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是依据《汤液经法》而撰成，《汤夜经法》其书在南北朝时期尚存在人间，到了唐宋时就已失传，唐孙思邈在著《千金方》时一字也没有提到《汤液经》，但确在《千金方》中保留了许多古代的经方，只是不晓经方配伍法则而已，在东晋陈延之的《小品方》中也保留了许多古经方，从中可窥见经方的原始面貌。比如，在《伤寒论》中有奔豚汤，但是对其论述很不详细，恐怕是历代传抄遗漏丢失的结果，而在《小品方》中对此病论述颇详。《伤寒论》言及奔豚病的条文只有三条：
一是“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也，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此条文是指的太阳病发汗不得法而造成的误治，即误用汗法则伤肾，伤肾必发奔豚病，何以知之，肾有实则小便不利，是由于误汗大伤津液之故，实则泻其子，肾水之子是肝木，（实则泻之）故在治疗时用茯苓灸甘草之甘以泻肾实，用桂枝之辛以补肝虚，“肝恶急，急食甘以缓之。”故用大枣之甘以缓肝急。
二是“奔豚病，从少腹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者，皆从惊恐得之。”因为恐则伤肾，惊则伤肝，治奔豚病要从肝肾论治。
明白了《五脏用药法》中的经方配伍之秘，就可以把经方拆开，每一方不是治虚就是治实，但虚实治法不同，其遵循的原则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
肝虚则惊，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惊胆战如人将捕之，坐卧不安，此时宜用辛温的桂枝干姜等品以补肝虚，同时用苦甘入肾的药以治肾水而生木，更严重的话再用酸咸的药入肺以达金生水而水生木之效，五味共同配伍以补肝虚，同理，肝有实则易发火，生怒气，两胁痛引少腹，此时宜用酸味的枳实、白芍等品以泻肝实，同时再用咸苦之药入心治心，更需要用甘辛之药入脾治脾，因为子能令母实故也。《伤寒论》中的大小柴胡汤就是这类泻肝的方剂。《五脏用药法》中的大小泻肝汤也是这类方剂。
小泻肝汤治肝实，两胁下痛，痛引少腹迫急，当有干呕者方，用枳实、芍药之酸与生姜之辛配合，辛酸入肝故也。只所以再加上清浆水入煎，是因为辛酸入肝化甘之故，清浆水味甘之品入肝以缓肝急。
大泻肝汤用枳实芍药之酸以泻肝实，用黄芩大黄苦咸之品入心，用炙甘草生姜甘辛之药入脾，共同组合以达泻肝之效。
小补肝汤治疗肝虚而致的心中恐疑时多恶梦，气上冲心，头汗出，头目眩晕，药用桂枝干姜之辛与五味子之酸相合，辛酸入肝化甘，再用大枣之甘以缓肝急，四味药共达补肝虚之效。
大补肝汤治肝气虚，其人恐惧不安，气自少腹上冲咽，呃声不止，头目苦眩，不能坐起，汗出心悸，干呕不能食，药用桂心干姜之辛入肝以补虚，用竹叶之苦与山药之甘相合，苦甘入肾以生木，用旋覆花、代赭石之咸与酸味的五味子相合，酸咸入肺以生水，七味药共同组合以达金生水、水生木之效。
大补肝汤治癫怪病极效，其配方是：桂枝、干姜各45克，竹叶山药各30克，五味子45克，旋覆花30克，代赭石30克。一次煎成，分日三夜一服。
《金匮》妇人病篇立有治“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不可下也，宜枳实芍药散和之”的枳实芍药散实际上就是在小泻肝汤的基础上加减变化而来，改汤为散罢了，由此可知，此种产后腹痛是由于肝实之故，药用枳实芍药之酸以泻肝实。
心虚则悲，实则笑不休，治心之法，以咸补之，以苦泻之，心恶缓，急食酸以收之。
小泻心汤治心中卒急痛，胁下支满，气逆攻膺背肩胛，不可饮食，食之反笃，药用龙胆草加栀子之苦与戎盐之咸相合，苦咸入心化酸，心恶缓，急食酸以收之。故入煎剂时再加入醋之酸物以收之。 戎盐 + 龙胆草（咸） 栀子（苦） 咸苦入心化酸，以醋收之。
大泻心汤治暴得心腹痛，痛如刀刺，欲吐不吐，欲下不下，心中懊憹，胁背胸支满，腹中迫急不可奈者方。用龙胆草栀子之苦以泻心实，用升麻之甘与通草之辛相合，甘辛入脾化苦，用豆豉之酸与戎盐之咸相合，酸咸入肺化辛，火生土而土生金，此乃经方实则泻其子之妙法也。
心有虚则胸腹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心中痛，善悲，时眩仆。
小补心汤治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背痛彻心。此胸痹是因为心虚之故。《金匮》立有十二方治胸痹，其组方结构完全与经方配伍法则相同。心虚有寒可致心血受阻，现代所谓的冠心痛和心血管病都可用此法治之。药用瓜蒌薤白之咸入心以补心虚，用半夏之辛与咸味的药相合，共达辛咸除滞之效。当然在此方中也可用苦杏仁来代替半夏，因为苦咸入心故也。其只所以加入白酨浆，是因为心恶缓，急食酸以收之，汉代时的白酨浆就是现代的酸味饮料，但还不是真正的醋，用白酒也可以。《金匮》治胸痹就有栝蒌薤白半夏汤和栝蒌薤白白酒汤，其组方原理是相同的。但此方中必须有白酒或醋则疗效才佳。
大补心汤治胸痹，心中痞满，气结在胸，时从胁下逆抢心，心痛无奈。药用瓜蒌实和薤白之咸入心以补心虚，用桂枝之辛与枳实之酸相合，辛酸入肝以生心火补心虚，用厚朴之咸来入心加强栝蒌和薤白的作用，用半夏之辛助桂枝之力。入煎剂时以白酨浆之酸入肝既可助枳实又可缓心以收之。
《金匮》治胸痹十二方中，都是针对心有虚而设的方，因为“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阳微”是指心血虚，“阴弦”是指的肾。“胸痹，喘息，咳唾，胸背痛，寸脉沉迟，关上小紧数者，栝蒌薤白白酒汤主之”。药用瓜蒌薤白之咸入心以补心虚，用白酒之辛以入肝温通血脉。
“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者，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药用栝蒌薤白之咸补心虚，用半夏之辛入肝补虚化痰浊，用白酒入肝血温通血脉。
“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者，枳实薤白桂枝厚朴栝蒌汤主之。桂枝人参汤亦主之。”此二方可以合一方来治胸痹，则疗效更佳。
“胸痹，胸中气塞或短气者，此胸中有水气也，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皮枳实生姜汤亦主之。”此二方可以分治，也可以合方治。是虚则补其母之妙法。
“胸痹，时缓时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此方以大附子之辛以补肝虚，用苡仁之甘以缓肝急而除湿，不治心而治肝之妙法。肝恶急，急食甘以缓之。苡仁纯甘之品以制附子的毒性。
“胸痹，心中悬痛者，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用桂枝生姜之辛入肝温通血脉，用枳实之酸入肝以泻实，“胸痹，胸痛彻背，背痛彻胸者，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用乌头川椒附子干姜等一派味辛之药与赤石脂味酸之品相合，入肝温通血脉以治胸痹，是治疗冠心病的首选方，临证时可做成丸药缓缓而治之。
“胸痹，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者，旋覆花汤主之。”用旋覆花之咸入心以补心虚，用葱之辛和新绛（今人以茜草代之）之酸入肝以生心火，
“胸痹，心下悸者，责其有痰也，半夏麻黄丸主之。”半夏麻黄俱可入肝以补血虚兼除痰。“胸痹，心下痛，或有恶血积冷者，九痛丸主之。”此方用五味大辛之药入肝以温通血脉，用人参之甘以缓和药性，保肝护肝。
从以上治胸痹十二方可知，心血虚寒时，可导致冠心病的发生，故在治疗时要用温通的办法。傅青主在治疗真心痛时（即心肌梗死）主张用人参和附子大剂煎服，此方意与九痛丸相同，俱是经方“虚则补其母”之妙法也。
心有实则以苦泻之。小泻心汤用黄连黄芩之苦与大黄之咸相合，苦咸入心以泻心气之实。此方与《金匮》泻心汤主治药味均相同。
大泻心汤用黄连黄芩之苦以泻心实，用炙甘草之甘与干姜之辛，甘辛入脾，用芍药之酸与大黄之咸，酸咸相合入肺。
小补心汤用旋覆花代赭石之咸以补心虚，用竹叶之苦以泻心实，用豆豉或山萸肉之酸以收之。
大补心汤用旋覆花代赭石之咸以补心虚，用干姜之辛与豆豉或山萸肉之酸相合入肝，用竹叶之苦与人参甘草之甘相合，苦甘入肾。
脾有实则腹满泄利，而泻脾要用辛味之药。
小泻脾汤治脾气有实，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肢冷，脉微。用附子干姜之辛与炙甘草相合，甘辛入脾以治脾实。
此方与《伤寒论》四逆汤的主治药味均相同，由此可知《伤寒论》中的方都是博采于《汤液经法》中，只是张仲景为避道家之嫌，改变了部分方名，这是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根源的。
大泻脾汤治疗腹中胀满，干呕，不能食，欲利不得，或下利不止。用附子干姜之辛以泻脾实，用枳实之酸与大黄之咸相合，酸咸入肺，用黄芩之苦与炙甘草之甘相合，苦甘入肾，泻脾必须兼治肺金和肾水，因为肺肾是脾之子孙故也。
脾有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身重，苦饥，肉痛，足痿不收。药用甘味以补之。
此方与《伤寒论》的理中汤药味主治均相同。
大补脾汤治饮食不消，时自吐利，其人枯瘦如柴，立不可动转，口中苦干渴，汗出，气急，脉微而结者。用人参炙甘草之甘以补脾虚，用旋覆花之咸与白术之苦相合，咸苦入心，用干姜之辛与麦冬五味子之酸相合，辛酸入肝，补脾必须兼治心火和肝木。
肺有实则喘咳，凭胸仰息，泻肺要用咸味之药。
小泻肺汤治咳喘上气，胸中迫满，不可卧者。用葶苈子大黄之咸与芍药之酸相合，酸咸入肺故也。
《伤寒论》有葶苈大枣泻肺汤，其组方结构与此完全相同。
大泻肺汤治胸中有痰，喘不得卧，大小便闭，身面肿。用葶苈子大黄之咸以泻肺实，用黄芩之苦与炙甘草之甘相合，苦甘入肾，用干姜之辛与芍药之酸相合，辛酸入肝。
肾有实则腹满，面色黑，小便不利。而泻肾之药非甘淡之药莫属。小泻肾汤治小便赤少，少腹满，足胫肿。药用茯苓甘草之甘与黄芩之苦相合，苦甘入肾化咸以生津液故也。
大泻肾汤治小便赤少，溺血，少腹迫满而痛，腰如折，耳鸣者。用茯苓甘草之甘以泻肾实，用干姜之辛与芍药之酸相合，辛酸入肝，用大黄之咸与黄芩之苦相合，咸苦入心。
凡是小便不利者，都可用大泻肾汤治之。《伤寒论》中的五苓散、茯苓泽泻汤其组方结构与此相同，只是个别的药不同。肾有虚则腰痛，大小腹痛。要用苦味的药以补肾虚。
小补肾汤用地黄竹叶之苦与甘草之甘相合，苦甘入肾化咸，肾恶燥，急食咸以润之，故用泽泻之咸以润肾生津液。
大补肾汤治疗精气虚少，腰痛骨痿，不可行走，虚热冲逆，头目眩，小便不利。药用地黄竹叶之苦相合以补肾虚。用五味子之酸与泽泻之咸相合，酸咸入肺，用甘草之甘与桂枝干姜之辛相合，甘辛入脾，土生金而金生水，此乃虚则补其母之妙法。
综观上述大小补泻诸汤的配伍原则是遵循《难经》“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之旨的。因为东方肝，肝有实要用酸味的药来泻之，西方肺，肺有虚也同样要用酸味的药以补之，南方者火也，泻南方之火要用苦味的药，而苦味药在泻南方火的同时也能补北方肾水之虚，这也就是后世医家所言的“火有余乃是水不足”，补北方之肾水可以泻南方之心火，这种用药法自唐宋以来已失传千年有余，由此可知，中药治病的关键是气味的组合，也就是《本草经》所言的五味四气。
“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用药之五味入五脏以补虚泻实，凡病不是虚就是实，当然，虚实夹杂者也有，审其虚实即可用药，故仲景有言“相体虚实，察病轻重，采取方法，权衡用之”。
病有虚实之分，也有轻重之别，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病轻可用小方，病重要用大方，视其虚实而补之泻之，以我病之脏为中心，生我者为父母，我生者为子孙，五行循环，周而有序，但必须找准病位之脏，左右旋转而用药，所谓“阳退为补其数七，金数也；阴进为泻其数六，水数也”即是补虚泻实之道的高度概括。
二、误用清下则伤心，用泻心的方法，药用黄连黄芩之苦以泻心实，用人参炙甘草之甘与干姜之辛相合，甘辛入脾化苦，同样泻心。
上述五首救误治泻方可以指导《伤寒论》，因为在《伤寒论》中有许多被医生误治的条文，明白误治所伤之脏，可以加深条文的理解。比如《伤寒论》条文“服桂枝汤后，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何以用白虎加人参汤，因为太阳3/8表病服桂枝汤只能微汗出才能治愈此病，而病人服后大汗出必然伤肾，此时急用苦甘入肾的白虎加人参汤以救之。
类似条文在《伤寒论》中甚多，举一反三可也。在今本《伤寒论》中，散见着大量的针对医者误诊误治后而出现的救误补偏的方法论，这一治疗大法，就是来源于《汤液经法》，但是这一救误补偏方法论已失传千年有余，唐宋以来的医家，并不清楚这一关键的方法论，于是就出现了错误解释《伤寒论》误治条文现象，今举一例而证之。比如“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太阳病在外证未除的情况下，只能先解表后治里，万万不可用下法来治疗，若误用下法则伤心，导致“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所谓的表里不解，是指既有太阳8/4或3/8的表证，又有少阴9/5的里证，但多数注家在注释此条文时，因不明白三阴三阳的实质，又不清楚六病的传变顺序，更不知道误治伤人后的救急之道，以药测病，误将此条文的下利理解为太阴病下利，此误也，而实际上此条文的下利是误下伤心后而导致的少阴下利，根据《汤液经法》误用清下则伤心的救治原则，故用苦甘而辛的桂枝人参汤，以治少阴9/5之下利，表里双解，在此方中药物的剂量甚为关键，生甘草4两党参3两 桂枝4两 干姜3两白术3两，为什么甘辛之药用14两，少阴9/5之和数，是14故也。其中的煎煮法更是独特，上五味。以水9升，先煮4味，取5升，内桂枝更煮取3升，去渣，温服1升，日再服，夜一服。
某女，31虚岁，初诊，两年来常发腹痛，腹泻，昨晚受凉后，又出现腹痛腹胀，大便溏泄3次，并感身疼恶寒，口中和，不思饮，舌苔薄白，脉沉细，此为太阳太阴合病，与桂枝人参汤，结果服一剂身疼痛减，服三剂身疼痛已，仍纳差与茯苓饮消息之。这是一则经方大家胡希恕的医案，其辨证论治水平还算可以，但还停留在经验医学层次，只是治已病的中工而已，但诊为太阳太阴合病，此误也。应该是太阳少阴合病，何以知之？以《伤寒气数图》即可知晓，此女31虚岁时，正患的太阳病少阴证，太阳表证未除而少阴里证已现，故用桂枝人参汤双解表里之法，即可治愈。
味咸皆属火，旋覆花为之主，凡属味咸之药都可补心虚，大黄、泽泻、厚朴、硝石等品是也。
味甘皆属土，人参为之主，凡属味甘之药都可补脾虚，甘草、大枣、山药、茯苓等品是也。
味酸皆属金，五味子为之主，凡属味酸之药都可补肺虚，枳实、赤白芍、豆豉、麦冬等品是也。
味苦皆属水，生地黄为之主，凡属味苦之药都可补肾虚，黄芩、黄连、苍白术、竹叶等品也是。
此二十五味药俱是诸药中之精，学者可择而用之，以类广之。经方配伍之秘都隐藏在一幅《汤液经法图》中，其中有苦酸除烦之组合，栀子豉汤是也；有苦辛除痞之组合，半夏泻心汤之类是也；有辛咸除滞之组合，栝蒌薤白半夏汤之类是也；有甘咸除燥之法，大黄甘草汤、调胃承气汤之类是也；有酸甘除痉之法，芍药甘草汤类是也。明乎此则何方不可解。
药食同源是古经方治病的一大显著特色，在金匮中，就立有治杂病“妇人脏躁，悲伤欲哭，数欠伸，象如神灵所作者，甘麦大枣汤主之”的方法论。长期以来，医家救治此类患者，无不使用小麦入煎，其治疗效果还算可以，但如果使用五谷之长的大麦入煎则疗效更上一筹，何以有如此差异，这还得从药物的五味入五脏以补虚泻实的经方配伍法则谈起，因为妇人悲伤欲哭，是由于心虚血少，而补心虚之药非咸味的药莫属，大麦正是味咸之品，我们本地俗称其为草麦，其性与小麦味甘之品不同，治疗肝病之麦芽就是大麦加工而成的。经方中常用大麦粥给病人吃，因为胃不和则烦而躁，大麦粥是甘咸除燥之品，能和胃气故也，那么为什么医家用小麦也能治愈此病，是因为小麦甘草大枣同是味甘补益之品，入肝以缓肝急，治肝也就治心，肝木能生心火故也，而若用大麦入煎，则大麦味咸之品直接补心血之虚，与甘草大枣纯甘之品入肝缓肝结合，甘咸除燥，直中病机，其疗效更佳，由此可知，明白经方配伍法则，则天下无遗草，能治病的草药和食物何止万千。
外感天行十六方解秘 敦煌遗传之《辅心诀五脏用药法要》已出版。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大小二旦六神等汤，《伤寒论》以此诸方为基础加减变化，引而伸之，明白此数方的组方结构对于学习古经方至关重要。现将此16神方示之：
张仲景撰《伤寒论》时博采旧经方，其中的方名有所改变，这是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决定的，曹操遍招各地方术士，仲景惟恐被曹招去，便改变《汤液经》之道家方名，以避嫌而已，免其帐前之苦，害怕落个华陀的下场。仲景的智谋过人之处，由此可见一斑。无规矩不成方圆，破译《辅行诀》可将经方配伍之秘大白于天下，张大昌之功甚伟矣。山西李保柱经验整理。
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本是一部书，即《伤寒杂病论》。这是一部中医史上关于辩证施治最为经典的著作，因此，该书所载的方剂被后世称作“经方”。书中方剂，以其组方严谨，疗效卓著而流传于世。因张仲景之后此书经历了失散和后人的重新编撰，加之该书语言古奥难懂，所以给后人对此书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后世医家曾通过各种角度对《伤寒杂病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就。
但是同时也出现在了许多观点相左的解释。然而，《伤寒杂病论》毕竟是一部医学著作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她是一部论述辩证施治的专著。成为中医经典，即不是因为她的文学风格也不是因为她的语言艺术，而是她的辩证施治理论与方剂应用于临床实践“效如桴鼓”。所以，解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最贴切的就是《伤寒杂病论》本身及其临床实践。对于一个经典医学理论体系的解释，不但要从逻辑上站得住脚，更重要的是能够被临床实践所验证。
《伤寒杂病论》中的每一个方剂都有一个适用范围，且用之得当都能取得非凡的疗效，所以《伤寒杂病论》的生命在于临床实效，理解她的理论；学习她的方法；使用她的方剂都不能离开临床应用。下面就以书中的常用方剂小柴胡汤为例，依据小柴胡汤在临床应用中的相关统计资料，分析一下小柴胡汤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疾病与小柴胡汤适应证之间的关系、疾病与方剂之间的关系等，进而从临床应用的角度来分析理解《伤寒杂病论》的辩证体系。小柴胡汤的药物组成：柴胡半斤、黄芩三两、半夏半升、人参三两、甘草三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
小柴胡汤的适应证：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为便于讨论，仅列小柴胡汤适应证的四大主证，并将其余所有的小柴胡汤适应证作为一个整体与四大主证一并称作“小柴胡汤证”。其他方剂类此。
小柴胡汤临床有治验的现代病名：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肝炎、脂肪肝、胆囊炎、胰腺炎、肝硬化、气管炎、哮喘、心肌炎、高血压、心律不齐、肾炎、肾病综合征，肾绞痛、尿毒症、癫痫、神经官能症、美尼尔综合征、神经性休克、糖尿病、甲亢、睾丸炎、性机能减弱、附睾炎、经前期紧张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耳前庭神经元炎、中耳炎、结膜炎、巩膜炎、鼻炎、淋巴结炎等。（只选择有代表性的病名而非全部）
为了能够更好的说明问题，我们把以上现代病名中的胆囊炎一病单列出来，并把对胆囊炎有临床治验记载的经方方剂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对胆囊炎有治愈案例的经方方剂：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桂枝人参汤、乌头桂枝汤、麦门冬汤、橘枳姜汤、滑石代赭汤、栀子豉汤、栀子甘草豉汤、栀子生姜豉汤、栀子厚朴汤、大黄甘草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栀子干姜汤、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黄连汤、半夏干姜散、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小陷胸汤、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四逆散、枳实芍药散、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栀子大黄汤、茵陈五苓散、大黄硝石汤、当归芍药散、大黄附子汤、黄芩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大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温经汤、大黄牡丹皮汤等。
从以上资料中我们至少可以明晰以下几个问题：
不言而喻，经方体系中的每一个方剂在临床应用中都有着与上述小柴胡汤相同的特性，这正是我们理解经方体系的一个基础，也是关键所在。在《伤寒杂病论》中，每一个方剂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适用范围，（即某某方证）这个适应范围不是某一个单一的症状，而是由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症状组成的一个特定的症状群。仅凭一个孤立的症状很难作为确定方证的依据。比如“发热”一症，小柴胡汤证可见、麻黄汤证、桂枝汤证、白虎汤证、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等很多的方证中都可能出现发热的症状。临床上仅凭一个症状或脉象根本就无法确定适用的方剂。只有一个症状（包括脉象）和其他症状同时出现时才能互为佐证。比如，当“发热”与“呕”同时出现时就有可能是小柴胡汤证（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当发热与“脉浮紧”、“身疼痛”、“恶寒”等症状同时出现时则有可能是麻黄汤证。《伤寒杂病论》中所谓方证的实质，就是在总结方剂临床应用经验的基础之上，归纳出来的方剂与特定症状群之间规律性的对应关系。而每一个方证所对应的都是患病人体的一种特定的病理状态。
人体之所以患病，是因为在外界致病因素和自身体质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人体内部的平衡受到破坏的结果，或者说是人体自身出现了某种偏差的反应。（这与现代医学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具体是人体的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中医认为患病人体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正是人体内部所出现偏差的直接反映。或者说患病人体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症状正是人体患病后的病理反应。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对此做了很多的论述，如“胃家实”、“虚故也”等等。后世医家也对此进行了诸多归纳与“发挥”，下面仅以其中的 “八纲辩证”、 “六经辩证”与“辩方证”为线索。围绕经方辩证体系做简要的分析。
首先是“八纲辩证”。所谓的“八纲”即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关于“八纲辩证”历代医家做过大量的论述，简单的说就是中医在掌握了患病人体症状反应规律的基础上对人体所发生的某种偏差的一种定性的方法。例如阳明病的大承气汤证，中医认为此时的人体处在一种“里、实、热”的阳性状态。这正是中医的最大特色之一。（现代医学对此类病只能认识到某某炎症之类的疾病现象，但是对造成这种现象的 “实热”却丝毫没有认识。）具体的分析，“八纲”中“阴阳”有赖于其他“六纲”，当其他“六纲”的性质确定之后，阴阳自然也就明确了。凡言“阴阳”必有其他“六纲”为内容。
“寒热”则是确定阴阳的关键，也是在临床辩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寒者必为阴证，热者必为阳证。但是“虚实”却有在某些情况下随“寒热”而改变其属性的特点，比如，单独论“虚实”时，虚则为阴性，实即为阳性。但当虚与热同时出现时，虚则随热而同属为阳性，而当实与寒同时出现时实亦随寒而属阴性。八纲中的表里是言病位所在，但概括不够全面，尚有一个“半表半里”不在其中。严格的说，八纲是后人在总结经方辩证内容时，加上了浓重的教条色彩。为了凑一个“八”而舍弃了许多重要因素，比如瘀血、水气等等辩证内容，已很难从“八纲”中表现出来。概括的说，“八纲辩证”的重点侧重于病性方面，在临床上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
其次是“六经辩证”。这是《伤寒杂病论》中被后世医家炒的最热的一个内容，也是理解经方辩证体系的一个关键。如果说“八纲辩证”是侧重于病性分析的辩证方法的话，那么“六经辩证”则是从病位入手结合病性分析而确定治疗原则的一种辩证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张仲景的“六经”本意。根据上述对小柴胡汤临床应用的分析，张仲景之“六经病”应该是由特定的症状群组成的六类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病理状态。人体患病实际就是人体的抵抗力与致病因子之间发生作用时（即正邪交争）的一种反应，但是由于体质的差异，症状反应的状态也不相同。当人体的抵抗机能表现为一种亢进状态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相应的症状，比如“发热恶寒”或“蒸蒸而汗”或“脉浮、脉弦”等等。
张仲景就把此类反映人体亢进状态的症状定性为三类阳性病，即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当人体的机能表现为一种陈衰状态时，比如“但欲寐”、“下利清谷”、“脉细微”等等，则定性为三类阴性病，即少阴病、厥阴病、太阴病。也就是所谓的“三阴三阳”。在三阳病中，凡是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症状为主要反应特征时，就定义为三阳病里的表证，统称之为太阳病，或者叫做表阳证。而发生少阳病典型症状反应时即称之为少阳病，或称半表半里阳证。发生阳明病典型症状反应时就称之为阳明病，或称为里阳证。当症状反应表现为以“脉微细，但欲寐”为主要特征的阴性状态时就定义为少阴病，或称作表阴证。而症状表现为太阴病典型特征时就称为太阴病，或称里阴证。
当出现即非太阴症也非少阴病的阴性症状反应时，就统称为厥阴病，或称半表半里阴证。（详见六经病提纲，因厥阴病提纲有些特殊，本文暂不做详细讨论）辨别阳性证与阴性证主要还是以“八纲辩证”中的“寒热、虚实”为依据。热者为阳，寒者为阴，“虚实”同样有随“寒热”而变的属性。这样，“六经辩证”实际已经涵盖了“八纲辩证”的内容。这里面已概括了表、里、半表半里、寒热、虚实、阴阳。于是便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辩证体系。但是依然无法涵盖经方辩证体系的全部内容。（比如：停水、瘀血等）尽管《伤寒杂病论》以三阴三阳六病分类，但是张仲景并无意将其作为统领所有辩证因素的一个“万能大纲”，不然就不会再以相当大的篇幅来论述杂病部分了。尽管“三阴三阳”的分类方法确实概括了大多数常见病的症状反应规律。但是，还有很多 “杂病”难以恰如其分的归属于某“经”之列。其实“六经辩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它揭示了大部分常见病的症状反应规律。
比如，凡是症状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基本特征的一类疾病，不管是什么脏腑发生了病变，都应归属于太阳病，而在治疗中也都必须遵循太阳病的治疗原则。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明。它从临床实践的角度证实了中医整体观的正确性，即：人体的所有疾病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病变，而只是整体疾病的一个局部反应。另一方面是为确定治疗原则提供了病理基础。比如：凡是太阳病都以发汗为基本治疗原则；阳明病都以“下之”或清热为治疗原则；太阴病则以温里为治疗原则等等。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临床实践中用“六经辩证”的方法进行辩证施治时对于某些杂病并不能十分吻合，即使是本经病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能完全适用。
例如：太阳病原则上当发汗，但是有许多特殊情况，即使是完全表现为太阳病的症状也不能用发汗的方法来治疗。如体液代谢不正常（小便不利或频数）；严重失血（衄家、疮家）等等，所以张仲景还特别注明了诸多不可发汗的条件。尽管如此，假设《伤寒杂病论》不用这种六类病型的分类方法的话，那么整个《伤寒杂病论》的论述就会变的异常的复杂和繁琐。所以张仲景在本意上并没有把所谓的“六经”概念化、绝对化的意图。仅用一个“六经辩证”来概括极其复杂的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理解经方辩证体系也不应该人为的使本来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应象临床上的“有是证用是方”一样，有什么辩证内容就研究什么内容。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辩方证”。它是《伤寒杂病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在临床上，所有的辩证施治都是以搜集症状开始，最终以确定治疗方剂结束。它的一端是辩证的启始点（搜集症状）另一端则是施治的落脚点（遣方用药）。虽然每个方剂都有一个特定的适用范围，或者说是对应着一种特定的病理状态。（如麻黄汤证就是人体欲以出汗的方式排病于体外，但又不得汗出的一种状态）但是在临床实践中，不同的方证之间却存在着大量的症状交错现象，这就使中医的辩证变的非常复杂。例如小柴胡汤证中的“心烦喜呕”、“嘿嘿不欲饮食”等症状在很多其他方证中都可能见到，而且小柴胡汤又有“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俱”的特点，所以临床上极易出现把其他方证当作小柴胡汤证而投以小柴胡汤，或是把小柴胡汤证当作其他方证而误投其他方剂的情况。
因此，必须对同时出现的众多症状进行整体的综合分析和归类。也就是用前面提到的“八纲辩证”与“六经辩证”等辩证方法进行分析定性。在对疾病做准确的定位、定性的分析之后，最终还必须具体的落实到某一个方剂上，也就是要有一个确定方证的过程。所以说“辩方证”是整个辩证施治的最后一环，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以太阳病为例，按治疗原则当发其汗，但却不是所有的发汗方剂都能适用，还必须进一步的分析是脉浮紧还是浮缓，是有汗还是无汗，有无烦躁等等，从而确定适用麻黄汤还是桂枝汤或是大青龙汤等等。这是整个辩证施治的最为关键的一步，如果辩证很正确，但是对方证却不能熟记于心，或是理解不到位，在最后确定施治方剂时就容易出现偏差而不能确保疗效，甚至可能会出医疗事故。
综上所述，“八纲辩证”也好，“六经辩证”也好，“辩方证”也好，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来诠释张仲景的辩证体系，但是又都不够全面，只有把这三种方法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才能从中体悟张仲景经方辩证体系的全貌。一个中医辩证体系之所以如此的难以概括，正是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人体和疾病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临床实践中显的尤其突出，当患者所现症状与某一方证有所出入时，还有必要对相应的方剂进行加减。（但必须是在经方理论体系指导之下的加减）有时还会同时出现两或两个以上的方证，还必须将相应的方剂合方应用等等。很显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绝不是一本在症状与方剂之间画一个等号的小册子，当然她也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杂烩”。她科学客观地揭示了人体与疾病之间的规律、疾病反应与方药之间的规律。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不仅揭示了患病人体客观存在的症状反应规律，同时在此规律的基础上，还制定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疗原则和适应这些治疗原则的百试百验的特效方剂。这不仅是中医医学的一个高峰，也是对人类医学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下面我们就以三个问题开始说：第一个就是自己对经方体系的一点理解吧；第二个方面对经方应用方的一些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对胡希恕老师和冯世伦老师的学术思想的一点理解就是自己在学习中的一点体会。那么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对经方体系自己的一点认识，先从中医里面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说起。我在青岛有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都学医十年了，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中医临床疗效都不理想后来就决心学经方，认识他们后就约我到青岛去过一次，其中我有一个学生他做过六年药剂师，对他本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我就跟他聊，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药剂师(也就是在药店里抓药),我觉着他对中医开方的现状还是很了解的，我就问他：“你以前做药剂师的时候，一天收了一百个处方，那么你这一百个药方里面有多少是经方？”他想了想就对我说：“一百个方子里面要是能有五个经方就算是多的。”也就是说他这一天的中药处方里经方占不到百分之五，这是我学生的一个情况。
像这类情况大家应该知道的也不少吧，凡是从事临床工作的应该都有这方面的经验，甚至你现在看看包括网上的一些东西，杂志上的一些东西都是这样的情况。再比如说最近的我们遇到的甲流看一看预防甲流的药、治疗甲流的一些药方，我现在一直在关注着它，现在我们当地甲流还很少，但是我很关注这些问题。我在网上看看了这么多天，就只有一个人发帖子甲流在有的地方在用经方治，用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经方，其他的帖子基本上都不是在用经方。这里边就带出一个问题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再仔细的去想一想，咱就说中医的经典。经方嘛，大家都知道张仲景的这套经方体系是中医里面的经典，我们再去仔细的想一想他这个经方经典经典到什么程度，它是不是中医的经典呢 ？
大家都知道中医里面的经典都是一些古书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内经》再往下就是《伤寒论》再排在《伤寒论》后边就是《金贵要略》那么在《金贵要略》的后边，这里边就开始有分歧了，有的人说是《神农本草》还有的人说是《温病条辨》咱不说别的了，就说多了的这两种说法。咱们再退一步，就是把四大经典改成三大经典，因为第四大经典有争议，所以我们就退回来，我们就讨论前三个经典，这前三个经典《内经》、《伤寒》、《金贵要略》，就这三本书。而且这里面《金贵要略》和《伤寒论》是同一本书，实际上这也就是两大经典没有争议，大伙都公认的。我们仔细去看这两大经典，严格的说《黄帝内经》它不是一本方书，不是讨论方剂的，它侧重于针灸这一方面，侧重于中医的理论基础这一方面，有关方剂的书，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贵要略》就毫无疑问的被列为中医的经典的经典，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
但是我们的现状却发生了一个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的局面，大家都说是经典，张仲景是医圣，张仲景的书没人看，张仲景的方没人用，说张仲景的书没人看，这句话有点过了。我看过这样一篇小的文章，说有一个老中医，他带着自己的徒弟去河南张仲景的老家，等于说是我们中医界的朝圣吧。到那个张仲景那儿去拜一拜，去了以后，恭恭敬敬的在张仲景的塑像前磕了三个头，张仲景的老家也算是一个旅游景点， 有些在那摆地摊卖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卖那种线装的书 ，这时候他的徒弟就说去买本书带回去，这个时候他的老师就制止了。他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张仲景虽然是医圣，但是他的书不可看。
在他的眼里，他认为仲景的书不是一本完整的书，是一本残卷，不如看后世医书。这件事就说明中医的一种现状或是一个问题，我们下面沿着这个思路再往下继续去想，我们现在就必须去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医的精髓？这个问题看来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件事，在中医界还统计不了，说什么的都有。在座的学员们都对经方比较熟，而且对胡老的学术思想比较了解，我们在这先把我们的答案摆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做分析，中医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实际上中医本身就是一门经验医学，他的理论是从实践经验中来的，他的治疗实践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来的。包括他的针灸、中草药治病所有的这些办法都是从实践中来的，都是经过验证的办法，然后把它整理成体系就是经验医学。真正这么说的人不多，因为在中医人的心目中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中医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医学，怎么能是经验医学呢！好像很多人是不想用这个字眼来形容中医的精髓，我想用另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不管是经验医学还是经验科学也好， 它就真的那么掉架那么没脸面吗？
这个事我还很少听说这么去想。我们去看一个发展很成熟的例子，在实际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遇到的一门课，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力学，小到我们现在用的一把剪刀大到到我们的宇宙飞船，我们的卫星上天，所有这些东西都离不开力学，甚至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是喝一口水也要利用地球的引力把它顺势喝下去，我们看看这个经典力学他到底是一门什么学问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经验科学。大家都知道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当时的牛顿在苹果树下睡午觉，一个苹果砸下来 ，砸在他的头上，砸出一个万有引力定律。
实际上这就是说一个苹果掉下来砸出一个牛顿的灵感，牛顿想这个事不是一天两天了，从那时发展下来的力学到现在，已经能把人造卫星、宇宙飞船送到天上去。但是我们对力学的最基本东西根本无所知，就是力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们人类根本没有办法捕捉到力，那么它的物质存在到底是什么，形态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利用力做了那么多事，甚至我们有那么多的公式哪里来的？
实验来的。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的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在两个物体的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那时讨论最热烈的是我给别人一个耳光他也给了我一个相同的反作用力，等于我没打他呀！他也打了我呀！这种定律怎么来的呀？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从实践中当然也有推理的成分试验出来的 。我们再想想我们的中医 ，中医最宝贵的比如随便拿一个方子泽泻汤 ， 只有泽泻和白术 ，泽泻量是白术的一倍。当初古人是怎么想到用它来治病呢？而且不但想到治病还用它来治特定的病，胃聚冷水引起的头晕 、晕冒非常灵 。当初是怎么想到的，这也没什么窍门。有的学者就说是上古传下来的 ， 这个不可信。因为没有什么证据 。那么古人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方子呀？
肯定是通过反复的实践经验得来的。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经验医学和力学相比较，我们的成就绝对不亚于力学，不要看力学把人造卫星送上天，我们中医的医学从实践中来的， 《伤寒杂病论》113方来之不易 ，能试出这些方子绝对不是一夜就能试出来的。经方的疗效我会放在经方应用中讲，经方疗效这么好的方子来的很不容易。不管是现代医学还是其他医学，还没有能超过它的，这个咱们在后面会详细的说经方疗效方面的。
实际上，我们这样说中医的精髓就是从实践经验当中得出的方法和结论，既然能认同中医的精髓是经验，我借胡老的话说“古人治病认识的规律到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古人对规律的认识和解释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现在具体到经方上，中医作为一种经验医学已经非常伟大， 不要以为他是经验医学就有损他的光辉形象，实际上是对它的最高褒赏。（本文来自/李冠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