军》的原型人物，但他以自身的经历告诫部队要重视文化建设。彭雪枫的“三件宝”（骑兵团、文工团和拂晓报）全军出名，在豫皖苏地区建骑兵团本身是文化思想的结晶；办文工团、拂晓报更少不了知识文化。

其次，这支部队发祥于大别山，先与日军拼杀于江淮，继而与“国军”鏖战于齐鲁、豫皖苏，从华中到华东，除了大别山都是文化相对繁荣地区，最后来到浙江，如牛闯进了“文化菜园”，自然美美地饱餐一顿。解放杭州接收了第一批知识青年入伍，随着转移到萧山、绍兴，再进军金华、丽水、温州，转而台州、宁波，都是浙江文化发达的地区，每到一地，吸收一批知识青年。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浙江的人文精神是浙江人的文化基因，自然也成了驻军部队的文化基因之一。

再次，当时军师领导的儒将魅力，吸引着大批知识青年。如杭州解放次日，浙江省学联在浙江大学召开庆祝杭州解放和纪念五卅运动30周年大会上，应邀参加会议的政委王静敏，不仅他自身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老知青”，而且在演讲中的风度儒雅，既幽默又有鼓动力。还有随他参会的组织科长马贝禾、宣传科长鲁曼，在与青年学生接触座谈中，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两天后，这支部队离开了杭州，转移到萧绍，但许多大中学生还是追寻到萧绍去参军。当年许多艺专（今中国美院）的学生，就是这样参军的。在浙江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江南笛王”的赵松庭，著名书法、篆刻家刘江，画家裘堂等都是从21军文工团转业回来的。

诚然，21军招揽知识青年比其他部队多的另一个原因是解放之初，不仅部队需要，而地方发动群众工作更需要知识青年。所以，学校党组织也动员更多青年学生从事地方工作，让21军获得先机之利的“第一桶金”。大批“知青”的参军入伍，大大改变了部队本身的文化知识结构，并在“向文化大进军”运动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1950年舟山战役结束后，部队在担负着剿匪、保卫海防、协助地方建立各级政权的同时，开始组织文化学习，开展扫盲运动，特别是1952年开始，在总政统一部署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向文化大进军”运动。这是军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各级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设立办公室、军办速成中学、师办速成小学，团负责抓好在职干部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学习，营设干教（干部文化教员）集中抓排连干部学习，连以扫盲为重点，开展互教互学，包教包学等活动，保证不让一个战士戴着文盲帽子复员回家。全军上下总动员：要么当教员教文化，要么当学员学文化。从各级指挥员到炊事员，从文工团员到机关工作人员，全力投入文化大进军，让一大批知识青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句话成了动员文化大进军的最高指示和学习的强大动力。历史上的军队文化都是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只需要愚蠢无知的打手，不需要有文化觉悟的战士。旧中国文化落后，人民军队也改变不了文盲众多的状态。如今“泥腿子”打败了“黄埔生”，取得了胜利，该补上文化这“课”了。这是正规化、现代化的基础，是军队建设更上一层楼的金钥匙。

有的调皮战士说，打仗不是靠笔杆子，还是要靠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文化比罚做苦工还难受，对学文化缺乏信心。但一听是毛主席说的，怪话牢骚也没有了，学习自觉性也提高了。军队办事像打仗一样，任务目标一经确定，就全力以赴。学文化也如此，提口号也带火药味，“向文化进军”叫“攻占文化山”，表决心学文化叫“上火焰山”，认字叫“抓俘虏”，认犯难字叫“攻碉堡”。教员们积极创新“速成识字法”“速成写作法”，全力以赴，力求高效率。这样，经过1952年的文化大进军，基本完成了扫盲任务。部队入朝后，军部在原教导团的基础上，在扬州改成速成中学，这里的文化教员，可以说是集全军文教的精英，都是清一色浙江入伍的知识青年，他们在同工农干部相结合道路上成了工农化的知识分子。

21军真正改变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从浙江开始的。1951年是新中国在抗美援朝口号下第一次大规模的征兵活动。21军在浙江就地征兵的入伍青年就不再有文盲的成份了。这是21军建军史上一次转折与飞跃，也是浙江人民对21军作出的具有特殊意义与作用的一次贡献。正如当年接收培养这批知青后来成为军副政委的朱恭文，在为《21军在浙江》专题撰文的标题中所称的，《感谢浙江人民送来的好儿女》那样，是浙江与21军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关系和深切的怀念。

四、浙江为21军师团职干部成家立业创造了条件，为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当年的师团干部，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入伍的。当兵的目的就是“救亡图存”“打完鬼子回老家”。抗战胜利了，接着又从民族战争转化为阶级斗争的解放战争。许多人还是怀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想着能在“打老蒋，分田地”后回老家，期盼着在共产党领导下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这就是民主革命时期一般干部战士的思想反映。新中国成立时，这批师团干部的年龄都已进入30上下。尽管这批干部未必想过成为终身的职业军人和在部队成家立业之事，但军队建设需要他们，并按年龄的自然规律，正该是婚配生子的时候了。

大家知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胜利成果为袁世凯篡权后，不得不在广东建立第二次革命基地，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由南而北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胜利定都南京后，就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广东出钱，湖南出兵，浙江出官，江苏出太太”。北伐战争的胜利，该是干部婚配成家的时候了。然而，蒋介石集团在北伐途中，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共产党被迫独立领导革命，实行武装起义，上了井冈山。后来又被蒋介石“围剿”赶出苏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落脚陕北延安。

这样，经过10年内战，8年抗战和3年多解放战争，先是由南向北，再是由北向南，打垮了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了新中国。21军最早创建人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作为这支部队来说，正如张震所说：“21军有着光荣的历史，她是由红军师（61师）、八路军师（63师）、新四军师（62师）3个完整的师组织的一个军，在人民解放军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支部队”。从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开端，到皖南事变后改为2师，由山野2纵、华东2纵，再到三野21军直到渡江战役进军浙江，进入历史新时期，正该是这支部队的建军骨干成家立业之时了。前所有述，浙江人民将3000多名优秀儿女送进21军，即使其中的十分之一是女同志，也有三四百人，可以较好地解决军、师、团主要领导干部的婚姻问题。

必须指出，这种具有革命时代特征的婚姻问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干部的生活私事，而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后如何保持革命化基础上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要正确对待的问题。当时许多女知识青年清高自大，看不起工农干部，但在实际接触中，认识到经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工农干部内心世界的精神实质。这批女知识青年与工农干部在婚姻问题上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正因为这样，在部队干部的恋爱和婚姻问题上，既有各种戏说，也有各种美谈，如当年3个师长的3位夫人不仅都是浙江入伍的女知识分子，而且都是3个师文工队演白毛女的主角演员。

总而言之，21军在浙江战斗、工作的4年，是与浙江人民结下深厚感情的4年。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既是解放初所有解放所到之处建立军地军民关系的特性，更是21军与浙江人民关系的特性。21军是当年曾有过70个野战军的番号，经过多次裁军调整，保留着的18个集团军之一。尽管当年军师领导如今健在的已经不多，可贵的是一代一代的领导没有忘记当年战斗过的浙江。2009年，舟山市纪念登步岛战斗60周年时，21集团军派副军长高亢参加了会议，还有61师副师长赵建宏与登步乡签订了《军民共建协议书》，从机制上开展互帮互学，表示要以登步岛战斗精神，继承红军传统，建设美丽登步岛。

更可喜的是，2010年1月7日，当年指挥登步岛战斗的61师师长，最后在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离休的胡炜同志，经属下建议，在参加登步岛战斗60周年纪念的原总政群工部部长王克卿将军和《激战登步岛》一书主编郑怀盛大校，返京向胡老军长汇报纪念盛况后激情地表示说：“在这场战斗中，有380多名我师官兵和船工血洒登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0年来，我先是工作忙，后来是身体原因，未曾去感谢政府，悼念战友，一直很遗憾。人总是要走的，我走后，把骨灰撒在登步岛上，与烈士们、战友们同眠。今天在此表达这个心愿。”当时在座的还有兰州军区原副司令员刘光甫、国防大学原校长裴怀亮、登步岛战斗时的师副政委后任捷克大使的李清泉、当年的182团团长陶继藩等。

登步岛乡政府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这个喜讯，并表示在烈士纪念碑旁建一座几个平方的陵寝，让这位老师长百年后在此长眠安息，使登步精神激励登步乡建设。

毫无疑问，这位红军师师长、21军老军长的心愿，将标志着21军与浙江的特殊关系，长留在浙江大地和无限的历史空间里。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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