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纪德说：重要的是目光，而不是所见。见，只能得到具体的物；而目光的转化，带来的却是全新的世界。
那么，当下中国人的“目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文字学大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回答，可能是最好的——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自身太熟悉，熟悉带来的只能是如数家珍、敝帚自珍、亲亲相隐、为尊者讳。只有透过他者的眼光，重审自身，才能真正知道自身的好与坏、得与失，以及那些自身永远看不到的侧面。
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究竟从世界看中国的什么？
▲“贸易封锁”，刊载于1890年的《顽童杂志》
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对于中国人，看世界如何看中国的历史，无疑是最好、甚至是必需的一个。
当下市面就有多套从世界看中国的绝佳通史读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写法。构成了中国人从世界审视中国的绝佳开始。
论体例庞大、范围广阔、大师编写，首推费正清主编的英国《剑桥中国史》。
这部《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也许有的问题，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
而论史观前沿、方法论革新、问题意识浓烈，则首推卜正民主编的美国《哈佛中国史》。
与一般的史学著作侧重政治经济史、人物事件史不同，这部《哈佛中国史》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搭建起族群、社会、生态、文学体系以及科学发明，同时关注普通人和知识精英的日常生活。在方法论上，多从内部分析问题，兼以考察外因、内因的相互影响，以及偶然事件如何造成连锁式影响，多以历史叙事追问历史真实之类的论题。乃至有人认为，“剑桥”之后，但看“哈佛”。
《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早已名满天下。其实还有一部成书时间更早，视野更加新颖、结论更加独辟蹊径，却不为人所知的通史，那就是内藤湖南主写的日本《京都中国通史》。
▲内藤湖南
这本书是20世纪上半叶，由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奠基人物内藤湖南及其学生冈崎文夫缀合而成。《京都中国通史》除了日本人的视角、扎实的汉学考据、兰克学派带来的实证精神之外，还至少有以下三大特点，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思考方法。
▌特点一：独特的分期——三大分期说
▲1910年，内藤湖南拜访罗振玉，同年提出三大分期说
在西方，历史最大的难点，在分期，特别是中世纪以后的历史可用混乱形容；但中国自秦汉以来，王朝更迭是常态，所以几乎所有的中国通史，都按朝代分期写就。才有了24史，也因此才有了梁启超“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感叹。民国以后的单行本中国通史，其实依然难逃这个窠臼。
这样的分期忽视了历史的延续性，造就了我们以为改朝换代，天下就大为不同的历史错觉。其实秦汉之间、明清之间只是换了帝王，其他一切都没改变。而两汉貌似没换帝王，其实早已天下大不同。
正因如此，《京都中国通史》认为，应该效仿西方，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远古至东汉中期是上古史、十六国至唐中叶是中世史、宋至清是近世史，中间有两个过渡期，东汉中叶至西晋、唐末至五代。
内藤湖南这样分期，依据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皇帝政治运作方式的转变，二是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消长。
可以说国学大师陈寅恪毕生的研究都受京都学派分期与视角的影响。而这种分期法，也早已成为了后世史家大尺度审视中国历史的常用分期。
▌特点二：独特的论断——唐宋变革说
▲《清明上河图》局部
除了历史三分说之外，最令京都学派名扬天下的非“唐宋变革说”莫属。
内藤湖南从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立场来观察，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
诸如唐以前始于东汉的世族政治已经转变为宋以后的君主独裁政治；
一般人民已从世族集团的隶属中获得解放而有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可能；
货币经济趋于旺盛；
庶民文化逐渐兴起等等
如果把这些一系列的诸多历史演变现象来综合观察，便应该能够理解唐代以前确是中国的中世，而自宋代起则已迈入近世了。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宋变革论。此说一出，石破天惊，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一般历史认知。
陈寅恪成名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其实就是对这一说法的延伸与回应；而中国唐以后，尚武精神的缺失、贵族的消亡、流氓的兴起、科举的兴盛，甚至后面一系列中国历史的沉沦等感性认知，也终于有了理论化的解答。
▌特点三：独特的视角——文化中心论
京都学派把文化中心的变迁，视作中国历史的动力。
内藤湖南认为，古代的中国文化在其特定的时代和地域内形成了所谓的“文化中心”。宋之前的文化中心，在洛阳、长安间转化。宋之后，政治中心北迁燕京，但文化中心却分离了出来，落在了南京，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分离状态。
政权在北方不断更替交叠，文化中心却一直在江南地区，广东地区在这个时期逐渐被包纳进中国文化圈之中，进而成为文化中心所在地。
所以，他说中国文化由内向外不断扩大发展的总趋势，使周边地区的落后民族在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后，继续向四周扩散，并且和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完成整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化。这一文化又反过来影响和渗透到中原地区的文化。
内藤湖南甚至认为日本文化正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民族文化。
在阐述文化中心移动说时，内藤湖南更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波动性质的，从内向外的发展就像波纹一样，遇到任何阻碍都会自动反弹回去，然后再以新的波纹向外发展，形成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越到后来，波动的中心就越衰老和虚弱。
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和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有若干近似之处。堪称以文化、文明审视中国历史的扛鼎之作。无数民国思想大师都曾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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