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中，有一段这样的官方对林语堂先生的介绍：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性灵，幽默，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粉饰太平。1936年居留美国，1966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
林语堂的一生，除了1927年曾经短暂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外，没有参与过政府工作，1936年以后长期旅居海外，主要用英文发表著作，很少评论国内事务，为什么他会和胡适一样成为如此严厉批评的对象呢？以至于在我学习鲁迅先生的时候，相当长时间觉得林语堂是一个坏人。
林语堂在大陆官方落得如此评语主要和他与鲁迅的一段交往有关。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最大的几年，他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一时，“幽默”、“闲适”成为一种风尚，与此同时，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崛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文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林语堂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论战，但是他显然同情梁实秋，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说法。林语堂是在那个拿笔做刀枪，用文学去战斗的时代，倡导“快乐无罪”，敢于提倡生活情趣，带有相当享乐主义色彩的作家，这让鲁迅很反对。鲁迅认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是“匕首和投枪”，而不是什么雅致。他多次讽刺林语堂这种小品文。
林语堂认为，国家危亡也要吃饭撒尿，文学除了对作者自己服务，没有其他服务对象，这么多年过去了，林语堂的小品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没有用文学跟政治走得太近。
