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臻峰|《山路悠情(16)》——第四篇 十年农耕之漩涡险境

文摘   2024-09-05 00:00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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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向臻峰,1948年2月出生于湖北黄梅县。1966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农耕十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重返书窗。曾任林业部桂花示范林场总场副场长、湖北瑞发公司副总经理、雷竹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武汉长绿集团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生态科学研究院院长。系二级正高职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北京林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国家林业部“林业行业国家标准评审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讲师团”成员,湖北省第二届“科技领军人物”。长期研究林学,有8项科研成果获国家林业部、湖北省政府科技进步奖及科研成果推广奖。在国家级、省部级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部分论文获中国林学会和省级林学会“优秀论文奖”,并入编林业部《专家论文选集》、团结出版社《中国农业发展文库》、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经济文库》。编剧和执导科教片《雷竹高产栽培技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制成光盘在全国发行。国家级刊物《中华魂》、湖北省政协刊物《世纪行》,对其业绩均作过长篇专题报道;中央电视台、湖北台对其录制和播放过《人物专访》。编著并出版了专著二部,新著《山路悠情》,翔实地记录了在人生中亲历的人物和史事。书中附录了报刊有关文章,其讲话和与友人诗词酬唱及交驰的微信等,是为佐证。


第二章


漩涡险境


1968 年 10 底,我回到家乡不久,在与大队里的干部群众接触中,立刻就感觉到两派严重对立的氛围,己到了剑拔弓张、势不两立的地步。


从朱穴大队历史沿革看,它是由上片的旭光大队、下片的民主大队合并而成,合并后的朱穴大队领导班子成员,上片人数居多,占优势;我老家向畈在下片,进大队班子成员少,处于弱势,两片存在矛盾,明争暗斗不断上演。


从“文革”初期、中期两派争斗的烈度看,朱穴大队居全区各大队之首位,在全县农村中也颇具特色。


在县“革委会”班子成员中,一派群众组织二号头领朱建国,其家属就住在朱穴,受其政治影响,有大批人员是该派的中坚力量。如朱建国的哥哥朱金济,这位“土改”时就是民兵连负责人,“文革”时担任土桥区该派武卫连连长,带着武卫连成员,东征西讨。仅朱穴大队参加武卫连持枪人员就达五人。朱穴大队干部中,以朱丙灿、朱焱祥二位为首,有文化、有才干、有威望,是大队“革委会”班子成员。与我同村的向焕珍,是土桥区供销社该派组织负责人。土桥区中学的该派学生组织一号头领孙德明,亦是朱穴大队人。区中该派学生组织,在土桥区范围内活动量大,影响也大。


作为对立的另一派,自成体系,势力亦强大。县里另一派三号头领王某,他的连襟姨夫潘某,是土桥区原区委书记,“文革”初期打成区“走资派”,多次在朱穴大队会场被批斗,潘和王两家眷属和岳母李娥老,就住在朱穴大队。“文革”中期,区“革委会”成立时,原区领导干部吴金荣任“革委会”主任,潘某仍未“解放”,被晾在一边,内心有积怨,自是难平。


朱穴大队“文革”前原书记朱某余,其同村二个堂妹,分别是潘某和王某的妻子,朱与两家关系亲密。受潘、王的政治影响,朱某余无疑是坚定地站在其派别一边。因此,朱某余在“文革”中,也曾有过免职、挨斗的经历。原朱穴大队干部中,贫协主席李某、民兵连长张某、村干部朱某安等人,与朱某余同一派系,命运相连,职场同上同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在“文革”初期和中期,我一直在县城和一中,很少回老家,根本未介入朱穴大队的两派斗争,甚至一些大队干部,还是离校回乡之后才认识。因此,开始我还乐观地认为,我与区书记潘某、大队书记朱某余过去无交集、无利害冲突,“文革”中更没有得罪过这些领导。现在我回乡当农民了,应该是相安无事,不会无端卷入朱穴大队派性漩涡中而受到冲击。


然而,时局变化之快,往往出乎人们意料。1968 年 10 月底,省“革委会”通知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赵正恒,速赴汉参加省“学习班”。不多久就宣布赵被撤职,由县武装部长许成礼接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派群众组织头目伏波等人,也被撤职,从县革委会清退;一些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县级干部,陆续被“解放”,恢复职务重新工作。县级领导班子问题一解决,县直单位、区、乡、大队各级领导班子,也很快易帜换人。朱穴大队原书记朱某余,重新恢复职务,而朱丙灿、朱焱祥二位从领导班子中清退下台。黄梅对立的两派,轮番此消彼长,大起大落,历经辉煌与萧条,荣耀与失落。一些人春风得意,扬眉吐气;一些人又屡遭厄运、垂头丧气。


朱某余书记官复原职后,在整肃对立派干部和群众组织成员的同时,也摸清了已回大队的黄梅一中“老三届”学生共 7人,将我和朱登久、朱高清、李德华四人列为整治对象,对朱国清、孙德汶、朱丙祥三位校友又较仁慈。这“区别对待”的策略实施后,我被波及株连,恰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朱某余书记重掌大队政权后,迅速展示出其“仁政”和亲情的一面是:让朱国清招工入黄石市省拖拉机厂,朱发祥推荐进入县教育系统,孙德汶招干为乡镇干部。我和另三位校友则较为坎坷,唯朱高清体检合格后,由于接兵的军队干部执意要带走他,高清的父亲动用社会资源,找朱某余书记做工作和求情后,才“放他一马”。朱高清后来在杭州空五军部队提干,转业后安排在浙江省湖州市工作。我和朱登久、李德华三人则一直卡在农村,直到 1977 年恢复高考后,三人均考入大学后才离乡。


我在大队十年之中,接连发生的几件事,让我领教到朱穴大队干部以派划线,整肃异己的手法确实强势与厉害。


(一)强势实行三不准:


1、不准当兵入伍:1969 年 1 月,驻浙江杭州市空五军到黄梅县招新兵时,我与本大队朱高清同学(黄梅一中 1967 届高中毕业)一起报名、体检均合格,接兵的干部也很乐意高中生入伍。但是,在大队政审中,尽管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无问题,但大队书记以“当兵名额不足”的原因,被卡下不能走。


2、不准招工进厂:我的一位堂兄向水发,在武汉长江航运管理局工作,1969 年 11 月,来黄梅县招工。当年招工对象是近几年退伍军人和“老三届”知青。他与区、乡、村领导商量,希望对我放行入职长航。但区、乡、村均卡住不予放行。1971年 3 月,在黄梅县水泥厂工作的二哥向国正,受其厂委派在县内招工。他与区、乡、村洽商,欲招我入职县水泥厂亦未成。至此,我躬耕乡野,屈在低楣,倍受折磨。


3、不准推荐上学:1972--1973 年,我在湖北郧县配属 5751部队新修襄樊至重庆铁路。1973 年 8 月上旬,黄梅民兵团审批15 名“老三届”民兵,进入黄冈地区广济师范学校读书。我因在团部工作期间表现优秀,经过民主推荐,获团部批准。8 月 26 日,我回黄梅办理户口、粮油关系转移手续时,本大队书记朱某、藕圹乡书记陈某经请示区领导潘某后、设卡不允。9 月 6 日,我无奈重返郧县黄梅民兵团。


(二)三次无理夺教鞭


1、1968 年前,朱穴大队民办小学校址在桂新屋,教师学历均为初中以下,其中有四人仅为小学毕业。1968 年 10 月,我回乡后,部分大队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从 7 名回乡务农的黄梅一中高中毕业生中,挑选优秀知青充实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经大队“革委会”研究批准,我和朱登久二人于 1968 年 12月进校任教。我的教学水平屡受校长袁艳钦的赏识,老教师张权志、蒋玉璋等的好评。


1969 年 4 月,朱穴大队在区、乡领导安排下,召开全大队群众大会,对本大队原“革委会”领导干部朱丙灿、朱焱祥进行批斗,宣布撤消其在大队领导班子中的职务。将已回乡的土桥区中学生组织头目——孙德明拉上台站着“陪斗”。会议结束前,刚刚重新复职的大队书记朱某余宣布,我与朱登久老师,立即回生产队务农,学校另再选配教师。


2、1974 年 1 月,黄梅民兵团完成了襄渝铁路郧县白云山至将军河段隧道、路基主体工程,全体民兵返回黄梅,我又在生产队务农。


此时,县教育局决定将朱穴大队学校办成全县重点示范小学。为此,教育局派出由教研室主任白云生任组长、黄石远、夏游田、黄新诚三人为成员的长期驻校工作组。工作开展一个月后,工作组认为校长张某,学历低,且刚从部队复员,不熟悉教学业务,难以胜任校长工作。于是,土桥区教育组向国珍与驻校工作组白云生组长商量,意欲招我进校任校长。此,他们专程与土桥区、朱穴大队做工作,进行勾通商议。于县教育局情面,区和朱穴大队终于同意。于是,在当年 2 月中旬我再度进校任教,担任朱穴大队学校校长。


在我进校前,学校几任校长均为小学毕业;因大队干部亲友或裙带关系,教师里初中文化以下者竟有 8 人,而大队回乡的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却有 10 余人务农而闲置不用。


我上任后,在区文教组大力支持下,重用了因个人或家庭直系亲属等原因,曾被大队闲置不用多年的知识分子童亚、朱席明、朱登久等人。我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制订各项规章制度,重点抓好文化课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兼学别样,如引导学生社会实践,学工、学农等,奋力开创学校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通过教师队伍的调整充实,促进了教学水平迅速提高,校风大变,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一年后,学校正式列为全县重点小学。由县教研室白云深主任为组长的驻校工作组,积极探索教学改革的工作经验。10月,我出席了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专题材料印发全县与会代表,并刊载于当年《湖北教育》杂志。后,我受聘该期刊特约通讯员,在该刊发表多篇文章。


1975 年 4 月,我出席了黄冈地区教育工作会议,在大会上受到“先进教育工作者”表彰。6 月,又出席了黄梅县“团代会”。7 月,学校本届毕业班统考,学校语文、算术人平总分及升学率,居全区小学第一名。连续几届毕业班中,一批品学兼优的尖子生进入黄梅四中后,高考时都录入全国知名高校。


1975 年 9 月中句,全区教育工作现场会在朱穴学校召开,我在会议上介绍了学校工作经验,受到与会人员的好评。当年,上级强调学校开展“学工、学农、学军”运动。此,朱穴小学建有学农基地,有二块水田种水稻,操场东南角有几亩旱地,种植豆类、棉花和瓜菜。


1976 年 5 月 15 日,全区教育工作现场会,计划在朱穴学校召开。为此,教育局驻校工作组及学校师生提前几天进行各项工作的筹备,尤其对学农基地进行了锄草、施肥、修路等劳务,以备与会代表参观。5 月 14 日上午,有大批送葬人员的队伍,进入学校大门后,在操场停棺稍息,准备从学农基地中穿行。抬棺者中,有逝者同村人——大队民兵连长张某,送葬人员中,有逝者亲戚——大队书记朱某余。为避免送葬队伍践踏基地农作物,我带几位老师上前,要求朱书记劝说人们绕道基地旁新修的道路。朱说:“这个工作不好做,抬棺人要走哪,就让他们走哪!” 张连长说:“抬棺不问路,哪里好走就从那儿走!”为此,我与民兵连长张某和送葬队伍发生了激烈冲突。招棺和送葬队伍人多势强,我和老师们拦都拦不住,眼睁睁地看着几十人在基地里横冲直撞地穿行,将农作物践踏精光。工作组白云生主任十分气恼,次日只得临时取消会议代表参观学农基地的计划。我当场气愤地质问大队书记、连长:“明天的现场会怎么开?你们在现场都不制止,对大队学校的工作,这是在补台还是拆台?身为大队主要领导如此作为,你们还当什么大队书记、民兵连长?


我那气愤的质问,触犯了二位大队官员的“龙颜虎威”。怒气未消的张连长事后与大队朱某余书记商量,决定非对我整治不可。一个星期后,他们就宣布撤消我校长职务,回家务农,这是大队领导对我实施第二次夺走教鞭。


这一决定遭到区文教组的坚决抵制,5 月 20 日,驻校工作组及土桥区文教组找大队朱书记,言明“向校长在学校工作很出色,他劝阻送葬队伍不能践踏学农基地,是为了保护学校利益,若因此被撤职回生产队务农,是不合乎社会常理!”他们重

申要求保留我校长职务未果后,朱书记改为将我调至大队综合场,当个闲职副场长。


如此的报复行为,也激怒了县教育局驻校工作组。驻校工作组白云生组长,很快将我被无理免职的事情,向县教育局主管副局长胡题鸣同志汇报。当年 9 月上旬,教育局撤消驻朱穴大队工作组,在其它区镇另选试点学校,工作组随即撤出朱穴小学。白云深主任在离开朱穴小学前,还与区文教组商议,对我要进行保护和关照。


3、1976 年 9 月上旬,土桥区五祖中学急需语文教师,区文教组又调我至该中学任教。由区文教组长期核发“代课”工资。


我非常感谢区文教组和五祖中学领导的厚爱与器重,益自淬励,决心为教学工作贡其微勤,竭尽驽钝。


1977 年 3 月中旬,土桥区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在五祖镇中学举行,区教育组安排我主讲示范公开课,我认真备课,撰写教案,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地讲解,寓教于乐,师生形成良性互动。区文教组辅导老师李超白对这堂公开课进行了现场精彩点评,教案受到与会领导和老师很高的评价。


正当我在五祖镇中学埋头苦干、勤于教务之际,社会上却已风云变幻,世事纷纭,社会变革,影响深远。


当时,黄梅县各级政权人物,依势变换。1977 年 1 月后,黄梅县原革委会主任赵正恒被捕,一派群众组织头领伏波、朱建国等 6 人再度收监。刚从部队复员的土桥区邮电所职工刘赤兵也被关押,土桥区卫生院医生梅文成(我同屋邻居童亚妻子),仅因顶撞过区武装部长王大柱,就以“群众扭送”的名义,送进监狱。


1977 年 4 月中旬开始,黄梅县级机构及县二级单位科局,再从区级到生产大队,各级都在开办“学习班”,对本单位的“文革”运动进行清查与清理。


1977 年 4 月 11 日上午,朱穴大队派一名干部李某,持大队介绍信找到五祖中学校领导交谈一番后,然后在教室通知我:“现在就回大队开会”。我当即质疑地说:“我正在讲课,要我回大队开什么会,我不能去!”校领导看到双方僵持不下,于是他为难地对我说:“既然大队坚持要你去开会,你将教材、备课本放到寝室,就跟他去一下,开完会再回学校来教学。真是“事出突然必有妖”,我一走出校门,李某将我带至大队综合场,由大队书记朱某余宣布我从当日起,再不能去五祖中学校作代课教师,必须进大队清理“学习班”,并宣布相关纪律, 强调日夜不能离开综合场。朱书记安排李某、朱某安等大队干部,对本大队几位审查人员监管控制。这是我第三次被夺走教鞭,无奈地别离中学师生,走下挚爱的三尺讲台。


我当即愤而质问朱书记:“文革时我是普通中学生,既未当过群众组织头领,也不是持枪的专业武卫连成员,更没有参与任何‘打、砸、抢’活动,你们凭什么把我关进大队‘学习班’?


朱答:“你是反动报纸‘黄梅风雷’的编辑,写了无数文章!”


我说:“‘黄梅风雷’仅是一派群众组织和县‘革委会’所主管的小报,你为何妄言该报是反动报纸、诬称我是编辑,你搞清楚报社编辑是那几个人吗?”朱傲然地抖狠:“你跟我老实点!你屋场右派分子童某,他老婆梅某某就是因为顶撞领导,态度恶劣,蓄意伤害王部长而被‘群众扭送’,关进县里大牢!”我当即耻笑反驳:“梅某某医生被关,是区武装部长王大柱耍官威的报复行为!真实的原因是王大柱找梅医生单独谈话,要她揭发区医院一派头目文群树的材料。王见梅面容漂亮,顿起淫心。


王当面抱住梅强吻时,梅奋起反抗,将王上嘴唇咬破,留下四个被咬流血的齿洞。你身为大队书记,竟然为王部长掩盖丑行、为虎作伥,就不怕千夫所指?”朱气极败坏地安排专案成员:“把老向这个人给老子看紧点!


18 日上午,在大队部召开了一场批判会,批判在大队“学习班”里接受审查的全部人员。在会上,藕圹乡一位副书记宣布:因参加文革运动的原因,撤消朱丙灿、朱焱祥原大队书记和大队会计职务;其余人员不作组织结论和处理,一律回各生产小队务农。为期一星期的大队清理“学习班”,算是草草收场。


20 日上午,我先后来到土桥区文教组和五祖镇中学,向各位领导和教师们辞行,学校同事们为我的境遇叹息不止。我只得正式回到生产小队务农,重操旧业。当年冬季,就被派往县里水利工地,终日忙于挖河挑土和筑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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